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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本名元崇，陕州硖石人。父亲善意，贞观年间，任隽州都督。元崇曾任孝敬皇帝挽郎，应下笔成章科考试，朝廷授给他濮州司仓参军的官职，后经五次升迁任夏官郎中。当时契丹来犯，攻陷河北好几个州郡，军事要务堆积，元崇剖析决断，如水分流，都有条理。则天很稀罕他的才干，越级提拔他为夏官侍郎，又接着任命他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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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历初年，则天对随侍左右的人说：“过去周兴、来俊臣等审问关押于奉诏令特设的监狱中的犯谋反罪的囚犯，朝臣们交互牵扯株连，全承认犯有造反叛逆罪，国家有法律，朕哪能违反。这中间曾怀疑无辜受害、滥施刑罚的情况，又派近臣到狱中亲自询问，都得到囚犯们的亲笔供词，承认犯罪是实，朕不再怀疑，就批准了周兴、来俊臣的报告。近日周兴、来俊臣死后，再没有听说有造反叛逆的人，这样看来，以前被处死的，岂不是有受冤枉被滥杀的吗？”元崇回答说：“自垂拱以后，被告身亡家破的，全冤遭酷刑被迫认罪而死。告发的人特别把这当成立功，天下称为‘罗织’，比汉代的党锢之祸更厉害。陛下派近臣到狱中询问，近臣也不能自保，怎敢对已断的案子有所动摇？被审问的人如果翻案，又害怕遭酷吏毒打，将军张虔勖、李安静等都是这样。依赖上天降福，陛下醒悟，诛灭凶恶小人，使朝廷平安无事。自今日之后，臣以微贱之躯及一家百口担保现任内外官吏再没有造反叛逆的人。请求陛下以后得到控告状词，只是收存保管，不必推究审问。如果后来有证据，说明造反叛逆是实情，臣请求接受知而不告的罪名。”则天非常高兴地说：“以前的宰相都顺应促成这事，贻误朕成为滥用刑罚的君主。听卿所说的话，很合朕的心意。”这一天，则天派宦官送一千两银子赐给元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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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突厥叱利元崇图谋叛逆，则天不愿元崇和他同名，于是改名元之。不久转任凤阁侍郎，依旧执掌朝廷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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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四年，元之因为母亲年老，上表请求解职侍奉老母，言辞极其悲伤，则天不好违背他的心意，于是任命他为相王府长史，不再执掌朝廷政事，使他得以奉养老母。这一月，则天又让元之兼任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元之进言道：“臣服侍相王，不便于又执掌兵马。臣不是爱惜生命，害怕不利于相王。”则天认为他的话很对，让他改任春官尚书。这时候，张易之请求把十位京城的大德僧人移派到他在定州私设的寺庙里，僧人不愿前往，极力诉说，元之决定停办这事，易之多次提出，元之终不接受。因此易之向则天进谗言诋毁元之，则天改命元之为司仆卿，依旧执掌朝廷政事。后来又让他出任灵武道大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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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元年，张柬之、桓彦范等谋划诛杀张易之兄弟，元之正好由灵武军中回都城，于是参与谋划，因立功被封为梁县侯，并赐给他封户二百。则天传位给太子，移居上阳宫，中宗率领百官迁到皇宫作息，王公以下无不欢欣鼓舞，互相祝贺，唯独元之呜咽流泪。彦范、柬之对元之说：“今天哪里是哭泣的时候！恐怕您的灾祸要从现在开始临头了。”元之说：“我侍奉则天的时间很长，突然这样分离，感情发自内心，想忍也忍不住。过去和你们一起诛灭凶恶的逆臣，这是当臣子的人平常应该做的。哪里敢说有什么功劳；现在离开原先的君主而悲伤哭泣，也是臣子应有的最后礼节，由此而得罪，确实心甘情愿。”没多久，元之出任亳州刺史，又转任常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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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即位，征召元之入朝，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接着又升任中书令。当时玄宗在东宫，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宋王李成器任闲厩使，岐王李范、薛王李业都掌管禁军，朝外的议论认为这样不利。元之同侍中宋璟秘密地向天子进言，请求让太平公主迁往东都居住，派成器诸王到地方任刺史，以安定人心。睿宗把这事告诉太平公主，公主大怒。于是，玄宗上疏说元之、宋璟等离间皇室兄弟，要求给他们加罪，于是贬元之为申州刺史。又转任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元之处理政务追求简约严肃，百姓官吏曾立碑记载他的功德。不久任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在新丰驿讲习武事，征召元之代替郭元振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升任紫微令。元之因避开元尊号，又改名为崇，天子进封他为梁国公。姚崇坚持不接受封户，于是玄宗取消他原先的封户，但又特别赐给他新的封户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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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中宗的时候，公主外戚都上报天子请求度人出家当和尚尼姑，也有拿出私人财产建造佛寺的，富户壮丁，都营造寺庙以逃避徭役，和尚尼姑远近充斥。到这时候，姚崇进言说：“佛不在身外，只须求之于内心。佛图澄最有德行，对保全后赵并无益处；鸠摩罗什多才多艺，不能挽救后秦的灭亡。何充、苻融奉佛，都遭到败灭；齐襄帝、梁武帝佞佛，也没有能免除灾祸。只要慈悲发自内心，行事有利于他人，使百姓安乐，也就是佛了。何须妄度奸诈之徒出家，让他们败坏佛法？”皇上采纳他的意见，命令有关主管部门审查僧徒，因有名无实被勒令还俗的有一万二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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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四年，山东发生大蝗灾，姚崇进言说：“《毛诗》说：‘抓住那害虫，放到火里烧死。’又汉光武帝的诏书说：‘努力顺应时令，鼓励、督促农民耕田织布，除掉那蝗螟，以及其他害虫。’这说的都是除灭蝗虫的意思。蝗虫既然知道怕人，也就容易驱逐。又禾苗都各有主人，救护一定不辞劳苦。蝗虫既然会飞，夜间必定要扑火，晚上设置火堆，在火堆边挖坑，边烧边埋，蝗虫是可以除尽的。这时山东百姓都烧香拜神，设祭祈福，眼看蝗虫吃禾苗，手不敢靠近。自古以来蝗虫不能除灭，不过由于人们不肯效命出力，只要使大家齐心合力，蝗虫一定是可以除灭的。”于是分派御史到各道督促捕蝗。汴水刺史倪若水坚持进言说：“蝗虫是上天降下的灾祸，自然应当靠修养德行来消除。从前刘聪的时候捕杀蝗虫没有成功，为害反而更加厉害。”于是抵制御史，不肯从命。姚崇大怒，发公文告诉倪若水说：“刘聪是伪皇帝，德不能压过邪；今日朝廷圣明，邪不能压过德。古时的好太守，蝗虫不进入他的辖境，如果说修养德行可免除蝗害，那岂不等于说蝗害是由于没有德行才招致的吗！现在坐视蝗虫吃禾苗，怎么能忍心不救？由此造成饥荒，你自己又怎么能心安？千万不要迟疑，自己招来悔恨。”于是，若水用烧埋法灭蝗，捕获蝗虫十四万石，扔进汴渠里流走的蝗虫更计算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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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朝廷里议论纷纷，都认为驱逐蝗虫是不利的，皇上听到这些话后，又问姚崇。姚崇说：“平庸的儒者拘守经书文字，不知变通。凡事有违背经书的说法而合乎道理的，也有违反常理而符合变通原则的。从前魏时山东有蝗虫伤害庄稼，由于略微忍耐一下而没有立即除灭，致使庄稼全被蝗虫吃尽，百姓饥饿，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后秦时有蝗虫，庄稼和草木都吃尽，牛马饥饿，到了相互咬毛吃的地步。现今山东蝗虫到处都是，仍在尽力繁殖，实在罕见稀闻。河北、河南地区，粮食贮存不多，倘若庄稼没有收成，百姓哪能免于流离失所？事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不可拘泥。即使灭蝗不能灭尽，也还比不灭蝗造成灾害强。陛下爱惜生灵，憎恶杀戮，这件事不须麻烦陛下发布敕令，请容许臣发公文处置。如果蝗虫不能除灭，臣身上的官爵，请陛下一律免除。”皇上赞同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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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门监卢怀慎对姚崇说：“蝗虫是上天降下的灾祸，哪能用人力来控制？朝外议论都认为您这样做不对。又杀虫太多，会妨害阴阳气的调和。现在改变还来得及，请您考虑。”姚崇说：“楚王吞下蚂蟥，他的病就痊愈了；孙叔敖杀两头蛇，上天降福给他。赵宣子十分贤明，憎恨晋灵公放恶狗咬他而杀死了狗；孔丘近乎圣人，不爱惜祭祀用的羊。他们都志在安定百姓，考虑问题不违背礼的规定。现在蝗虫极盛，驱除它完全可能，如果放任它吃禾苗，那么蝗虫所到之地，庄稼都会被吃尽。山东百姓，难道应当饿死！这事我已经当面报告天子并决定下来，请您不要再说什么。如果拯救百姓杀死害虫，会因此招来灾祸，我愿独自承受，依据道义，决不会仰求您分担责任。”怀慎既然什么事都曲意顺从姚崇，终究不敢违背姚崇的意志，蝗害因此也逐渐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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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皇上刚即位，致力于兴立德政，军队国家的各种事务，多询问姚崇，同时的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不过从命罢了。姚崇独自担当重任，通晓为官之道。裁决政事不拖泥带水。但是放任他的儿子光禄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广泛接引宾客，收受馈赠，因此受到当时人的非议。当时有中书主书赵诲，得到姚崇的亲近信任，赵诲接受外国人的珍贵礼物，事情败露，皇上亲自审讯，将他下狱，并判处死刑。姚崇对他的罪做了结案处理并报告天子，却又想营救他，皇上因此不高兴。这年冬天，因特殊原因赦免京城的罪犯，天子的赦令中特别标出赵诲的名字，命令打他一百棍，然后流放到岭南。姚崇由此感到忧虑、恐惧，多次当面向天子请求让出宰相的官位，并推荐宋璟代替自己做宰相。不久授给他开府仪同三司，免掉了他的相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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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个多月，玄宗准备到东都，而太庙的房屋倒塌，皇上召见宋璟、苏颋询问原因，宋璟等报告说：“陛下的三年服丧期还没有完了，确实不宜出行。凡灾害、变故的发生，都是上天用来表示教训、警诫之意的。陛下应当更加尊崇正道，报答上天的旨意，姑且停止到东都去。”皇上又召见姚崇问道：“朕刚要从京城出发，太庙的房屋无故倒塌，这恐怕是神灵告诫朕不适宜东行吧？”姚崇回答说：“太庙的殿堂本是苻坚时所造。隋文帝创立新都，移宇文氏朝廷旧殿的木料建造太庙，（而宇文氏朝廷旧殿又是苻坚时建造的，）唐国家因袭隋代旧制，沿用了这座太庙，由于年深日久，木料都因腐烂虫蛀而毁坏了。山有腐土，尚且要崩塌，木料使用的时间已经很长，当然会折断，偶然与陛下的行期相合，并不是因为陛下要出行太庙才倒塌的。而且天子以四海为家，西京、东都又相连接，陛下因为关中收成很不好，而转运粮食到关中又要劳民费财，所以是为了百姓才决定到东都去的，哪里是没事自找麻烦劳累？东都的各个部门已经做好了供应计划，切不可失信于天下。依臣的愚见，旧的太庙既然已经倒塌，无法修理，希望把太庙的神位迁移到太极殿安置，另外改建新庙，以表达对先帝的真诚敬意。陛下的车驾应当按原先的计划立即出发。”皇上说：“卿的话正符合朕的心意。”赐给姚崇绢二百匹，命令有关主管部门恭敬地捧着太庙的七个神位到太极殿安置，并改建新庙。于是，天子的车驾赴东都。皇上又命令姚崇每五日上朝参见天子一次，仍然立于内廷供奉班次的首位，给予他的恩惠知遇甚厚。后来又任命他为太子少保，姚崇因病没有受职。开元九年姚崇逝世，享年七十二，朝廷赠给他扬州大都督，定谥号为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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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逝世前先分自己的田园家产给后辈，让众子侄各守本分，还立遗言告诫子孙，它的大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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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富贵，是会招来人们的怨恨的。贵那么神就会嫉妒你满盈，人就会厌恶你高高在上；富那么鬼就会窥视你的家，奴仆就会贪图你的财产。自开天辟地以来，书籍中所记载，凡德才浅薄担负重任而能命长无祸的，从未有过。所以范蠡、疏广等人，有知止知足的素质，前代的史书称赞他们。况且我的才能不及古人，却长时间窃得荣耀，地位愈高心里愈害怕，天子给予的恩惠越厚自己的忧虑越增多。过去在中书省任职的时候，得病身体虚弱，虽然始终不敢懈怠，而各种事务仍多有缺失。推荐贤才代替自己，多次有这种真诚的要求，天从人愿，终于得到天子的哀怜和应允。我在园林池沼间悠然自得，放任自己的形体，不受拘束，人生一世，这也就可以满足了。田巴说：“一百年的生命期限，没有人能达到。”王逸少说：“不过低头抬头之间的工夫，已成为过去的事迹。”这些话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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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见到诸位达官身死以后，他们的子孙既失去庇护，大多贫困，以至于兄弟不睦，一斗一尺的东西，也互相争夺。不但自己玷污自己，还辱没了祖先，不论谁曲谁直，都受到人们的讥笑、非议。又田庄水碾，既是大家所共有的，就难免相互推托、依靠，有时导致田园荒废。陆贾、石苞，都是古时的贤达，就因此在自己死前预先分好家产，以杜绝身后子孙们相互争夺。静心思想这事，深深使我赞叹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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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孔丘仅次于圣人，母亲的坟墓坏了却不修理；梁鸿十分贤明，父亲去世用席子一卷就下葬。从前杨震、赵咨、卢植、张奂，都是当世才德出众、见识通达的人，他们通晓古今之事，死前都有遗言，嘱咐应薄葬。有的穿洗涤干净的平时衣服，有的用一幅单层的绢束发，他们知道人的真魂一旦离身，还是快点腐烂为好，子孙都遵从他们已定的计划，至今成为美谈。凡是厚葬的人家，按常规都不是明智的，有的沉迷于流行的习俗，不能辨别好坏，都把厚葬当成忠孝，薄葬当成吝啬，以至于让死去的人招来尸体被戮、骸骨暴露的惨祸，活着的人受到不忠不孝的责备。这是令人悲痛的事啊，令人悲痛的事啊！死者没有知觉，自然如同腐土，为什么要费力厚葬，使原有的家业受损害？如果死者有知觉，那么灵魂也不在棺材里，又何必要违背君父的遗命，耗费充作衣食之用的资财？我身死之后，可用平常的衣服收殓，四季的衣服，各一套就行了。我天性很不喜欢官员的礼服，一定不要放进墓里，紫衣玉带，穿在身上也就很便当了，你们切勿违背我的这个意愿。而且神癯厌恶奢侈，阴间崇尚质朴，你们如果违背我的安排，使我在地下蒙受尸体被戮的灾祸，你们能心安吗？这事情你们好好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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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佛经，是鸠摩罗什所译，姚兴手拿本子，和他一起翻译。姚兴在永贵里造佛塔，用尽仓库里的财物，广事装饰，美盛庄严，而姚兴的寿命不能延长，国家也随着灭亡。又齐国据有山东，周国据有关石，周多除灭佛法，整治军威，齐则广招和尚，依凭佛教之力。等到两国一交战，结果是齐国灭亡。国家既然已不存在，佛寺又有什么用？奉佛求福的报应，是多么虚无飘渺！从前梁武帝以天子之尊舍身为寺奴，胡太后以皇后的身份当佛教徒，他们哪里只是身死名辱，都因此而亡国破家。近时孝和皇帝派使者买生物放生，耗尽国家财产造寺庙，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都度人出家，建造寺庙，度人用尽手段，造寺布满街道，结果全不能免于被戮破家，受到天下人的耻笑。佛经说：“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临刑心念佛菩萨之力，）大刀会一段段折断，（落入火坑心念佛菩萨之力，）火坑会变成水池。”近来由于努力修善断恶而得到富贵长命的有谁呢？生前的事容易知道，尚且感到修善没有回应，身后的事难于推求，谁见到佛教所说的那套东西有证据？而且五帝的时候，父不葬子，兄不哭弟，意思是说那时的人都长寿，没有夭折和遭横祸而死的。三王的时代，国运长久，人民得以休息，那时的人臣就有彭祖、老聃之类，都享高年。在这时候，还没有佛教，难道是抄写佛经、铸造佛像的功绩，供应斋食、施舍财物的成效吗？《宋书·西域传》中，有名僧撰写的《黑白论》，道理论证得清楚明白，足可解除深疑，你们应当读一读并按照它的说法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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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佛是觉悟的意思，在于内心。如果说万象的广大，不超出五蕴的范围，那么只要对一切众生都同样慈悲，只行善不作恶，也就可说是完全把握住佛道了。何必沉溺于浅薄琐屑的言论，被凡僧的说教所迷惑，把佛经中的比喻，当成实录，抄佛经画佛像，破产倾家，甚至于舍身也毫不吝惜，真可说是非常糊涂啊。也有的为死者修造佛像，名叫“追福”，为度脱众生而采取的灵活教法，虽有多种，但修善事必须自己发愿，旁人帮助难道应该得到善报？人们交相欺骗，逐渐形成风俗，损耗活人的资财，却无益于死者。假如有博学多识、通达事理的人，也同样被时代的习俗所约束。如来广施慈爱，意在利人，损害资财不足的众生，使资财有余的豪富和尚获厚利，如来是一定不会这样做的。而且死是常规，自古以来不能免，那么所制作的佛经佛像，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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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牟尼的根本大法，是百姓的大家，你们各自应当警惕，要使自己心中有正确法则，不要仿效女孩子们，终身不醒悟。我死后治丧一定不能实行佛教的有害办法。如果不能完全按正确的准则去做，必须顺应世俗的风尚，（从死的那一天到第四十九日，每隔七日祭奠一次，）那么，自第一个七日至第七个七日，任凭你们请僧人设斋会追荐。如果设斋会的同时必须布施，则应当使用我身边的衣物，不得用多余的资财，去干无益的冤枉事，也不得随便拿出私人财物，去顺应“追福”的虚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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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本以自然无为为宗旨，起初并没有趋于相互争竞的教说，而没有见识的人，羡慕僧人的获利，依照佛教的做法行事。恭敬地寻求老君的教说，也未见有设斋会的条文，道士的做法同于僧人，错得更远。你们不要受鄙陋习俗的约束，而委屈道士到家设斋会。你们自己去世，也要教育子孙按照我的这种办法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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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七年，天子又追赠姚崇为太子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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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的长子彝，开元初任光禄少卿。次子异，任坊州刺史。最小的儿子弈，自幼能自修身，行事谨慎，开元末年，任礼部侍郎、尚书右丞。天宝元年，右相牛仙客去世，姚彝的儿子闳任侍御史、牛仙客幕府判官，见到仙客病情危急，逼他上表朝廷，请求让姚弈和兵部侍郎卢奂代替自己做宰相。仙客的妻子借助宫廷的使者向天子报告这件事，玄宗知道后很生气，姚闳被判处死刑，姚弈被贬为永阳太守，卢奂被贬为临淄太守。姚崇的玄孙姚合，考中进士，授武功县尉，又升任监察御史，最后官做到了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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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旧唐书卷一百六列传第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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