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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仁宗更换执政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身居要职，增加谏官的人数，任用天下名士，欧阳修首先被选中。他每次进见，都劝皇帝向执政大臣询问，参谋朝廷应该施行的措施。政廷政事做了一些改革之后，奸邪小人众口一词都说不便。欧阳修担心正人君子必然不能取胜，经常在皇帝面前评论朝廷大臣的邪正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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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范仲淹被贬往饶州时，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为替范仲淹辩护而被驱逐，被人看为“党人”。从此，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于是欧阳修写了《朋党论》进给皇帝。文章的大意是：“君子因为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小人则因为私利相同而结成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我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小人所喜爱的是官位和私利，所贪恋的是金钱财物，当他们利益一致时，暂时互相勾结攀引而成为同党，其实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就会争先抢夺，或者利益抢完就反过来互相伤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没有朋党。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恪守的是道义，所奉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节。用这些道德加强修养，就能志同道合而互相补益。用这些道德品质来为国家效劳，就会同心同德而同舟共济，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商纣王有臣子亿万个，就有亿万颗心，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朋党的了，但商纣王却因此而灭亡。周武王有臣子三千人，只有一条心，可以说是很大的朋党了，但是周朝却因此而兴起。这是因为君子的朋党，虽多而不会堵塞贤路的缘故。所以做君主的人只要贬退小人的假朋党，起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得到大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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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议论政事坦率恳切，奸邪小人把他当作仇敌，仁宗却夸奖他敢于直言，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并对左右的大臣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呢？”欧阳修任同修起居注，加知制诰。按照惯例，必须先经过考试然后才正式任命，仁宗了解欧阳修，就下诏特授予他知制诰的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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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奉命视察河东路。自从西部边境有战事，有人建议废弃麟州以节省军粮。欧阳修说：“麟州地形险要不能废弃，假如废弃麟州，那么黄河以东州县的百姓都不能安居了。不如分出一部分驻扎在麟州的军队，驻守在黄河附近的各个军事堡寨中，军情急促时可以及时支援前线，而平时可以节省军需物资的运输，从策略上考虑是合适的。”因此麟州才得以保存。欧阳修又说：“忻州、代州、岢岚军有许多禁地废田，希望朝廷能让百姓耕种，不然，这些土地将会被敌人占据。”朝廷将他的建议交给有关官员讨论，过了很长久才得以实行，一年就收获数百万斛粮食。凡是河东路赋税过重而百姓不负担的，欧阳修上奏废止了十几种。从河东路视察回朝，适逢保州发生兵变，朝廷任命欧阳修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路都转运使。他向仁宗皇帝辞行时，仁宗说：“不要作在河北长久逗留的打算，有什么想说的，就报告给我。”欧阳修回答说：“我在谏官的职位上可以议论朝廷政事，现在超越我的职责范围议论朝政，是有罪的。”仁宗说：“你尽管说，不要因为在朝廷任职或到地方任职而有什么差别。”兵变平定之后，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自收纳妇女，欧阳修将冯博文拘禁在狱中，李昭亮害怕，马上将收纳的妇女放回家。兵变刚发生，朝廷招降这些士兵时答应不杀他们，后又将他们全部处死，胁从的二千人，分散到各郡看管。富弼任河北路宣抚使，担心将来这些人又要生出什么变故来，打算在同一天将他们杀掉。富弼和欧阳修在内黄县相遇，半夜时，富弼避开别人把他的计划告诉了欧阳修。欧阳修说：“祸害没有比杀害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了，何况是杀害胁从的人呢？既然这不是朝廷的命令，倘若有一州不执行您的计划，那造成的变故就不会小了。”富弼省悟而停止执行这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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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这个时候，杜衍等人相继以朋党的罪名被免职而离开朝廷，欧阳修激愤地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都知道他们具有可以重用的才能和德行，却没有听说他们有应该罢免的罪过。自古以来奸邪小人陷害忠良贤臣，借口并不深奥。想大批陷害贤良的人，不过是指责他们结为朋党，想动摇大臣的地位，必然要诬蔑他们专权，这是什么缘故呢？排挤走一位贤人，而众多的贤人还在朝中，那对小人来说还不能算有利；想把贤人都排挤掉，但是贤人很少有错误，难以一一找出他们的过失，只有指责他们是朋党，便可以将他们一齐赶走。至于自古以来那些地位尊贵的大臣，已经被君主了解而深得信任，就难用其他的事端去动摇他们的地位，只有专权是君主最憎恶的，必须这样说，才可以排挤掉他们。正人君子在朝，是众多的奸邪小人所忌惮的，有智慧谋略的大臣被弃置不用，正是敌国的福气。现在杜衍等四人一下子全被罢去，而使奸邪小人相贺于国内，四方的敌国相贺于境外，我真替朝廷惋惜呀。”于是小人们更加忌恨欧阳修，乘着他那位幼年丧父的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的机会，牵强附会罗织罪名陷害欧阳修，他被贬为知制诰、知滁州。两年之后，调任扬州、颍州。恢复龙图阁直学士，留守南京。由于母亲去世而离职回家守丧。守孝期满之后，被朝廷召回判流内铨，这时欧阳修离开朝廷已经十一年了。仁宗见他头发都花白了，关怀备至地向他慰问劳苦。小人们怕欧阳修再度被重用，伪造欧阳修的奏章，要求清除作奸谋利的宦官。宦官们都怨恨欧阳修，纷纷在仁宗面前说他的坏话，欧阳修出任同州知州，仁宗采纳吴充的意见而撤销了这一任命。升任翰林学士，以便纂修《唐书》。奉命出使契丹国，契丹国主让四位贵臣陪他饮宴，告诉他：“这种做法并非惯例，因为你的名声大才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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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礼部贡举。当时的读书人喜欢写险怪奇涩的文章，号称“太学体”，欧阳修坚决排斥贬抑这种文章，凡是写这种文章的一概不录取。录取结束之后，过去一向喧闹浮薄的落选考生等待欧阳修出来时，聚集在他的马前起哄吵闹，街上巡逻的兵卒也制止不住；然而科场的文风，从此也就起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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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升为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继包拯执法威严之后，他为政简易按理办事，不追求显赫的威名，京师也得到治理。十个月之后，改任群牧使。《唐书》修撰完成，升任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在翰林学士院任职八年，知无不言。黄河在澶州商胡决口，北京大名府留守贾昌朝建议开挖久已淤塞的横垅段黄河故道，使河水回流沿横垅段黄河故道依旧东流大海。有位叫李仲昌的人，主张引黄河水入六塔河，议论此事的人不知道究竟采纳谁的意见好。欧阳修认为：“黄河水浊沙多，就不可能不淤积，下游既然已经淤塞了，那么上游必定会决口。从最近这些年的实例来看，决口并非不能努力将它堵塞，黄河故道也不是不可以努力将它恢复，只是这种情势是不可能持久的。开挖横垅故道工程浩大而难以成功，即使挖成了还是会重新决口的。六塔河狭小，而引整个黄河的水注其中，滨、棣、德、博等州必然会遭受水患。不如根据水流的趋向，增高河堤、疏浚黄河下游，使河水顺利入海，这样做可以收到数十年的功效。”宰相陈执中支持贾昌朝的意见，文彦博赞同李仲昌的主张，最终还是成为河北的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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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和谏官弹劾宰相陈执中的过失与错误，而陈执中仍然拖延时间安于权位。欧阳修上疏，认为“陛下拒绝忠告，庇护愚昧无能的宰相，还有损您的圣德”。不久，陈执中被罢免了宰相的职务。狄青任枢密使，有很高的威信和名声。仁宗生病，谣言纷纷，欧阳修建议将狄青调出朝廷到地方任职，使狄青能保其晚节，于是狄青出知陈州。欧阳修又曾经因为水灾上疏说：“陛下即位已经三十多年了，而太子还没有确立。从前汉文帝刚即位，接受群臣的意见，就确立了太子，因而在位时间长久，成为汉朝的太宗。后唐明宗讨厌人家提及确立太子的事，不肯早日确定下来，导致秦王之乱，后唐王朝也因此而灭亡。陛下为什么还犹疑不决而长时间不确定太子呢？”后来仁宗决定立英宗为太子，就是根源于欧阳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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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五年，欧阳修任枢密副使。嘉祐六年，任参知政事。欧阳修在枢密院，与枢密使曾公亮一起考查天下军队的数量及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屯驻军的多少、地理方位的远近，重新制作了军事地图与士兵名册。凡是边境上长期缺少屯戍的地方，一定从各处调集兵员加以补充。他在政府任参加政事时，与宰相韩琦同心合力辅佐皇帝处理朝政。凡有关军民、官吏、财政等重要资料，中书所应当了解和掌握的，都搜集起来编为总目，遇到应该处理的事务不必再临时向有关机构询问。当时仍未确立太子，欧阳修同韩琦等大臣一起协助皇帝确定立太子的大事，此事记载在《韩琦传》中。英宗因病不能亲自处理政事，由曹太后垂帘听政，太后及英宗左右的亲信侍从造作谣言来制造事端，使两人之间几乎因彼此猜疑而形成仇怨。韩琦奏事时，太后哭着向他诉说与英宗不和的缘故。韩琦用皇帝有病来加以劝解，太后神色不太高兴，欧阳修上前说：“太后您侍奉仁宗皇帝已经有数十年之久，天下人都知道您的仁慈德行。从前温成皇后深得仁宗皇帝宠幸，太后与她相处时应付裕如；现在母子之间，反而不能相容吗？”太后神色稍微和缓了一些，欧阳修又说：“仁宗皇帝在位时间长久，他的恩惠留在人间。所以逝世之后，天下人都拥戴太子，没有一个人敢反对的。现在太后您只不过是一个妇人，我们几个执政大臣也只不过是五六个读书人而已。如果不是仁宗皇帝的遗志，天下人谁肯服从呢？”太后默默不语，过了很长时间也就不再提英宗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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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平生与人谈话畅所欲言而无所保留和隐瞒。等到他做了执政，士大夫有所请求时，他也都当面表示可否，即使是台谏官议论政事，他也一定向他们询问事情的是非曲直，因此对他的怨恨毁谤就更多了。英宗皇帝想尊崇自己的生父濮安懿王，命有关官员讨论追赠事宜，有关官员都说应当称呼濮王为皇伯，并改封大国的爵位。欧阳修引述《丧服记》的有关规定，认为：“‘过继给人作嗣子的人，也应该为自己的本生父母服丧’。服丧的时间由三年降低一等，而不取消自己的本生父母的名分，以表示服丧的规格可以降低而亲生父母的名分不能去除。假如将自己的亲生父母，改称为皇伯，遍考以往的各个朝代，都没有先例可以作为依据。进封大国爵位，从礼制上又没有儿子加爵位于父亲的道理。所以中书的意见，与大家的议论不同。”曹太后发出手令，允许英宗皇帝称呼本生父母为父母，尊称濮王为皇帝，称濮王的三位夫人为皇后。英宗皇帝不敢承受太后的旨意。于是御史吕诲等人指责欧阳修是太后旨意的谋主，一再上疏争论不休，都被逐出朝廷。只有蒋之奇的主张符合欧阳修的意见，欧阳修便推荐他做了御史，大家都将蒋之奇看作是奸邪小人。蒋之奇忧虑这种处境，就想方设法替自己辩解。欧阳修的妻弟薛宗儒对欧阳修早有怨恨，便造出欧阳修与儿媳吴氏有暧昧之事的谣言挫辱他。谣言辗转相传到御史中丞彭思永，彭思永又告诉了蒋之奇，蒋之奇便立即上疏弹劾欧阳修。神宗刚即位，想从严处罚欧阳修。询问自己在藩邸时的旧臣孙思恭，孙思恭替欧阳修辩解，欧阳修闭门家居要求朝廷调查推究这件事。神宗皇帝派人询问彭思永、蒋之奇，让他们讲明此事的来源，彭思永和蒋之奇无话可说，都因此被降职。欧阳修也坚决要求退出朝廷，于是免去执政而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第二年，升为兵部尚书、知青州，改任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欧阳修辞谢不接受，调任蔡州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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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以高风亮节自重，由于几次遭人诬陷污蔑，六十岁时，便一再请求退休，皇帝则每次都慰勉嘉奖而不允许他辞职。等到任青州知州时，又因为请求朝廷停止发放青苗钱，受到王安石的指责，所以退休的要求更加坚决。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退休。熙宁五年，逝世，被追赠为太子太师。谥号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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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开始到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年改号六一居士。他天性刚毅强劲，见义勇为，即使有陷阱圈套在面前，也毫不退缩。虽然放逐流离，达到三番五次，他都意气自如。当他被贬为夷陵县令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自我消遣，于是找出前任官员已经判定的刑事案卷反复审核，看到被颠倒是非曲直的案件多得不可胜数，于是仰天长叹说：“一个荒凉僻远的小城，尚且如此，那么天下错案之多就可以想见了。”从此以后，他处理案件决不敢疏忽大意。读书人求见他，他谈的内容，未曾涉及文章，只谈论政务，他认为文学修养只能对自身有所滋益，政务则对于国家人民都会有影响，他担任过好几个州的地方长官，不见治理的成绩，不追求声誉，处理政事宽缓简便而不骚扰百姓，所以他所任职的地方百姓们都感到方便。有人问他：“你为政宽缓简便，但事情却不会荒废松弛，这是什么缘故呢？”他回答说：“把放纵百姓当成宽缓，把办事粗疏说成简便，那么政事一定会荒废松弛，百姓也就要遭受损害了。我所说的宽缓，是不做苛刻急迫的事；我所说的简便，是不把事情办得复杂琐碎罢了。”欧阳修幼年丧父，母亲曾对他说：“你父亲做地方官时，常常在夜晚还点着灯批阅文书案卷，经常放下案卷而叹息。我问他为什么叹息，他总是说：‘这是要判死刑的案件啊，我千方百计想使他不死，但是没有办法啊。’我问：‘生路可以用人力求得吗？’他回答说：‘我求他生而不能成功，那么死者和我都没有遗憾了。我常常想办法给他们寻求生路，尚且不能使他们冤死，而世上有些人却常常是要他们死啊！’你父亲平素教育同族子弟时，常常这样讲，我就记住了。”欧阳修听后终身都在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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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写文章才华横溢而又朴实自然，长短繁简都恰到好处。文辞简洁明快，信实通达，广征博引，都用最醇正的道理加以判断，来折服人心。成就远远超过了一般人，大家都赶不上他，所以天下的读书人都一致像对待老师那样敬重他。他奖励引荐后辈，好像怕来不及，经他赏识的人，都成了名人。曾巩、王安石、苏洵、苏洵的儿子苏轼、苏辙等人，作为平民隐居家乡时，不被人所了解，欧阳修就揄扬他们的声名，认为他们将来一定会闻名于世。欧阳修对朋友非常忠实，朋友在世时就推荐帮助他们，朋友去世后就尽力保护周济他们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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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喜爱古代文并酷爱学习，凡是周代、汉朝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章残篇，他都尽量收集记录下来，仔细稽考研究它们的不同之处，在记载下来的金石文字后面，写上自己的跋语，一一加以确凿的考证，取名为《集古录》。他奉皇帝的命令纂修《唐书》的纪、志、表，又独立写成了《五代史记》，义法严谨而文字简练，大多继承了《春秋》笔法。苏轼为欧阳修文集作序说：“论说道理与韩愈相似，议论政事与陆贽相似，记叙事情与司马迁相似，诗词歌赋与李白相似。”有见识的人认为这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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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八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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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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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再调知邓县，起堤堰，决坡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祐三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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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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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閤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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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年得斗鹑，其侪求之不与，恃与之昵辄持去，少年追杀之。开封当此人死，安石驳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携以去，是盗也；追而杀之，是捕盗也，虽死当勿论。”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皆以府断为是。诏放安石罪，当诣閤门谢。安石言：“我无罪。”不肯谢。御史举奏之，置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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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诏舍人院无得申请除改文字，安石争之曰：“审如是，则舍人不得复行其职，而一听大臣所为，自非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为陛下守法；而强者则挟上旨以造令，谏官、御史无敢逆其意者，臣实惧焉。”语皆侵执政，由是益与之忤。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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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借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神宗在颍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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