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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必左右近习倡为此说以误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灾异数出，正当恐惧修省之时，不当兴此大役，以谴告警动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饥饿流离、阽于死亡之际，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变。不惟无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进见之期，亦恐寿皇在殡，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茕然在忧苦之中，晨昏之养尤不可阙。而四方之人，但见陛下亟欲大治宫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军万民之心将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鉴未远，甚可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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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闻太上皇后惧忤太上皇帝圣意，不欲其闻太上之称，又不欲其闻内禅之说，此又虑之过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为宛转方便，则父子之间，上怨怒而下忧恐，将何时而已。父子大伦，三纲所系，久而不图，亦将有借其名以造谤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惧也。愿陛下明诏大臣，首罢修葺东宫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华之间，草创寝殿一二十间，使粗可居。若夫过宫之计，则臣又愿陛下下诏自责，减省舆卫，入宫之后，暂变服色，如唐肃宗之改服紫袍、执控马前者，以神负罪引慝之诚，则太上皇帝虽有贫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欢意浃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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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若朝廷之纪纲，则臣又愿陛下深诏左右，勿预朝政。其实有勋庸而所得褒赏未惬众论者，亦诏大臣公议其事，稽考令典，厚报其劳。而凡号令之弛张，人才之进退，则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较量，勿循己见，酌取公论，奏而行之。有不当者，缴驳论难，择其善者称制临决，则不惟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习天下之事，而无所疑于得失之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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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山陵之卜，则愿黜台史之说，别求草泽，以营新宫，使寿皇之遗体得安于内，而宗社生灵皆蒙福于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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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入不报，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讲编次成帙以进，上亦开怀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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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又奏勉上进德云：“愿陛下日用之间，以求放心为之本，而于玩经观史，亲近儒学，益用力焉。数召大臣，切劘治道，群臣进对，亦赐温颜，反覆询访，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长，庶于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礼经敕令，子为父，嫡孙承重为祖父，皆斩衰三年；嫡子当为共父后，不能袭位执丧，则嫡孙继统而代之执丧。自汉文短丧，历代因之，天子遂无三年之丧。为父且然，则嫡孙承重可知。人纪废坏，三纲不明，千有余年，莫能厘正。寿皇圣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犹执通丧，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册，为万世法程。间者，遗诰初颁，太上皇帝偶违康豫，不能躬就丧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统，则承重之服著在礼律，所宜遵寿皇已行之法。一时仓卒，不及详议，遂用漆纱浅黄之服，不惟上违礼律，且使寿皇已行之礼举而复坠，臣窃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将来启殡发引，礼当复用初丧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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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孝宗祔庙，议宗庙迭毁之制，孙逢吉、曾三复首请并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袷祭则正东向之位。有旨集议：僖、顺、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归。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庙，治平间，议者以世数寝远，请迁僖祖于夹室。后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庙，与稷、契无异，请复其旧。时相赵汝愚雅不以复祀僖祖为然，侍从多从其说。吏部尚书郑侨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为藏之夹室，则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孙之夹室，神宗复奉以为始祖，已为得礼之正，而合于人心，所谓有举之而莫敢废者乎？又拟为《庙制》以辨，以为物岂有无本而生者。庙堂不以闻，即毁撤僖、宣庙室，更创别庙以奉四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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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宁宗之立，韩侂胄自谓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忧其害政，数以为言，且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共论之。会龟年出护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窃柄之失，在讲筵复申言之。御批云：“悯卿耆艾，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汝愚袖御笔还上，且谏且拜。内侍王德谦径以御笔付熹，台谏争留，不可。楼钥、陈傅良旋封还录黄，修注官刘光祖、邓驲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宝文阁待制，与州郡差遣，辞。寻除知江陵府，辞，仍乞追还新旧职名，诏依旧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元年初，赵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领望治，熹独惕然以侂胄用事为虑。既屡为上言，又数以手书启汝愚，当用厚赏酬其劳，勿使得预朝政，有“防微杜渐，谨不可忽”之语。汝愚方谓其易制，不以为意。及是，汝愚亦以诬逐，而朝廷大权悉归侂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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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始以庙议自劾，不许，以疾再乞休致，诏：“辞职谢事，非朕优贤之意，依旧焕章阁修撰。”二年，沈继祖为监察御史，诬熹十罪，诏落职罢祠，门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编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请。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书属其子在及门人范念德、黄干，拳拳以勉学及修正遗书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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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翚，寓建之崇安，后徙建阳之考亭，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货于人以给用，而非其道议则一介不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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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熹去国，侂胄势益张。何澹为中司，首论专门之学，文诈沽名，乞辨真伪。刘德秀仕长沙，不为张栻之徒所礼，及为谏官，首论留正引伪学之罪。“伪学”之称，盖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纮言：“比年伪学猖獗，图为不轨，望宣谕大臣，权住进拟。”遂召陈贾为兵部侍郎。未几，熹有夺职之命。刘三杰以前御史论熹、汝愚、刘光祖、徐谊之徒，前日之伪党，至此又变而为逆党。即日除三杰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论道学权臣结为死党，窥伺神器。乃命直学士院高文虎草诏谕天下，于是攻伪日急，选人余嚞至上书乞斩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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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陈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孙也，与侂胄有姻连，劝侂胄勿为已甚，侂胄意亦渐悔。熹既没，将葬，言者谓：四方伪徒期会，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缪议时政得失，望令守臣约束。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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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泰初，学禁稍弛。二年，诏：“朱熹已致仕，除华文阁待制，与致仕恩泽。”后侂胄死，诏赐熹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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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熹少时，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尝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三人，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听。”三人，谓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也。故熹之学既博求之经传，复遍交当世有识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尝学于罗从彦，熹归自同安，不远数百里，徒步往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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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傅散在方册，驿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傅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所著书有：《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辨证》《韩文考异》。所编次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皆行于世。熹没，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于学官。又有《仪礼经传通解》未脱稿，亦在学官。平生为文凡一百卷，生徒问答凡八十卷，别录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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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宗绍定末，祕书郎李心传乞以司马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七人列于从祀，不报。淳祐元年正月，上视学，手诏以周、张、二程及熹从。祀孔子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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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干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识者以为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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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子在，绍定中为吏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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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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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亲朱松，字乔年，曾考中进士。胡世将、谢克家举荐他，朝廷任命他为秘书省正字。赵鼎都督川陕、荆襄军马时，招朱松为幕僚，朱松推辞了。赵鼎再次任宰相，任命朱松为校书郎，迁升为著作郎，因为御史中丞常同的推荐，被任命为度支员外郎、兼任史馆校勘，历任司勋、吏部郎。秦桧决定和金国议和，朱松与同僚上奏章，极力主张不可以与金人议和。秦桧恼怒，示意御史弹劾朱松怀有立异之心，而自认为是贤才，结果让朱松离朝去任饶州知州，还未上任，朱松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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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从小聪颖理解力强，刚能讲话时，父亲指着天告诉他说：“这是天。”朱熹问道：“天的上面是什么？”父亲感到惊奇。从师受学时，老师教他读《诗经》，读过一遍，朱熹在书上题写道：“不能这样，不是人。”朱熹曾经和一群儿童在沙子上玩耍，他独自端端正正地用手指在沙土上画，看他画的图形，原来是一幅八卦图。十八岁时参加乡贡考试合格，高宗绍兴十八年中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时，他挑选县里优秀的人才当自己的学生，每天给他们讲授古代圣贤讲求个人修养和治理百姓的学问，又禁止妇女出家当尼姑道士。朱熹罢官回乡，请求管理一个祠观，朝廷派他监潭州南岳庙。第二年，因朝廷中的大臣举荐，和徐度、吕广问、韩元吉同时被朝廷召见，朱熹以生病辞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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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即位，下诏要求百官直言朝政得失。朱熹上密封的奏章说：“皇上虽无过失，但帝王之学却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没有什么缺陷，但修明朝政、抵御外敌的大计却不可以不早日决定。国家的利害忧乐虽不可能全面列举，但事关本原之处却不可以不加倍留意。陛下在培养自己的品德的初期，亲自披阅文献书籍，不过是诵读诗文章句，吟咏情性，又颇为留意道家、佛家的书籍。记诵诗文的辞藻，并不能够探寻事物发展的渊源而提出治国之道；道家的虚无和佛家的寂灭，并不能够贯穿万物本末而建立无过无不及，恰如其分的大中之道。帝王的学问，必须先穷究事物的本原而获得知识，以便透彻地认识事物的变化，使世间万物的道理都能存在于心中，对事物的纤细微末之处全都看得透彻，就会自然意念真诚，心地端正，而可以治理好天下的事情。其次说：“修明朝政，抵御外敌的方针之所以不能及时制定，是被讲和的说法给耽误了。金人是大宋不共戴天的仇敌，不可能和好是很明显的了。我希望根据公正的道理果断地做出决定，关闭关隘，断绝和约。任用贤明能干的人才，确立国家法度，振奋士风民俗。几年之后，国家富庶，军队强大，根据我国力量的强弱，观察金人内部裂痕的深浅，慢慢行动设法消灭他们。”接着说：“全国的利害，在于百姓的快乐与忧虑，百姓的忧乐，在于地方官员是否贤明。监司机构是监督地方官员的主要机关，而朝廷是委任监司机构官员的根本之地。要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根源也在于朝廷。现在的监司机构官员，贪赃枉法，声名狼藉，肆行暴虐以残害百姓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宰相、执政大臣、台谏官的亲戚朋友和宾客。他们当中已经失去权势的人，已经查明他们勾结谋私的情况而罢免斥退了；现在还有权势的官员中，难道就没有那样的人，只不过陛下无从知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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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兴元年，又召朱熹入朝，进宫回答皇帝的提问，其一说：“大学的道理在于穷究事物之理，以获得知识，虽然陛下有生而知之的天性，高出世间一般人的德行，然而不曾依据事物来观察其中的规律，根据这规律来处理事务。因此在举动和措施之间往往牵涉猜忌和疑心，在听取和采纳群臣的建议时不免受到蒙蔽和欺骗，治理国家也就没能取得显著效果。”其二说：“我们与金人有不同戴天的君父之仇。现在所应当做的事，不进行攻战就不能复仇，不加强防守就不能取得胜利。”并且陈述古代先圣先王增强国力抵御外侮，以声威制服远方之人的道理。当时宰相汤思退刚刚提倡与金人议和，任命朱熹为武学博士，依次补官。乾道元年，催促朱熹就职，朱熹到任时而洪适任宰相，重新主张议和，意见不合，朱熹回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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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三年，陈俊卿、刘珙推荐朱熹任枢密院编修官，依次补官。乾道五年，母亲去世朱熹回乡服丧。乾道六年，工部侍郎胡铨以朱熹是诗人向朝廷推荐，和王庭皀同时被召见，朱熹以服丧没有满期为由辞谢了。乾道七年，服丧期满，朝廷再次召用，朱熹以俸禄不能养家为由辞谢了。乾道九年，梁克家任宰相，重申前次召用命令，朱熹又推辞了。梁克家上奏皇帝说朱熹多次推辞朝廷召见不肯出来做官，应该受到褒奖录用，执政大臣也都称赞他，皇帝说：“朱熹安于贫困，坚守正道，守正不贪，辞官退让应该嘉奖。”特地改为相应的官职，任命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观。朱熹以辞官退让反而得到提拔，在义理上不够妥善为理由，再次辞谢朝廷任命。到淳熙元年，才拜官任职。淳熙二年，孝宗皇帝打算奖励任用守正不贪辞官退让的人，以鼓励士风民俗，当时龚茂良行使丞相职权，把朱熹的名字上报给孝宗皇帝，任朱熹为秘书郎，朱熹极力推辞，并且亲笔写信给龚茂良，说是自己一时侥幸。一群奸邪小人乘机进行谗言毁谤，于是因朱熹再次推辞，就依从了他的请求，让他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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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五年，史浩再次担任宰相，朱熹被任命知南康军，孝宗皇帝降旨让朱熹从便道上任就职，朱熹再次推辞，孝宗不允许。朱熹到任后，兴利除害。正值那一年很久没有下雨，朱熹研求多种救荒措施，救活了很多百姓。事情结束后，朱熹请朝廷根据规定奖赏纳粮救灾的人，他每有时间便到郡学去，找一些学生来和他们谈论学问。他访到白鹿洞书院遗址，奏请朝廷恢复书院的原有规模，制定《学规》让学生遵守。第二年夏天，大旱，皇帝诏令监司、州官条列当地民间的利弊，于是朱熹上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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