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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去世，赶赴宫殿，守卫的士兵望见他，都把手放在前额说：“这是司马相公呀！”所到之处，老百姓拦在路上，聚集在一起观看，以致马不能通过，说：“你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做天子的宰相，救活百姓。”哲宗年幼，太皇太后临朝听政，派遣使者问司马光首要之务，司马光说：“广开言路。”于是下诏在朝堂公开张贴文书、告示。针对大臣有不高兴的人，定下了六条，说：“象暗中有所怀疑；犯非其分；或者煽动动摇机要事情；或者迎合已经在施行的法令；对上想侥幸希望晋升；往下想迷惑流俗。像这些，受惩罚不能赦免。”然后把它交给司马光，司马光说：“这不是请求进谏，而是在拒谏。作臣子的只有不说，一说就归入到六条里了。”于是全部议论其中的情况，将诏书修改后施行。在当时，上书言事的人以千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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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任司马光作陈州知州，路经朝廷，被留下为门下侍郎。苏轼从登州被召回朝廷，所过路上，人们聚集在一起大声呼喊说：“感谢司马相公，你不要去朝廷了，好好保重救活我们。”当时天下的老百姓，都拿衣袖擦亮眼睛来看新政，可是议论的人还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制度。”只是粗略地举出一些细小事情，稍微搪塞人们的耳目。司马光说：“先帝的法规，好的部分即使百代也不应该改变，象王安石、吕惠卿所创建的，成为天下的祸害，更改它们就像救民于水火一样。何况太皇太后因母亲改变儿子，不是儿子改变父亲。”众议决定了。于是罢去保甲团教，不再设立保马法；废除市易法，所储存的物资全部卖掉，不收利息，免除老百姓所欠的钱；京东铁钱及茶盐的办法，都恢复原来的样子。有人对司马光说：“熙宁、咸丰时期的旧臣，大多是奸佞小人，他日有人拿父子情义离间皇上，那么大祸就发生了。”司马光用严厉的神色说：“上天若降福宗庙，必定没有这类事。”于是天下的人都放心了，说：“这是先帝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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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元年又得了疾病，皇帝下诏说朝会后再去拜见，不要激动。当时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还存在，而对待西方少数民族的意见也没有决定。司马光叹息说：“四个祸患没有消除，我死不瞑目呀！”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体交给了医生，把家事交给儿子，只有国家大事没有可寄托的人，现在把它交给您。”于是议论免役法的五点害处，请求直接下令罢去。各位将领的兵士都隶属州县，军政事务委托郡守、县令一同决定。废除提举常平司，将其事务转交给转运使、提点刑狱。边疆大计以和少数民族讲和为便利。说监司多为新近选拔的少年，以刻薄急躁为务，命令亲近的臣子从郡守中选拔举荐，而在通判中选拔转运判官。又设立十科荐士法。都听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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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除上朝朝拜，准许他坐肩舆，三天到一次门下省。司马光不敢接受，说：“不见到君王，不能够管理事务。”下诏让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搀扶着司马光入朝对策，并且说：“不要下拜。”（在司马光的一再反对下）罢去了青苗钱，恢复了常平仓的粜籴法。皇宫和东宫太子都虚心地听从他的意见。辽国、西夏的使者来到，一定要询问司马光的起居，并且命令他们的边境官吏说：“中国的宰相是司马氏，不要轻率生事，发生边境纠纷。”司马光被言听计从，想要以身报国，便亲自过问一切事务，不分昼夜。宾客见他身体羸弱，列举诸葛亮吃得少而事多作为鉴戒，司马光说：“死和生，是命中注定的。”工作更加努力。病危将死，不再有知觉，恳切教导好像是梦中说话，然而，所说都是朝廷、天下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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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九月去世，终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司马光去世的消息，十分悲哀，和皇帝当即去吊丧，以致明堂建成的大礼也没有去祝贺，赠封他为太师、温国公，赠给死者的衣服是一品官的礼服，赠送的白银和绢达七千。诏令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监护丧事，归葬到陕州。谥号叫文正，赐碑叫《忠清粹德》。京师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卖掉衣物去祭奠，街巷中的哭声超过了车子的声音。等到安葬，哭的人好像是在哭自己的亲属。岭南封州的父老，也都纷纷祭奠，京城及四方都画他的像以示祭祀，饭食前一定要先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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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孝顺朋友，讲求忠信、恭敬、节俭、正直，居处有法度，言行举动有礼节。在洛阳时，每次到夏县去扫墓，一定要经过他的哥哥司马旦家，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侍奉他像严父，保护他像婴儿一样。从小到老，言语从来没有妄说一句，自己说：“我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一生的所为，从来没有不可对别人说的。”一片诚心就像天生的，天下的人都敬重相信他，陕西、洛阳一带都把他的德行作为教化，说：“司马君实莫非不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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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对东西看得很淡薄，没有什么爱好，对学问没有不精通的，唯独不喜欢佛教、道教，说：“其中的微言大义不能够超过我的书，其中的荒诞我不相信。”洛阳有田三顷，妻子死后，卖掉土地作为葬丧费用，很普通的衣服和微薄的饮食一直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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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初年，御史周秩第一个说司马光诬蔑、诽谤先帝，全部废除先帝新法。章惇、蔡卞请求掘其墓，砸碎他的棺材，皇帝不允许，仅下令剥夺他的赠谥，推倒为他所立的碑。可是，章惇的话一直不停止，于是追贬他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贬他为崖州司户参军。宋徽宗被立为帝，恢复他为太子太保。蔡京擅权专政，又降司马光为正议大夫，在京城撰刻《奸党碑》，命令郡国都刻石勒碑。长安石工安民准备刻字，推辞说：“安民是愚蠢之人，固然不知道立碑的用意。但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海内外都称赞他的正直，现在说他是奸邪，我安民不忍心刻。”长安府的官吏十分恼怒，想要治他的罪，安民哭着说：“被征发服役，不敢推辞，在碑的最后请求免刻‘安民’二字，害怕得罪后世的人。”听到此话的人都感觉到很羞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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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元年，又归赠他原先的谥号。建炎年间，把他供奉在哲宗的宗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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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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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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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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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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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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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制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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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帖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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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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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上议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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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皀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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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官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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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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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言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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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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