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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做将领，号令清楚，爱护士兵，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羌人，他能诚恳接纳信任不疑，因此西夏军也不敢轻易就来进犯他统辖的地区。元昊请求议和，范仲淹被召回朝任枢密副使。王举正怯懦不敢直言不能胜任职事，谏官欧阳修等人说范仲淹有宰相之才，请求皇帝罢免王举正而任用范仲淹，于是范仲淹改任参知政事。范仲淹说：“执政官可以由谏官的几句话就得到吗？”他坚决辞谢不肯接受任命，希望和韩琦一同出京巡视边防。任命他为陕西宣抚使，还没有出发，又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恰逢王伦进犯淮南路，州县官中有不能守卫城池的人，朝廷准备调查核实后处死他们。范仲淹说：“平时忌讳讲究武备，贼寇来到时却专一责令州县官员以死殉职，应该吗？”未能坚守城池的州县官都没有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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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正急于实现太平，多次询问当世急需办理的大事，范仲淹对人说：“皇上对我信用至极，不过做事总是有先后，长期安定局面所带来的弊病，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革除的。”仁宗再次赐给他亲笔写的诏书，又为这件事打开天章阁，把二府大臣召来按条奏对，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回家后就奏上十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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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严明官吏升降制度。二府官员没有大功劳和完美品德的人不得升迁，朝廷内外官员必须在职任满三年，在京城各个部门任职的官员如果不是通过选任和保举而得官的人，必须累计任满五年，才能磨勘升迁，这差不多算是考核官员政绩的方法吧。二是抑制侥幸。取消乾元节给少卿、监以上官员任子的恩泽；正郎以下如监司官、边远地区的文官，必须在职任满二年，才可以享受恩荫任子；大臣不得荐举自己的子弟担任馆阁职务，这样任子制度就不会出现冗滥了。三是严密贡举制度。进士、诸科考试时请取消试卷将姓名封起的糊名法，结合考察操行，将没有缺陷人的姓名报上朝廷。进士先考策论，后考诗赋，诸科录取兼通经旨大义的人。赐第以上的高等人，都由皇帝裁定宣布。其余优等的人免除吏部铨选而直接注册授官，再次一等的人由本科发给凭证而等候吏部铨选。这样进士考试的方法，便可以就其名而求其实了。四是选择地方长官。委托中书省、枢密院首先选拔转运使、提点刑狱、大州郡的知州；其次委任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知府、各路监司长官举荐知州、通判；知州、通判举荐知县、县令。限制各级官员举荐的人数，在举主多的被荐举人中，由中书挑选授官。这样刺史、县令，可以得到称职的人选了。五是均公田。外官的廪食供给不均，怎能要求他们行善政呢？请朝廷均衡他们的职田收入，按等级给他们职田，使他们能有足够的衣食来养活自己，然后朝廷可以要求他们为政廉洁奉公，对违法的官员就可以进行惩办或撤职了。六是重视农桑生产。每年预先给各路转运司下达诏书，要他们鼓动官吏百姓陈说农田利害，堤堰河渠、陂塘等水利工程，由州县选派官员治理。制定奖励和考核制度以大兴农利，减省漕远的费用。江南路的圩田，浙西路的河塘，已经废弃毁坏的可以兴修恢复了。七是整治军备。大体依照府兵制度，招募京畿及其附近州郡的强壮男子充当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一年之中三个季度务农，一个季度训练作战，可以节省国家供养军队的费用。京畿及其附近州郡有了完备的制度，然后各路仿效实行。八是落实朝廷的恩泽和信义。赦令内宣布的恩泽有所施行，而主管部门拖延或违反赦令施行的，要依法从重处理；另外派遣使臣到各州检查那些应当施行的恩泽是否得到施行。这样各处就没有搁置皇上恩泽的官员了。九是慎重发布朝廷命令。法度要示信于民，现在一项政令颁行不久，很快就加以更改变动了。请让掌管政事的大臣讨论出可以长久实行的法令，删去繁杂多余的部分，裁定为皇帝的制书敕令颁行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就不至于屡次变更了。十是减轻徭役。现在州县户口减少而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改为镇，把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合并为一院，职官厅的白直人等所服杂役，可以让州兵承担，凡不应当服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百姓便没有重役困扰而产生的忧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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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正专意信任范仲淹，全部采用了这些意见，凡适合立为法令的，便都用诏书统一颁布下去；只有府兵制度，大家认为不能施行而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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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又建议说：“周代的制度，三公分别兼任六官的职务，汉代是以三公分别管辖六卿职事，唐代是以宰相分别兼判六曹事务。现在的中书，就是古代天官卿冢宰，枢密院，就是古代的夏官卿司马；其余四官负责的职事如今分散给众多的官吏办理，已经没有三公兼掌大权的重任了。而现在的二府只是草拟授官文书时，依照资历级别，讨论赏罚时，检用现成条例罢了。上没有三公讲论天下治道的重任，下没有六卿辅佐君王的职责，这不是治国的办法。我请求仿效前代的制度，把三司、司农寺、审官院、流内铨、三班院、国子监、太常寺、刑部、审刑院、大理寺、群牧司、殿前马步军司，分别委派宰辅大臣兼判这些机构的职事。凡属官吏黜降擢升、刑法减轻加重、事情有关利害关系的，都听从宰辅大臣全权处理；其中事关重大的，由二府大臣共同讨论并奏请皇帝裁决。我请求兼领军事和财赋方面的职事，如果对职事没有裨益，请将我先贬官罢免。”宰相章得象等人都说范仲淹的建议不能实行。很久以后，才任命参知政事贾昌朝兼领农田方面的事务，范仲淹兼领刑法方面的事务，然而最终都没有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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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范仲淹因为触犯了吕夷简，被放逐在外多年，士大夫们坚持他们两人的是非曲直，互相指责对方是朋党。等到陕西一带发生战争，天子因为看到范仲淹众望所归，便提拔重用他。待到吕夷简罢相，朝廷召回范仲淹，依靠他来治理国事，朝廷内外都想望他能建功立业。而范仲淹本人也把治理天下作为己任，他裁抑侥幸，削减冗滥，考察审核官吏，日夜思虑谋划以实现太平世界。然而他的改革没能逐渐推行，改革的规模过于浩大，评论者认为无法实行。等到按察使出巡，许多问题被检举揭发出来之后，人们心里是不高兴的，自任子的恩荫减损，磨勘制度的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的言论逐渐传播，而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也渐渐传到了仁宗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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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边境报警，范仲淹就和枢密副使富弼请求去巡视边防。于是，任命范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赐给他黄金一百两，他全部分赠给守边的将领。麟州新近遭到了大规模的侵扰，进言的人大多请求放弃麟州，范仲淹则整修旧寨，招回流亡的百姓三千多户，免除他们的赋税，废止当地官府酒类专卖，准予百姓卖酒，他又奏请朝廷免去府州商税，于是黄河以外地区安定下来了。范仲淹离开朝廷后，反对他的人更加紧了对他的攻击，范仲淹也自请罢免参知政事职务，这样他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安抚使、知邠州。他在中书时所推行的政策，也渐渐被废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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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因病请求知邓州，被升为给事中，调任荆南知府时，邓州百姓拦住使者请求留任范仲淹，范仲淹也愿意继续留在邓州，朝廷准许了他的请求。不久调任知杭州，再升为户部侍郎，又调任知青州。正当他的病情加重，他奏请知颍州，还没到任便去世了，终年六十四岁。朝廷赠他为兵部尚书，谥文正。当初，范仲淹生病期间，仁宗经常派遣使臣去赐给他药物并慰问他。他死后，仁宗悲伤了很长时间。又派遣使臣到他家中去慰问，范仲淹安葬以后，仁宗亲自在他的墓碑头上书写了“褒贤之碑”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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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内心刚强而外表温和，天性十分孝顺父母，因为母亲在世时他正贫困，后来虽然富贵了，没有宾客时仍不吃两样肉菜，妻子儿女的衣食，也仅够自己吃穿。然而他乐意把自己的钱财送给他人，在家乡设置义庄，用来赡养本族的穷人。他博爱众人，乐于行善，当时的读书人很多出自他的门下，虽然是城乡的普通百姓，也都能说出他的名字。他去世的时候，各地听到死讯的人，都为他叹息。他处理政务崇尚忠厚，所到之处多有恩德，邠、庆二州的百姓和归附宋朝的羌人，都画了他的肖像并建立生祠来纪念他。等到他去世的时候，羌族大小首领几百人，像父亲去世一样为他痛哭，斋祭了三天才散去。范仲淹有四个儿子：范纯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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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列传第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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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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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义。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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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拜监察御史里行，改监察御史。时张尧佐除节度、宣徽两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与拯共论之，语甚切。又尝建言曰：“国家岁赂契丹，非御戎之策，宜练兵选将，务实边备。”又请重门下封緫之制，及废锢赃吏，选守宰，行考试补荫弟子之法。当时诸道转运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摭细故，务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于是请罢按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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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谓拯曰：“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尝开门矣，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其人遂无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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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三司户部判官，出为京东转运使，改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徙陕西，又徙河北，入为三司户部副使。秦陇斜谷务造船材木，率课取于民；又七州出赋河桥竹索，恒数十万，拯皆奏罢之。契丹聚兵近塞，边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调发军食。拯曰：“漳河沃坏，人不得耕，邢、洺、赵三州民田万五千顷，率用牧马，请悉以赋民。”从之。解州盐法率病民，拯往经度之，请一切通商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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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数论斥权幸大臣，请罢一切内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郑公三疏，愿置之坐右，以为龟鉴。又上言天子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凡七事；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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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尝建议无事时徙兵内地，不报。至是，请：“罢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兖、郓、齐、濮、曹、济诸郡，设有警，无后期之忧。借曰戍兵不可遽减，请训练义勇，少给糇粮，每岁之费，不当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赋，则所给者多矣。”不报。徙知瀛州，诸州以公钱贸易，积岁所负十余万，悉奏除之。以丧子乞便郡，知扬州，徙庐州，迁刑部郎中。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员外郎、知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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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官，徙江宁府，召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适京师大水，拯乃悉毁去。或持地券自言有伪增步数者，皆审验劾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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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奏曰：“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陛下持久不决，何也？”仁宗曰：“卿欲谁立？”拯曰：“臣不才备位，乞豫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也。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当议之。”请裁抑内侍，减节冗费，条责诸路监司，御史府得自举属官，减一岁休暇日，事皆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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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方平为三司使，坐买豪民产，拯劾奏罢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论之；祁罢，而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欧阳修言：“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诸筦库供上物，旧皆科率外郡，积以困民。拯特为置场和市，民得无扰。吏负钱帛多缧系，间辄逃去，并械其妻子者，类皆释之。迁给事中，为三司使。数日，拜枢密副使。顷之，迁礼部侍郎，辞不受，寻以疾卒，年六十四。赠礼部尚书，谥孝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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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尝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初，有子名繶，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尝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抚其母，使谨视之。繶死后，取媵子归，名曰綎。有奏议十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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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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