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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这个时候,杜衍等人相继以朋党的罪名被免职而离开朝廷,欧阳修激愤地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都知道他们具有可以重用的才能和德行,却没有听说他们有应该罢免的罪过。自古以来奸邪小人陷害忠良贤臣,借口并不深奥。想大批陷害贤良的人,不过是指责他们结为朋党,想动摇大臣的地位,必然要诬蔑他们专权,这是什么缘故呢?排挤走一位贤人,而众多的贤人还在朝中,那对小人来说还不能算有利;想把贤人都排挤掉,但是贤人很少有错误,难以一一找出他们的过失,只有指责他们是朋党,便可以将他们一齐赶走。至于自古以来那些地位尊贵的大臣,已经被君主了解而深得信任,就难用其他的事端去动摇他们的地位,只有专权是君主最憎恶的,必须这样说,才可以排挤掉他们。正人君子在朝,是众多的奸邪小人所忌惮的,有智慧谋略的大臣被弃置不用,正是敌国的福气。现在杜衍等四人一下子全被罢去,而使奸邪小人相贺于国内,四方的敌国相贺于境外,我真替朝廷惋惜呀。”于是小人们更加忌恨欧阳修,乘着他那位幼年丧父的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的机会,牵强附会罗织罪名陷害欧阳修,他被贬为知制诰、知滁州。两年之后,调任扬州、颍州。恢复龙图阁直学士,留守南京。由于母亲去世而离职回家守丧。守孝期满之后,被朝廷召回判流内铨,这时欧阳修离开朝廷已经十一年了。仁宗见他头发都花白了,关怀备至地向他慰问劳苦。小人们怕欧阳修再度被重用,伪造欧阳修的奏章,要求清除作奸谋利的宦官。宦官们都怨恨欧阳修,纷纷在仁宗面前说他的坏话,欧阳修出任同州知州,仁宗采纳吴充的意见而撤销了这一任命。升任翰林学士,以便纂修《唐书》。奉命出使契丹国,契丹国主让四位贵臣陪他饮宴,告诉他:“这种做法并非惯例,因为你的名声大才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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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礼部贡举。当时的读书人喜欢写险怪奇涩的文章,号称“太学体”,欧阳修坚决排斥贬抑这种文章,凡是写这种文章的一概不录取。录取结束之后,过去一向喧闹浮薄的落选考生等待欧阳修出来时,聚集在他的马前起哄吵闹,街上巡逻的兵卒也制止不住;然而科场的文风,从此也就起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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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升为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继包拯执法威严之后,他为政简易按理办事,不追求显赫的威名,京师也得到治理。十个月之后,改任群牧使。《唐书》修撰完成,升任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在翰林学士院任职八年,知无不言。黄河在澶州商胡决口,北京大名府留守贾昌朝建议开挖久已淤塞的横垅段黄河故道,使河水回流沿横垅段黄河故道依旧东流大海。有位叫李仲昌的人,主张引黄河水入六塔河,议论此事的人不知道究竟采纳谁的意见好。欧阳修认为:“黄河水浊沙多,就不可能不淤积,下游既然已经淤塞了,那么上游必定会决口。从最近这些年的实例来看,决口并非不能努力将它堵塞,黄河故道也不是不可以努力将它恢复,只是这种情势是不可能持久的。开挖横垅故道工程浩大而难以成功,即使挖成了还是会重新决口的。六塔河狭小,而引整个黄河的水注其中,滨、棣、德、博等州必然会遭受水患。不如根据水流的趋向,增高河堤、疏浚黄河下游,使河水顺利入海,这样做可以收到数十年的功效。”宰相陈执中支持贾昌朝的意见,文彦博赞同李仲昌的主张,最终还是成为河北的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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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和谏官弹劾宰相陈执中的过失与错误,而陈执中仍然拖延时间安于权位。欧阳修上疏,认为“陛下拒绝忠告,庇护愚昧无能的宰相,还有损您的圣德”。不久,陈执中被罢免了宰相的职务。狄青任枢密使,有很高的威信和名声。仁宗生病,谣言纷纷,欧阳修建议将狄青调出朝廷到地方任职,使狄青能保其晚节,于是狄青出知陈州。欧阳修又曾经因为水灾上疏说:“陛下即位已经三十多年了,而太子还没有确立。从前汉文帝刚即位,接受群臣的意见,就确立了太子,因而在位时间长久,成为汉朝的太宗。后唐明宗讨厌人家提及确立太子的事,不肯早日确定下来,导致秦王之乱,后唐王朝也因此而灭亡。陛下为什么还犹疑不决而长时间不确定太子呢?”后来仁宗决定立英宗为太子,就是根源于欧阳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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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五年,欧阳修任枢密副使。嘉祐六年,任参知政事。欧阳修在枢密院,与枢密使曾公亮一起考查天下军队的数量及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屯驻军的多少、地理方位的远近,重新制作了军事地图与士兵名册。凡是边境上长期缺少屯戍的地方,一定从各处调集兵员加以补充。他在政府任参加政事时,与宰相韩琦同心合力辅佐皇帝处理朝政。凡有关军民、官吏、财政等重要资料,中书所应当了解和掌握的,都搜集起来编为总目,遇到应该处理的事务不必再临时向有关机构询问。当时仍未确立太子,欧阳修同韩琦等大臣一起协助皇帝确定立太子的大事,此事记载在《韩琦传》中。英宗因病不能亲自处理政事,由曹太后垂帘听政,太后及英宗左右的亲信侍从造作谣言来制造事端,使两人之间几乎因彼此猜疑而形成仇怨。韩琦奏事时,太后哭着向他诉说与英宗不和的缘故。韩琦用皇帝有病来加以劝解,太后神色不太高兴,欧阳修上前说:“太后您侍奉仁宗皇帝已经有数十年之久,天下人都知道您的仁慈德行。从前温成皇后深得仁宗皇帝宠幸,太后与她相处时应付裕如;现在母子之间,反而不能相容吗?”太后神色稍微和缓了一些,欧阳修又说:“仁宗皇帝在位时间长久,他的恩惠留在人间。所以逝世之后,天下人都拥戴太子,没有一个人敢反对的。现在太后您只不过是一个妇人,我们几个执政大臣也只不过是五六个读书人而已。如果不是仁宗皇帝的遗志,天下人谁肯服从呢?”太后默默不语,过了很长时间也就不再提英宗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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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平生与人谈话畅所欲言而无所保留和隐瞒。等到他做了执政,士大夫有所请求时,他也都当面表示可否,即使是台谏官议论政事,他也一定向他们询问事情的是非曲直,因此对他的怨恨毁谤就更多了。英宗皇帝想尊崇自己的生父濮安懿王,命有关官员讨论追赠事宜,有关官员都说应当称呼濮王为皇伯,并改封大国的爵位。欧阳修引述《丧服记》的有关规定,认为:“‘过继给人作嗣子的人,也应该为自己的本生父母服丧’。服丧的时间由三年降低一等,而不取消自己的本生父母的名分,以表示服丧的规格可以降低而亲生父母的名分不能去除。假如将自己的亲生父母,改称为皇伯,遍考以往的各个朝代,都没有先例可以作为依据。进封大国爵位,从礼制上又没有儿子加爵位于父亲的道理。所以中书的意见,与大家的议论不同。”曹太后发出手令,允许英宗皇帝称呼本生父母为父母,尊称濮王为皇帝,称濮王的三位夫人为皇后。英宗皇帝不敢承受太后的旨意。于是御史吕诲等人指责欧阳修是太后旨意的谋主,一再上疏争论不休,都被逐出朝廷。只有蒋之奇的主张符合欧阳修的意见,欧阳修便推荐他做了御史,大家都将蒋之奇看作是奸邪小人。蒋之奇忧虑这种处境,就想方设法替自己辩解。欧阳修的妻弟薛宗儒对欧阳修早有怨恨,便造出欧阳修与儿媳吴氏有暧昧之事的谣言挫辱他。谣言辗转相传到御史中丞彭思永,彭思永又告诉了蒋之奇,蒋之奇便立即上疏弹劾欧阳修。神宗刚即位,想从严处罚欧阳修。询问自己在藩邸时的旧臣孙思恭,孙思恭替欧阳修辩解,欧阳修闭门家居要求朝廷调查推究这件事。神宗皇帝派人询问彭思永、蒋之奇,让他们讲明此事的来源,彭思永和蒋之奇无话可说,都因此被降职。欧阳修也坚决要求退出朝廷,于是免去执政而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第二年,升为兵部尚书、知青州,改任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欧阳修辞谢不接受,调任蔡州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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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以高风亮节自重,由于几次遭人诬陷污蔑,六十岁时,便一再请求退休,皇帝则每次都慰勉嘉奖而不允许他辞职。等到任青州知州时,又因为请求朝廷停止发放青苗钱,受到王安石的指责,所以退休的要求更加坚决。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退休。熙宁五年,逝世,被追赠为太子太师。谥号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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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开始到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年改号六一居士。他天性刚毅强劲,见义勇为,即使有陷阱圈套在面前,也毫不退缩。虽然放逐流离,达到三番五次,他都意气自如。当他被贬为夷陵县令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自我消遣,于是找出前任官员已经判定的刑事案卷反复审核,看到被颠倒是非曲直的案件多得不可胜数,于是仰天长叹说:“一个荒凉僻远的小城,尚且如此,那么天下错案之多就可以想见了。”从此以后,他处理案件决不敢疏忽大意。读书人求见他,他谈的内容,未曾涉及文章,只谈论政务,他认为文学修养只能对自身有所滋益,政务则对于国家人民都会有影响,他担任过好几个州的地方长官,不见治理的成绩,不追求声誉,处理政事宽缓简便而不骚扰百姓,所以他所任职的地方百姓们都感到方便。有人问他:“你为政宽缓简便,但事情却不会荒废松弛,这是什么缘故呢?”他回答说:“把放纵百姓当成宽缓,把办事粗疏说成简便,那么政事一定会荒废松弛,百姓也就要遭受损害了。我所说的宽缓,是不做苛刻急迫的事;我所说的简便,是不把事情办得复杂琐碎罢了。”欧阳修幼年丧父,母亲曾对他说:“你父亲做地方官时,常常在夜晚还点着灯批阅文书案卷,经常放下案卷而叹息。我问他为什么叹息,他总是说:‘这是要判死刑的案件啊,我千方百计想使他不死,但是没有办法啊。’我问:‘生路可以用人力求得吗?’他回答说:‘我求他生而不能成功,那么死者和我都没有遗憾了。我常常想办法给他们寻求生路,尚且不能使他们冤死,而世上有些人却常常是要他们死啊!’你父亲平素教育同族子弟时,常常这样讲,我就记住了。”欧阳修听后终身都在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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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写文章才华横溢而又朴实自然,长短繁简都恰到好处。文辞简洁明快,信实通达,广征博引,都用最醇正的道理加以判断,来折服人心。成就远远超过了一般人,大家都赶不上他,所以天下的读书人都一致像对待老师那样敬重他。他奖励引荐后辈,好像怕来不及,经他赏识的人,都成了名人。曾巩、王安石、苏洵、苏洵的儿子苏轼、苏辙等人,作为平民隐居家乡时,不被人所了解,欧阳修就揄扬他们的声名,认为他们将来一定会闻名于世。欧阳修对朋友非常忠实,朋友在世时就推荐帮助他们,朋友去世后就尽力保护周济他们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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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喜爱古代文并酷爱学习,凡是周代、汉朝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章残篇,他都尽量收集记录下来,仔细稽考研究它们的不同之处,在记载下来的金石文字后面,写上自己的跋语,一一加以确凿的考证,取名为《集古录》。他奉皇帝的命令纂修《唐书》的纪、志、表,又独立写成了《五代史记》,义法严谨而文字简练,大多继承了《春秋》笔法。苏轼为欧阳修文集作序说:“论说道理与韩愈相似,议论政事与陆贽相似,记叙事情与司马迁相似,诗词歌赋与李白相似。”有见识的人认为这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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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八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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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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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再调知邓县,起堤堰,决坡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祐三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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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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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閤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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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年得斗鹑,其侪求之不与,恃与之昵辄持去,少年追杀之。开封当此人死,安石驳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携以去,是盗也;追而杀之,是捕盗也,虽死当勿论。”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皆以府断为是。诏放安石罪,当诣閤门谢。安石言:“我无罪。”不肯谢。御史举奏之,置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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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诏舍人院无得申请除改文字,安石争之曰:“审如是,则舍人不得复行其职,而一听大臣所为,自非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为陛下守法;而强者则挟上旨以造令,谏官、御史无敢逆其意者,臣实惧焉。”语皆侵执政,由是益与之忤。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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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借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神宗在颍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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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离;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离、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尔。”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离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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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州妇人恶其夫寝陋,夜以刃斫之,伤而不死。狱上,朝议皆当之死,安石独援律辨证之,为合从谋杀伤,减二等论。帝从安石说,且著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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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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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免役之法,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又有免行钱者,约京师百物诸行利入厚薄,皆令纳钱,与免行户祗应。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盐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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