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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军政坏弛，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众皆畏伏。然诸校业业不安，有卒史以赃诉其长，轼曰：“此事吾自治则可，听汝告，军中乱矣。”立决配之，众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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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春大阅，将吏久废上下之分，轼命举旧典，帅常服出帐中，将吏戎服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至。轼召书吏使为奏，光祖惧而出，讫事，无一慢者。定人言：“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至今矣。”契丹久和，边兵不可用，惟沿边弓箭社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故相庞籍守边，因俗立法。岁久法弛，又为保甲所挠。轼奏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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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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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轼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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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洵晚读《易》，作《易传》未究，命轼述其志。轼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居海南，作《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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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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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又以其文置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遂崇赠太师，谥文忠。轼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迈，贺部员外郎。迨，承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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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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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苏轼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各地求学，母亲程氏亲自教授苏轼读书，听到古今成功和失败之处，就能说出其中的要害。程氏读《后汉书·范滂传》，激愤叹息，苏轼请问母亲：“我如果成为范滂，母亲是否赞许？”程氏说：“你能成为范滂，难道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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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二十岁，苏轼博通经书史籍，一天能写几千字的文章，喜好读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了《庄子》，感叹说：“我过去有见解，口中说不出来，今天见到这本书，深得我的心意。”嘉祐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当时流行文章的弊病是割裂肢解、诡辩异辞占据优势，主考官欧阳修很想矫正这些弊端，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十分惊喜，打算把苏轼录取为第一名，然而还怀疑是自己门客曾巩所作，只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二；苏轼再以回答《春秋》意旨获第一，殿试时考中进士乙科。此后苏轼写了谢书去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避让这个人，给出一头之地。”听说此话的人开始纷纷议论不息，久久以后才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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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因母亲去世在家服丧。嘉祐五年，苏轼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以苏轼才能见识都好，把他推荐到秘阁。考试六篇论文，以往考试不打草稿，因此文章大多写得不工整。从苏轼开始打草稿，文字意义十分灿烂。再对答皇帝的策问，考入三等。自宋朝初年以来，制策考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二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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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自从赵元昊叛乱以来，百姓贫困，徭役沉重，岐下每年运输南山木筏，从渭水入黄河，经过砥柱险要地区，负责运输的衙吏接踵倾家荡产。苏轼调查了运输南山木筏的利害关系，特为修正了衙规，允许衙吏自行选择水工和根据河水涨落的时间决定木筏行进还是停止，从此以后运输的危害减少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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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二年，苏轼入京任判登闻鼓院。英宗在藩王府时就听到他的名声，想仿照唐朝故事召苏轼进入翰林院，任命他为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将来是会成为大器的，今后自然会被朝廷大用。关键在于朝廷要善于培养他，使天下的人都仰慕信服他，都希望朝廷重用他。到那时重用苏轼，那么人们就不会再有异议。假如现在马上提拔重用他，那么人们未必信服，反而有害于他。”英宗说：“暂且让他任修起居注怎么样？”韩琦说：“修起居注和知制诰的地位差不多，不可以马上任命他。不如给苏轼一个接近皇上的馆阁职务，并且要召他来参加考试。”英宗说：“考试是不知道他能否胜任，象苏轼还有什么不能的吗？”韩琦还是不同意，后来考试两道策论，再次考入三等，得到直史馆的职务。苏轼听说了韩琦的话，说：“韩公可以说是用道德修养来爱护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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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苏洵逝世，英宗赐给黄金丝帛帮助办理丧事，苏轼辞谢了赏赐，请求赠给苏洵一官，于是朝廷赠苏洵为光禄丞。苏洵临死时，因为兄长苏太白早年亡故，子孙还没有自立，妹妹嫁给了杜氏，死后还没有下葬，苏洵把这些事托付给苏轼。苏轼服丧期满，立即安葬了姑姑。后来苏轼的官职可以恩荫子孙时，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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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二年，苏轼回到朝廷。王安石执政，一直厌恶他的议论和自己不同，让他判官告院。熙宁四年，王安石打算改变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两制、三馆讨论。苏轼上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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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人才的途径，在于知人；知人的方法，在于求实。假如皇帝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措施，那么胥史皀隶之中未尝没有人才，何况是学校贡举呢？虽然因袭现在的方法，我认为也足够有余。假如皇帝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那么公卿侍从大臣都经常忧虑没有人才，何况学校贡举呢？虽然恢复古代的制度，我认为也是不够的。时代有可以不可以，万物有废有兴，当一项制度是合乎时代需要的，虽是暴君也不能废除它，等到它已经没落，虽是圣人也不能使它恢复。所以风俗变化了，法制也跟着变化，这好比江河的迁移，强要它回到故道，那是难以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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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年间原曾建立学校，到了今天，仅有空名存在。如今要改变现存的礼仪，变易现存的风俗，又要征发民力修筑官舍，聚敛百姓的钱财来供养游说的人。百里以内，设置官员设立老师，案件诉讼听命于此，军旅之事谋划于此，又简出不遵守教育的人屏弃到远方，不是空增加纷乱，因而害苦天下吗？若是没有大的更新改革，而期望能对当代有利，那么与庆历年间的改革有什么不同？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学校，只可以因袭原有的制度，使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一代废弃就足够了。至于贡举的规定，已实行了百年，国家的治乱盛衰，当初不由此。陛下看祖宗的时代，贡举的规定，和现在相比哪时更精审？文章著作，和现在相比哪时更优秀？所得到的人才，和现在相比哪时更多？天下的事情，和现在相比哪时更得到治理？比较这四方面的长短，这次讨论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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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改变的不过几件事：或是说乡举重视德行而忽略文辞，或是说专取策论而废除诗赋，或是想兼用有声誉人望而废除封弥制度，或是想让参加考试儒家经典著作的考生不考试帖经墨义而考试经书的要旨，这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主张。我希望陛下注意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区区科举，学校制度何必参与呢？我又切实有超过正常估计的暗自忧虑之点。关于性命的学说，自子贡那时就没有听说了，然而今天的学者，却以不谈性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浩然之气已到不恰当的地步而还不可穷尽；看他们容貌仪表，超脱世俗已到无所建立的地步而还不可抑制，这些怎么真能那样呢！一般人的习性，习惯于放纵自己又喜欢说大话。陛下又怎么能任用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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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奏议呈上之后，神宗醒悟说：“我本来怀疑这件事，读了苏轼的奏议，思想上的疑虑消失了。”当天召见苏轼，问道：“现在的政令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你也可以指明陈述出来。”苏轼回答说：“陛下天性具有文武才能，不担心陛下不明察，不担心陛下不勤奋，不担心陛下不果断，但是担心陛下求治太迫切，听他人的话太广，提拔人太快。希望陛下以安静来镇住局面，等待事情发生，然后再处理它。”神宗吃惊地说：“你所说的三句话，我要周密思考。凡是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当为我深入思考治乱的问题，不要有所隐讳。”苏轼退出后，把召见的情况对同僚们说了。王安石不高兴，任命苏轼权开封府推官，想用事务来困住苏轼。苏轼决狱断案清确敏捷，名声愈传愈远。恰逢上元节皇帝降旨要开封府购买浙江产的灯，而且下令要压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是用灯取乐？不过是让两宫太后高兴罢了。然而百姓不可能家家知道陛下的心意，都说是用听的看的一类不急需的玩物，夺取他们吃的穿的生活必需品。这件事很小，对国家大体的影响却很大，希望陛下追还前面下达的诏命。”皇帝立即下诏停止买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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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王安石开始颁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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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想说的，三句话而已。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敦厚风俗，保存纪纲。皇帝可以凭借的是人心而已。好比树木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贾有财。失去这些东西就会败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和易同其众而不安定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而不危险的。陛下也知道现在人心是不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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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开国以来，管理财政开支的不过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开支交给三司管理，无缘无故又创建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样一个机构，让六七名少年，日夜在里面谋划索取，使者四十多人，在外面分到各处经营办理。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名称；六七名少年和四十多名使者，是求利的工具。开始时声势浩大，百姓实在惊疑；创立的各法十分新奇，官吏也都感到疑惧。以大国之主来谈利，以天子的宰相来治财，议论百出，万口喧哗，然而仍不回头，光空说：“我没有做这种事，何必怕人家说三道四。”拿着渔网到江河湖泊去，对人们说“我不是去打鱼”，不如舍弃渔网而人们自然相信。驱赶着鹰犬到森林里去，对人们说“我不是去打猎”，不如放走鹰犬而野兽自然驯服。所以我认为要消除谗言恶语而召来和气，就不如取消制置三司条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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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皇帝和大臣们勤于政务，已经快一年了，然而富强国家的功效，渺茫的好比捉风，光听说内库钱币拿出来几百万缗，祠部准许剃度五千多人出家罢了。用这样的措施作为办法，那么谁不能呢？然而要实行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它的困难。汴水浑浊，自有百姓以来，不用来种植水稻。现在主张修筑池塘使水澄清，种万顷地的水稻，必须使用千顷面积的池塘，一年一淤，三年池塘就淤满了。于是，陛下相信这种说法，立即派人察看地形，到处凿空，寻访水利。狂妄轻飘无知的人，任意争相进言。有关衙门虽然知道他们的办法粗疏，却不敢自行贬退他们，把年老和年少的人追集起来，去察看他们所说的是否可行。假如不是明显难以办理的，必须动工兴建。官吏苟且顺从，真的以为是陛下有意兴建，上耗费国家的钱财粮食，下误农时。万一堤防决口，河水冲出原来的河道，虽吃提出建议人的肉，对于百姓又有什么补救！我真不知道朝廷何苦要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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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役使人，必然使用乡村农户。现在但听说江、浙之间，几个州郡实行雇募役人，而且想把雇役推行于全国。单丁、女户，是百姓中最穷苦的人，然而陛下首先想要役使他们，陛下富有四海，怎忍心不加抚恤！自从杨炎推行两税法，田租户调和庸役就包括在一起了，为什么又要征取庸役呢？万一后世不幸出现搜刮百姓钱财的大臣，没有废除雇人服役的钱，差役又和从前一样，推究其根源，就必然会有担当这罪责的人。青苗时放债钱，自古代就有禁令。现在陛下把它确立为成法，每年都要推行。虽然说不许强迫百姓借贷交息，但几代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证他们不这样做吗？估计愿意请求借贷青苗钱的农户，必然都是孤苦贫穷没有接济的人，鞭挞他们急了之后，他们就要接着逃亡，这些人不还青苗钱，就由邻居互保户均摊，这种情况是必然会来到的，他日天下百姓痛恨青苗法，国史记载这件事，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况且常平法，可以说非常完善了，现在想改变为青苗法，破坏常平法推行青苗法，所丧失的更加多了，亏了官家害了百姓，虽然后悔又怎么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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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汉武帝因为财产匮乏枯竭，采用商人桑羊的建议，买进时便宜卖出时贵，称为均输。当时行商坐贾都不流通，盗贼滋生势盛，几乎导致叛乱。孝昭帝即位当了皇帝，霍光顺应百姓所希望的而给予他们，天下百姓都归向朝廷，于是天下无事。不料现在这种论调重新兴起。立法的初期，它的费用已经很多，即使稍稍有所收获，但是商税征收的数额，损失的必然很多。譬如有人为他的主人放牧牲畜时，用一头牛换了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隐瞒而不说，五只羊的收获，却指为功劳成绩。现在破坏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劳，亏损商税来获取均输的利益，与上面所说的比喻有什么不同？我私下认为太过分了。议论的人必然会说：“可以和百姓一起享受成功的快乐，难以和他们一起谋虑创始。”所以陛下坚持实行而不顾反对意见，期望这些新法必然得到推行。这正是战国时代贪图功利的人，冒险侥幸的观点，没有等到成功的快乐，怨恨却已经起来了，我之所以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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