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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盗窃案发生，安抚使派三班使臣率领强悍兵士前来搜捕，兵士凶暴放纵行事，甚至用藏有违禁物品来诬陷百姓，进入百姓家中争斗杀人，又畏罪惊慌溃散，将要作乱。百姓急忙跑去告诉苏轼，苏轼扔掉百姓的投诉书不看，说：“一定不会到此地步。”溃散的兵士听说这件事，稍稍安定，苏轼慢慢派人查出肇事的兵士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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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任徐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使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水溢出河道，洪水汇聚在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不时泄出，城墙即将被洪水冲毁，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有的百姓出城逃避洪水，全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守城？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驱使富有的百姓重新回到城里。苏轼去武卫营，呼喊长官说：“河水即将冲毁城墙，事情已经很紧急，虽然你们是禁军，但也请你们为我尽一点力。”士卒长官说：“太守尚且不躲避路上的洪水，我辈小人，应当效命。”率领士兵们拿着铁锹畚箕出来，修筑东南长堤，头起戏马台，尾连着城墙。雨日夜不停地下，城墙露出水面仅仅只有三版那么高。苏轼搭建小草屋住在城墙上，路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别堵塞缺口以守护城墙，终于保全了徐州城。又请求征调明年服役的役人增筑徐州旧城，修建木质护岸，以防洪水再来。朝廷同意了苏轼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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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任湖州知州，苏轼上表感谢。又因为一些措施不方便百姓但又不敢说，他写诗寄托讽喻，希望对国家有所补救。御史李定、舒蚮、何正臣摘录苏轼谢表上的话，并且诬陷苏轼所写的诗是毁谤朝廷，逮捕苏轼押送京城投入御史台监狱，想把他置之死地，罗织罪名很长时间却一直不能决断。唯独神宗怜惜苏轼，用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了他。苏轼和乡里父老结伴去山水之间消磨光阴，在东坡修筑房屋，自号“东坡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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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三年，神宗几度有意再次起用苏轼，但被当政的大臣阻止了。神宗曾经对宰相王皀、蔡确说：“国史至关重要，可以命令苏轼撰成国史。”王皀面有难色。神宗说：“苏轼不可用，姑且用曾巩。”曾巩进上《太祖总论》，神宗意思不满意，于是亲自写信把苏轼调到汝州，其中有这样的话：“苏轼贬谪居住黄州期间反思自己的错误，经过一年认识更加深刻，人才确实难得，不忍心一直弃之不用。”苏轼还没有到达汝州时，上书说自己饥寒贫穷，在常州有田地，希望能到常州居住，早晨上奏，傍晚皇帝就答复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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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金陵，见到王安石，苏轼说：“兴大兵起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征兆。祖宗用仁厚治理天下，正是想革除它。现在西方打仗，连年不得解除，东南几次兴起大狱，您独不能说句话来制止它吗？”王安石回答说：“这两件事都是吕惠卿挑起的，我在朝廷外面，怎么敢说话？”苏轼说：“在朝廷内就说，在朝廷外就不说，这是侍奉皇帝的常礼。皇帝对待您的不是常礼，您对待皇上，怎么可以用常礼呢？”王安石大声说：“我王安石要说话的。”又说：“话出自我王安石之口，进入在你苏子瞻的耳朵。”又说：“一个人要知道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虽能得到天下也不去做，这才可以。”苏轼开玩笑说：“现在的君子，争着要减去半年磨勘，虽去杀人也会干的。”王安石笑而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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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常州，神宗死了，哲宗继位当皇帝，恢复苏轼为朝奉郎、知登州，召入朝廷任礼部郎中。苏轼过去和司马光、章惇友好。当时司马光任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两人意见不合，章惇经常开玩笑侮辱司马光，司马光很苦恼章惇的行为。苏轼对章惇说：“司马君实现在声望很高。以前许靖因为只有虚名而无实际才能，被蜀先主鄙视，法正说：‘许靖虚假的名声，在四海流传，如果对他不加礼遇，必然会被认为是轻视贤人而受到损害。’先主采纳了法正的意见，就让许靖担任司徒。许靖尚且不可轻慢，何况君实呢？”章惇认为苏轼说得对，司马光借此得到了稍稍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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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任起居舍人。苏轼起自忧患之中，不想立即踏进要害部门，向宰相蔡确要求辞去这个职务。蔡确说：“你在仕途盘旋已经很久了，朝廷中没有人比你强。”苏轼说：“过去林希和我同在馆阁中，而且他比我年长。”蔡确说：“林希果真应当比你先提拔吗？”最终还是不同意苏轼的请求。元祐元年，苏轼穿戴七品官服入延和殿侍奉皇帝，立即赐给苏轼用银装饰的红色六品官服，升任中书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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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祖宗时，差役法实行的时间长了产生弊病，百姓中服役的人却不熟习所服的差役，官府又残暴地使用他们，导致多数服役的百姓破产，地少人多的地区百姓中有人终年得不到休息。王安石在神宗朝任宰相时，把差役法改为免役法，根据百姓户等的高低让他们出钱雇人服役，执行免役法的官吏向百姓索取超过规定的钱财，因此成为百姓的苦难。司马光任宰相，知道免役法的危害，而不知它有利的一面，打算恢复差役法，选差官吏和设置机构，苏轼给选中了。苏轼说：“差役法、免役法，各有利弊，免役法的害处，在于聚敛民财，百姓十室九空，聚敛在上面而下层有饥荒之害。差役法的害处，在于百姓经常在为官府服役，不能集中力量务农，而贪官污吏得以乘机敲诈勒索。这二者的危害，大致相等。”司马光问：“你看应该怎么办呢？”苏轼回答说：“法令制度连续相承事情就容易成功，事情逐渐变化百姓就不会惊慌。三代之法，兵农合一，到秦朝才分为二，到唐朝中叶，把府兵改变为长征健儿。自从那时以来，百姓不知道当兵，当兵的也不知道务农，农民出粮食布帛养活军队，军队出性命护卫农民，天下都感到方便。虽然圣人再次出现，不能改变这种情况。现在实行的免役法，实际上大致和这一样。您想立即废除免役法而再行差役法，正好比废除长征健儿而恢复府兵，不容易吧。”司马光听了不以为然。苏轼又到政事堂陈述自己的意见，司马光很不高兴。苏轼说：“过去韩魏公在陕西采取义勇兵制，您任谏官，为此事争辩十分激烈，韩魏公不高兴，您也不顾。我过去听您说得很详细，难道您今天当了宰相，就不许我讲完自己的意见？”司马光笑笑。不久苏轼任翰林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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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二年，苏轼兼任侍读。每当给皇帝读书读到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时候，不曾不反复开导皇帝，希望能对皇帝有所启发醒悟。哲宗虽然恭敬而沉默不语，但总是点头肯定。苏轼曾经给哲宗读祖宗《宝训》，因此讲到时事，苏轼依次说道：“现在赏罚不明，对善恶没有什么鼓励或阻止的措施；再有黄河大势是正向北流，然而强要使它向东流；西夏人入侵镇戎军，杀死掠走几万人，军队主帅不向陛下报告，每件事都这样的话，恐怕会渐渐成为衰乱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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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曾经锁在皇宫中宿值，奉召入对于便殿，宣仁太后说：“你前年担任什么官职？”苏轼回答说：“我任常州团练副使。”宣仁太后又问：“现在担任什么官职？”苏轼回答说：“我现在担任翰林学士。”宣仁太后问：“你为什么被迅速提升到这个官职？”苏轼回答说：“我遇到了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宣仁太后说：“不是。”苏轼说：“难道是大臣们推荐的？”宣仁太后说：“也不是。”苏轼吃惊地说：“我虽然不肖，但也不敢从其他途径得到提拔。”宣仁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必然感叹地说：‘奇才，奇才！’但是没有来得及提拔任用你罢了。”苏轼不觉放声痛哭，宣仁太后和哲宗也哭泣，左右侍从也都被感动得泪下涕流。过了一会让苏轼坐下吃茶，撤下皇帝御座前面的金莲烛送苏轼回到学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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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三年，权知礼部贡举。当时大雪纷飞十分寒冷，参加贡举考试的士人坐在庭院中，打寒噤冷得说不出话。苏轼放宽对他们的禁约，使他们得以施展自己的全部才能。巡铺内侍每每折辱应试的举人，并且拿意思暧昧的单词，诬陷为罪状，苏轼全部上奏朝廷赶走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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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四年，因为积久评论政事，苏轼被执政大臣所恼恨。他恐怕不被执政大臣宽容，请求出任地方官，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还没走，谏官说前任宰相蔡确知安州时，写诗借郝处俊事来讥讽太皇太后。大臣们讨论把蔡确迁到岭南。苏轼秘密上疏说：“朝廷如果从轻处罚蔡确的罪行，那么对于皇帝以孝治国来说是不够的；如果从重处罚蔡确的罪行，那么对于太皇太后的仁政不免有些损害。我认为应该是皇帝降旨设置诏狱逮捕蔡确治罪，太皇太后降下亲笔诏令赦免他，那么仁孝两个方面都照顾到了。”宣仁太后内心赞同苏轼的建议却不能采纳。苏轼到京城郊外，皇帝沿用对待前任执政大臣的恩例，派内侍赐苏轼龙茶、银合，慰劳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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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苏轼到杭州，杭州大旱，饥馑瘟疫一起发生。苏轼请求朝廷，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朝廷赐给的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以救济饥饿的百姓。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出卖常平仓的大米，做了很多厚粥和汤药，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给百姓治病，救活的人很多。苏轼说：“杭州，水陆交会的地方，瘟疫死亡的人常常比其他地区多。”于是集中多余的公款共得二千缗，苏轼又拿出自己的五十两黄金，办起病坊，稍微积蓄一些钱粮收治生病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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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本来靠近大海，地下的泉水又咸又苦，居民稀少。唐朝杭州刺史李泌首先引来西湖水修建六井，百姓饮用水充足了。白居易又疏浚西湖水引入运河，湖水从运河流入农田，所灌溉的农田多达千顷，百姓因此殷富。西湖水中水草很多，自唐代到五代钱氏，年年都要疏浚治理，宋朝建立后，西湖荒废，水草淤积形成葑田，湖水几乎都没有了。运河失去西湖水的补给，就从钱塘江的潮水中引水，船航行在城市中，潮水又挟带着大量泥沙淤塞运河，每隔三年就得疏浚一次，成为百姓的一大灾患，六井也几乎废坏了。苏轼看到茅山有一条河专门容纳钱塘江潮水，盐桥一河专门容纳西湖水，于是疏浚这两条河道以通航。接着修造堤堰闸门，控制西湖水的蓄积和排泄，钱塘江潮水不再进入杭州城内。又用剩余的人力物力修复了六井，再把挖出来的淤泥堆积在湖中，南北长三十里，修筑成长堤以来往行人。吴地百姓种菱，春天就除草，寸草不留。苏轼雇募人在西湖中种菱，水草不再生长。把种菱的收入备作以后修浚西湖的费用，取救济灾荒剩余的一万缗钱、万石粮食，以及申请得到的一百张僧人度牒用来雇募民工。长堤筑成，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望去好像图画，杭州百姓把长堤称为苏公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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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和尚净源，过去居住在海边，与海船客商交往，海船航行到高丽，客商交口称赞他。元丰末年，高丽王子义天来宋朝拜，因而前往净源住处拜访他。到这时，净源死了，他的信徒偷偷拿净源的像，搭乘海船前往高丽报告。义天也派他的门徒来祭奠净源，并且拿着高丽国母的两座金塔，说是祝贺两宫太后寿辰。苏轼不接受，上奏说：“高丽很长时间不进贡了，失去了朝廷赐给他们的厚利，他们意图想来朝进贡，不了解我们对待他们的厚薄，因此借祭奠净源而行祝寿的礼节。如果接受他们的礼物而不回报他们，高丽将会产生怨恨的思想；接受高丽的贺礼而厚赐他们，又正好堕入他们的计策中。现在朝廷应该不参与这件事，让州郡自行以理拒绝接受他们的礼物。那些平庸的和尚狡猾的商人，给国家滋生事端，这种事不可渐长，应该痛加惩治。”朝廷全部同意苏轼的意见。没过多久，来进贡的使臣果然到了，过去例子使臣所到的吴越七个州郡，要花费二万四千缗钱。于是，苏轼命令各个州郡根据情况裁减开支，百姓获得交易的好处，再也没有受到侵扰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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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潮从海门东面而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屹立在江中，和渔浦各山犬牙交错，水流相激，漩涡回旋，每年损坏的公私船只不可胜数。苏轼建议从浙江上游名叫石门的地方，沿山向东，开凿漕河，引浙江和溪谷各水二十多里到达钱塘江。又沿着山作河岸，不出十里到达龙山大慈浦，从浦北转弯抵达小岭，开凿六十五丈山岭通达小岭东面的古河，疏浚几里长的古河到达龙山漕河，以避开浮山之险，人们认为便利，奏章上报朝廷，一些讨厌苏轼的大臣，极力阻止这个计划，因此凿河工程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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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又说：“三吴地区的水，潴积形成太湖，太湖之水，溢出形成松江流入大海。大海每天两次潮汐，潮水混浊而江水清澈，潮水经常要淤塞松江水道，然而江水清澈流速快，随即把泥沙冲走，出海口经常是畅通的，因此吴中地区很少有水灾。过去苏州以东地区，公私船只都是用竹篙撑船航行，没有在陆地背纤行船的。自从庆历年间以来，松江大筑背纤的道路，修建长桥扼塞松江水道，因此现在三吴地区多水灾，我打算凿开背纤的道路、修筑千桥，以加快江水的流速。”这个建议也没有被采纳，人们都觉得很遗憾。苏轼二十年间再次到杭州任官，对杭州百姓有恩德，百姓家中有苏轼画像，吃饭时一定对着画像祝福。又修建苏轼的生祠以报答他的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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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六年，召苏轼担任吏部尚书，没有到任。因为弟弟苏辙任尚书右丞，苏轼改任翰林承旨。苏辙推辞尚书右丞的职务。想和兄长苏轼一同担任侍从官，朝廷没有同意。苏轼在翰林院几个月，又因为谗言攻击请求出任地方官，于是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以前，开封附近几个县多水灾，地方官吏不深究造成水灾的原委，挖开陂泽，把水引入惠民河，惠民河容不下，造成陈州也多水灾。又打算凿开邓艾沟和颍河沟通，并且开凿黄堆想把水引入淮河。苏轼一到颍州，派遣吏员用水平测量地形高低，淮河涨水时水位比新沟几乎高出一丈，如果凿开黄堆，淮河水就会倒灌颍州造成水灾。苏轼对朝廷说了自己的意见，朝廷采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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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州有长期做盗贼的尹遇等人，几次抢劫杀人，又杀死捕捉盗贼的官吏和士兵。朝廷点名搜捕他也没有擒获，被他杀死过人的家庭又害怕他再次加害，躲避不敢说。苏轼召来汝阳尉李直方说：“你能擒获尹遇，我一定极力向朝廷推荐，要求从优奖赏；抓不到他，我就要以不称职的名义上奏朝廷罢免你的官职。”李直方家有母亲而且已经年老，他和母亲诀别后就出发了。于是李直方侦察得知盗贼所在的地方，分别派人捕获尹遇的党羽，自己用手戟刺中尹遇，擒获了他。朝廷以事情太小不符合奖赏的规定，赏赐时没有赏到李直方。苏轼请求以自己的年资劳绩，应当改官阶为朝散郎，把它作为给李直方的奖赏，朝廷不同意。后来吏部提出苏轼应当升官，以符合苏轼的考绩，苏轼说已许给了李直方了，又没有得到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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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七年，调任扬州。过去发运司主管东南漕运，听任撑船的船夫私载货物，征收商税的部门不得留难他们。因此掌船的人总很富裕，他们以官船为家，修补官船损坏的地方，并且周济船夫短缺，所以运载的货物到达目的地既迅速又没有损失。近年来禁止一切私载货物，因此船破损人穷困，船夫大多盗窃运载的官物来接济自己饥寒的生活，公私两方面都受害。苏轼请求恢复原有的制度，朝廷同意了。没过年，朝廷以兵部尚书的职务召苏轼入京，兼任侍读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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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哲宗亲自到南郊祭祀，苏轼担任卤簿使，引导圣驾进入太庙。有十几辆打着红伞的牛车和十多辆打青盖的牛车争抢道路，不躲避皇帝的仪仗队。苏轼派御营巡检使询问他们，竟是皇后和大长公主。当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任仪仗使，苏轼说：“中丞的职责应当是严肃政纪，不可以不把这件事报告皇帝。”李之纯不敢说，苏轼在车上把这件事报告了皇帝。哲宗派遣使臣捧着书信骑马告诉太皇太后，第二天，下诏整肃皇帝仪卫，自皇后以下都不得迎接谒见。苏轼不久升任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二学士，任礼部尚书。高丽派遣使臣请求朝廷给他们一些书籍，朝廷沿用旧例全部同意他们的要求。苏轼说：“汉朝东平王请求朝廷赐给他们诸子和《太史公书》，朝廷尚且不肯给予。现在高丽所要求的书籍，远远超过了汉东平王的请求，难道这些书籍可以给他们吗？朝廷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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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八年，宣仁太后死了，哲宗亲自裁决大政。苏轼请求出外任地方官，以两学士的身份出知定州。当时国家大计方针将发生变化，苏轼没有能够入宫向皇帝辞行。已经上路赴任时，苏轼上书说：“天下是治还是乱，在于下情上达的途径是畅通的还是堵塞的。天下大治时，普通百姓的意见都能自由通达朝廷；等到天下大乱时，虽然是皇帝的近臣也不能将自己的意见进给皇帝。陛下治理天下九年了，除了执政大臣、台谏官外，不曾和大臣们有什么接触。现在陛下刚开始亲自处理政务，就把了解下情、清除阻塞作为急需要办的事情。我每天侍奉在宫中，现在正要去守卫边境，却不能见陛下一次就动身了，何况疏远的小官们要把自己的意见报告给皇帝，那就更加困难了。然而我不敢因为不得与陛下答对的缘故，不报效自己的愚忠。古代的圣人将有作为的时候，必然先处在暗处而观察明处，处于静止而观察动态，那么万般事物的情形，全部都会摆在面前。陛下的智慧超人，年龄正当盛年。我希望陛下虚心顺理，一切不要有所作为，暗自观察各种事物的利与害，以及大臣们的邪与正。以三年为期限，等获得实际情况，然后顺应事物采取行动。要使有了作为之后，天下没有怨恨，陛下也没有后悔。由此看来，陛下有所作为，只担忧太早，不忧虑稍迟，这已是很明显的了。我恐怕急功近利的大臣们，就要劝陛下轻率地有所改变，所以进了上述意见，冒昧地企望陛下留神，国家宗庙的福分，天下太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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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军政败坏松弛，士兵们骄惰不服教诲，军中小校们蚕食士卒的口粮和赏赐的财物，前任地方官谁也不敢过问。苏轼把贪污的军官发配到远恶州郡，又修缮营房，禁止士兵饮酒赌博，军队里士兵的衣服粮食稍稍充足了一些，于是以战法部署约束士卒，士卒都畏惧服从他。然而军官们害怕不安，有卒史拿着赃物控告自己的长官，苏轼说：“这种事情我自己处理是可以的，听任你告状，会在军队中造成混乱。”立即把他判决流放，于是大家才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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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春天大检阅军队，将校官吏们很长时间废除了上下级名分，苏轼命令全按旧有的规章制度，主帅穿平常的服装到帐中来，将校官吏穿军装供给使令。副总管王光祖自认为是老将，感到这样做耻辱，假装生病不来。苏轼叫来书吏，让他起草奏章，王光祖惧怕而出来参加阅军，检阅结束，没有一个怠慢的人。定州百姓说：“自从韩琦走后，一直到今天没有见过这种检阅典礼了。”与契丹和平了很长时间，守卫边境的军队已不能用，只有边境一带的弓箭社和敌寇相邻，因战射自卫，尚可号称精锐。已故宰相庞籍守卫边境时，依百姓的习俗立法。年代久远法令松弛，又被保甲法所阻挠。苏轼上奏朝廷免除保甲法和两税折变、摊派，没有得到朝廷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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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初年，御史弹劾苏轼执掌内外制命的时候，所起草的制词告命，认为是诽谤指斥先朝。于是苏轼以本官知英州，不久降一官，苏轼还没有到英州，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惠州居住。苏轼在惠州住了三年，淡泊而没有什么怨恨不快，人不分聪明和愚笨的，都得到他的欢心。又被贬为琼州别驾，在昌化居住。昌化，旧儋耳郡地区，不是人所能居住的地方，药物、调补品都没有。苏轼开始时租赁官屋居住，官吏还说不可以，于是苏轼买地建房，当地百姓运砖搬土帮助他。苏轼独自和小儿子苏过住在这里，以著书为乐，常常和当地的父老乡亲交往，好像要在这里终老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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