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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即位，下诏要求百官直言朝政得失。朱熹上密封的奏章说：“皇上虽无过失，但帝王之学却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没有什么缺陷，但修明朝政、抵御外敌的大计却不可以不早日决定。国家的利害忧乐虽不可能全面列举，但事关本原之处却不可以不加倍留意。陛下在培养自己的品德的初期，亲自披阅文献书籍，不过是诵读诗文章句，吟咏情性，又颇为留意道家、佛家的书籍。记诵诗文的辞藻，并不能够探寻事物发展的渊源而提出治国之道；道家的虚无和佛家的寂灭，并不能够贯穿万物本末而建立无过无不及，恰如其分的大中之道。帝王的学问，必须先穷究事物的本原而获得知识，以便透彻地认识事物的变化，使世间万物的道理都能存在于心中，对事物的纤细微末之处全都看得透彻，就会自然意念真诚，心地端正，而可以治理好天下的事情。其次说：“修明朝政，抵御外敌的方针之所以不能及时制定，是被讲和的说法给耽误了。金人是大宋不共戴天的仇敌，不可能和好是很明显的了。我希望根据公正的道理果断地做出决定，关闭关隘，断绝和约。任用贤明能干的人才，确立国家法度，振奋士风民俗。几年之后，国家富庶，军队强大，根据我国力量的强弱，观察金人内部裂痕的深浅，慢慢行动设法消灭他们。”接着说：“全国的利害，在于百姓的快乐与忧虑，百姓的忧乐，在于地方官员是否贤明。监司机构是监督地方官员的主要机关，而朝廷是委任监司机构官员的根本之地。要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根源也在于朝廷。现在的监司机构官员，贪赃枉法，声名狼藉，肆行暴虐以残害百姓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宰相、执政大臣、台谏官的亲戚朋友和宾客。他们当中已经失去权势的人，已经查明他们勾结谋私的情况而罢免斥退了；现在还有权势的官员中，难道就没有那样的人，只不过陛下无从知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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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兴元年，又召朱熹入朝，进宫回答皇帝的提问，其一说：“大学的道理在于穷究事物之理，以获得知识，虽然陛下有生而知之的天性，高出世间一般人的德行，然而不曾依据事物来观察其中的规律，根据这规律来处理事务。因此在举动和措施之间往往牵涉猜忌和疑心，在听取和采纳群臣的建议时不免受到蒙蔽和欺骗，治理国家也就没能取得显著效果。”其二说：“我们与金人有不同戴天的君父之仇。现在所应当做的事，不进行攻战就不能复仇，不加强防守就不能取得胜利。”并且陈述古代先圣先王增强国力抵御外侮，以声威制服远方之人的道理。当时宰相汤思退刚刚提倡与金人议和，任命朱熹为武学博士，依次补官。乾道元年，催促朱熹就职，朱熹到任时而洪适任宰相，重新主张议和，意见不合，朱熹回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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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三年，陈俊卿、刘珙推荐朱熹任枢密院编修官，依次补官。乾道五年，母亲去世朱熹回乡服丧。乾道六年，工部侍郎胡铨以朱熹是诗人向朝廷推荐，和王庭皀同时被召见，朱熹以服丧没有满期为由辞谢了。乾道七年，服丧期满，朝廷再次召用，朱熹以俸禄不能养家为由辞谢了。乾道九年，梁克家任宰相，重申前次召用命令，朱熹又推辞了。梁克家上奏皇帝说朱熹多次推辞朝廷召见不肯出来做官，应该受到褒奖录用，执政大臣也都称赞他，皇帝说：“朱熹安于贫困，坚守正道，守正不贪，辞官退让应该嘉奖。”特地改为相应的官职，任命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观。朱熹以辞官退让反而得到提拔，在义理上不够妥善为理由，再次辞谢朝廷任命。到淳熙元年，才拜官任职。淳熙二年，孝宗皇帝打算奖励任用守正不贪辞官退让的人，以鼓励士风民俗，当时龚茂良行使丞相职权，把朱熹的名字上报给孝宗皇帝，任朱熹为秘书郎，朱熹极力推辞，并且亲笔写信给龚茂良，说是自己一时侥幸。一群奸邪小人乘机进行谗言毁谤，于是因朱熹再次推辞，就依从了他的请求，让他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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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五年，史浩再次担任宰相，朱熹被任命知南康军，孝宗皇帝降旨让朱熹从便道上任就职，朱熹再次推辞，孝宗不允许。朱熹到任后，兴利除害。正值那一年很久没有下雨，朱熹研求多种救荒措施，救活了很多百姓。事情结束后，朱熹请朝廷根据规定奖赏纳粮救灾的人，他每有时间便到郡学去，找一些学生来和他们谈论学问。他访到白鹿洞书院遗址，奏请朝廷恢复书院的原有规模，制定《学规》让学生遵守。第二年夏天，大旱，皇帝诏令监司、州官条列当地民间的利弊，于是朱熹上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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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需要做的事情最大不过于体恤百姓，而体恤百姓的根本，在于皇帝端正思想方法以建立法纪政纲。天下的法纪政纲不能自行建立，必须皇帝的思想方法公平正大，没有偏向亲党和反复无常的私心，然后有所统属才能立起纪纲。皇帝的心思不能够自行正直，必须亲近贤臣，疏远奸邪小人，讲求和明了义理的归属，闭塞私心邪术之路，然后才可以得到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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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宰相、御史和三省、师傅、宾友、谏官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而陛下所能够亲密计议国家大事的人，不过是一两个亲近宦官。他们上以蛊惑陛下的思想和志向，使陛下不相信先王大道，而喜欢只图功利的低下学说，不高兴庄严人士的正直言论，而安心于私下亲近轻慢丑态。他们下则集天下士大夫中的嗜利无耻之徒，把文武百官加以汇总分类，各自收入他们门下。他们所喜欢的人就暗地里加以攀缘牵引，提拔安置在清要显贵的职位。他们所厌恶的人就秘密进行毁谤非议，或是公然肆行排挤。他们互相贿赂，所盗窃的都是陛下的财产。他们任命官吏配置将领，所盗窃的都是陛下的权柄。陛下所谓的宰相、师傅、宾友、谏臣，或是反而出入于他们的门下，承望他们的示意主张；其中幸有能够自立的人，也不过是拘谨自守，而不敢讲一句斥责他们的话；其中十分敬畏公论的人，也仅能略加警告或驱逐他们的一两个党徒，既不能对他们有深重的打击，而且最终也不敢以正直的言论直捣他们的藏身之所和巢穴所在。他们势力已成，淫威已立，朝廷内外无不倒向他们，使陛下的号令、官员的罢黜升陟不再出自朝廷，而出自一两个人的门里，名义上是陛下独自决定，而实际上是这么一两个人私下执掌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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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说：“巨大的灾祸，必然到来的忧患，近在早晚，然而唯独陛下还不知道。”孝宗读了朱熹的奏章，勃然大怒说：“这是把我看作不存在了。”朱熹以生病为由，请求一个宫观职务，没有得到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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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卿以曾任宰相的身份守金陵，入宫觐见皇帝，极力推荐朱熹。宰相赵雄对皇上说：“士大夫喜好名誉，陛下厌恶他们愈是厉害，而人们赞誉他们就愈是多，这岂不是正好抬高了他们。不如根据他们的长处而加以任用，他们渐渐担当政事任务之后，能力的强弱也就看出来了。”皇帝认为赵雄的意见对，于是任命朱熹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不久便记录上了朱熹救济灾荒的功劳，任命朱熹直秘阁，朱熹因为以前奏请朝廷奖赏纳粮救灾的人没有得到批准，所以辞谢了这次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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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遇浙东地区发生大饥荒，宰相王淮上奏改任朱熹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并要他当天独自快速上路，朱熹又以纳粮救灾之人没有得到奖赏为由，辞谢这一任命。等到朝廷实行了对纳粮人的奖赏之后，朱熹才接受了这一职务。他入宫对答皇帝提问，首先陈说灾异发生的原因和修成德行、任用人才的关系，其次又说：“陛下即位当政初期，曾选拔杰出的英豪之士，委任以国家政事，不幸的是这中间不能全部得到合适人选，因此不再广泛求取贤哲人士，而姑且任用了一些性情柔和不得罪人而又容易控制的人以充任这些职位。于是皇帝左右之人，私自轻慢地使唤命令他们从事低贱工作，才能侍奉宴会，供备驱使，因而宰相的权力日渐减轻。又怕他们的权势有所偏重，而又借用权力重大来蒙蔽自己，就时时听取外廷的议论，将以暗地察访这些人违纪犯法的事实而从严从速地查办他们。陛下既未能遵循天理、公正本心，用来端正朝廷纲纪，早已失去治国根本，而且又想兼听士大夫们的不同意见，作为驾驭群臣的方法，那么士大夫进见皇上有一定的时候，而陛下的亲近宦官则可以从容而没有间隙。士大夫们端庄有礼而难以亲近，他们的议论又苦涩难以入耳，亲近宦官的逢迎谄媚之态就足以蛊惑陛下心志，那些小吏狡诈诡变的伎俩又足以迷惑陛下的视听。因此陛下虽然想稍稍抑制这些小人之辈，然而这些小人的势力却一天天加重，陛下虽想广泛采纳公论，而士大夫的势力却一天天减轻。权重的小人既已可凭借他所掌握的重要权力，进一步窃取陛下的权力，权轻之人又借力于权重的小人，作为自己窃居官位，巩固宠信的方法。这样日往月来，侵蚀损耗，使得陛下的德行基业一天天地堕落，国家的法度一天天损坏，奸邪谄媚之人充塞朝廷，贿赂公行，士兵悲愁百姓怨愤，盗贼不时发生，祸害怪异多次出现，灾荒饥馑重新又来。奸邪小人互相引长，人人都得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唯有陛下一无所得，而独自承受这些弊端。”皇帝听后脸色都改变了。朱熹所奏的一共七件事，亲自书写其中的一二件事以防泄露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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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刚接受任命，就写信到其他州郡，招募米商，免除他们的商税，等朱熹到任时，外地船只运来的大米已聚集在这里了。朱熹每天出外调查访问百姓的疾苦，走遍浙东全境，单人独车，不带随从，所到之处，人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州县官吏惧怕他的严峻作风，有些人甚至自行离职而去，他所管辖的地区风纪肃然。凡是丁钱、和买、役法、榷酤这一类政事，有不方便百姓的地方，都加以改正和革除。在救济灾荒之余，他都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处置，必作长久之计。有人攻击朱熹，说他不经心处理政事，皇帝对王淮说：“朱熹处理政务却有可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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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因为前后几次奏请多数被抑制，侥幸得到采用的，也都拖延迟缓耽误了时间，蝗旱灾害相互频繁出现，他不胜忧愤，又上奏说：“为现在打算，只有决断出自皇上自己意志，迅速发布诏令，责备自己并征求直言，然后君臣互相告诫，痛下决心反省改正。其次，拿出内库全部钱财，把供给帝王大礼的费用改为收籴粮食的本钱，诏令户部免征百姓所欠旧债，诏令转运使根据条例检查放免百姓租税，诏令宰相大臣淘汰受灾路分的州军监司、地方官吏中没有成绩的人，审慎选拔贤能人士，责成他们实施救济灾荒的政策，这样也许还能下结民心，消除灾民乘灾荒之际叛乱的打算。不这样的话，我恐怕所忧虑的不止于饥饿死人，而将在于盗贼；蒙受其害的不仅仅是官吏，而且要上到危害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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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知州唐仲友和王淮同乡并结为亲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先后推荐他，唐仲友升任江西提刑，还没有上任。朱熹巡行视察到台州，控告唐仲友的人很多，朱熹调查得到事实，三次上章弹劾唐仲友，王淮把朱熹的奏章隐藏起来不让皇帝知道。朱熹更加致力弹劾他，唐仲友也上章为自己辩解，王淮才把朱熹的奏章进呈给皇帝，皇帝命令宰相大臣们审定，都司陈庸等人要求下令浙西提刑委派清廉能干的官员去追究核实，仍旧命令朱熹迅速赶往遭受旱灾伤害的州郡视察。朱熹当时留在台州没有走，不久接到这道诏令，愈加上奏弹劾唐仲友，前后上了六道奏章，王淮迫不得已，取消唐仲友的江西提刑的新任命转授给朱熹，朱熹拒绝不接受，于是回乡，并且要求一个宫观闲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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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郑丙上疏诋毁程氏的学说来败坏朱熹，王淮又提拔太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陈贾面对皇帝时，首先论说近日士大夫中有所谓“道学”之人，大多是借助道学之名来宣传骗人的学说，希望朝廷考察这些人，清除他们不再任用。陈贾指的是朱熹。淳熙十年，诏因朱熹多次请求祠观，可以派他主管台州崇道观，不久接连主管云台观、鸿庆观达五年时间。淳熙十四年，周必大任宰相，任命朱熹为提点江西刑狱公事，朱熹因病辞谢任命，朝廷不允许，于是他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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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十五年，王淮罢相，于是朱熹进奏，首说近年来刑罚处理不得当，狱官应该选择合适的人。接着说经制钱总制钱损害百姓，以及江西各州郡摊派课罚的弊端，奏章最后说：“陛下即位已经二十七年，因循守旧而时光渐移，没有一尺一寸的功效可以回报陛下自己的志向。我曾经反复考虑这件事，莫非陛下宴饮休息于深宫之中，没有照亮待人接物的心地，天理有些不纯，人欲有些不尽，因此善事不能做到底，除恶不能除其根，闪念之间，公私邪正、是非得失同时发作，交战于思想之中。因此陛下以礼相待大臣并非不厚，然而阿谀逢迎谄媚讨好的近臣小人也都能得到陛下寄托心腹的重任；陛下日夜追求英豪之士并非不迫切，然而柔弱奸邪平庸乖谬之辈也能够长久地窃掌朝廷大权。并非陛下不乐于听取公平正直的议论，然而有时不容纳这种议论的存在；并非陛下不憎恨谗言暴行，然而不免误听偏信；并非陛下不想为祖宗报复受到的耻辱和仇恨，然而不免畏惧怯懦而图一时安全；并非陛下不爱护和培养百姓的财力，然而不免要发出叹息产生愁怨。切望陛下从今以后，对于一闪之念必须谨慎对待仔细审察；这是天理呢，还是人欲呢？果真是天理，就慎重对它加以扩充，而不让它受到一点蒙蔽阻塞；如果是人欲，就慎重地克制这个念头，而不让它在自己的头脑中少有滞留。把它推广到一言一行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没有不用这一标准加以衡量，那么陛下的圣心就能通达，朝廷内外融合透彻，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可以侧身两者之间，而天下的事情将只根据陛下所想的进行，没有什么事会不合乎陛下的志向心愿。”朱熹这次赴京，有人在路上拦住他，认为“正心诚意”这种论调皇帝很讨厌听到，告诫他不要说这种话。朱熹说：“我一生所学习的，只有这四个字，怎么可以隐瞒不说以欺骗皇帝呢？”等到他上奏时，皇帝说：“很久没有见你了，浙东的事情，我已经知道。现在应该安排你一个高尚而重要的职务，不再用州县的琐事来麻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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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曾觌已经死了，王抃也被驱逐，唯独内侍甘昪还在其位，朱熹极力弹劾他。孝宗说：“甘昪是德寿（高宗）举荐的，说他有才能。”朱熹说：“小人没有才能，怎么能够打动皇帝。”第二天，任命朱熹为兵部郎官，朱熹以脚病请求祠观的职务，兵部侍郎林栗曾经和朱熹讨论《周易》《西铭》，两人意见不合，这时他弹劾朱熹说：“朱熹本来不学无术，只会窃取张载、程颐的残余东西，称之为‘道学’。朱熹所到之处都带上门人学生数十人，妄想仰慕孔子、孟子经历几次聘任的风尚，希求索取高价，不肯就任朝廷任命的职务，他的这种虚伪不可掩盖。”孝宗说：“林栗的话好像太过分了。”周必大说朱熹上殿的那天，脚病没有痊愈，勉强登殿答对。孝宗说：“我也见到他走路一跛一曳的。”左补阙薛叔似也上奏帮助朱熹，于是让他仍旧担任原来的职务江西提刑。太常博士叶适上疏与林栗辩论，说林栗的话没有一句是事实，“称之为道学”这句话，尤其没有事实根据，过去王淮和台谏官里外呼应，阴谋废弃正直君子，正是用的这种办法。孝宗下诏说：“朱熹昨天入宫答对，所谈论的都是新任职务的事情，我相信他的诚意，再次听从他的请求，他可以迅速赴任就职。”正好胡晋臣任侍御史，首先抨击林栗固执拗戾不通，喜欢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憎恨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没有事实根据而指责学者结党营私，于是朝廷罢黜林栗，让他担任泉州知州。朱熹再次辞谢任命，孝宗任命朱熹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没出一个月再次召他赴任，朱熹又推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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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朱熹曾认为口中陈述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全部说出来，要求密封奏事向皇帝报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到这时朱熹把自己密封的奏章报到朝廷设置的匦中，里面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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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天下大势，好比人有重病，内部从心腹开始，外面达到手脚四肢，没有一根汗毛一根头发不生病的。姑且以天下的根本和当今的急务，试为陛下陈说：大本，就是陛下之心；当务之急就是辅导培养太子，选拔任用大臣，振举政纲法纪，改变士风民俗，爱惜培养民力，整饬清明军政，这六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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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圣明帝王兢兢业业，为了保持和守正这种心，所以设立师保之官，分布谏诤之职，凡是帝王的饮食、酒浆、衣服、宫室、器用、金玉丝帛以及宦官、宫妾等政事，没有一件不统领于宰相，使帝王的前后左右，一动一静，没有不受到有关机构法规的制约，因而没有细微空间、瞬息时间，能够隐瞒他们的毫发私情。陛下所以精粹纯一克己复礼而坚守此心，能有如此的功效吗？陛下所以修养身心整治内宫而肃正自己左右，能有如此的效果吗？宫廷禁地的事情，我固然不得而知，然而赏赐爵位之滥，钱财贿赂之流，街头巷尾都在窃窃议论，这种纷乱的议论我早已受不住了，那么陛下在整治内宫方面，恐怕还没有及得上古代的圣明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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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陛下左右近习嬖幸之人的私情，恩宠待遇的不恰当，过去龙大渊、曾觌、张说、王忭这类人权势气焰熏灼，一时能危害震撼朝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独有我前天对陛下陈述的意见，虽然经过陛下委曲开导劝说，然而我的愚见是，只能让这些人担任守卫宫门传递命令，供事打扫等劳役，不应当让他们假借陛下的威望，使他们得逞奸邪谄媚、制作过度奇巧之物于内庭之中，以此来动摇陛下的心志，不让他们自立门庭，招揽权势于外朝，以损害陛下的圣政。我在路上听说，自从王抃被驱逐之后，各位将领的派遣任命，大多出于此人之手。陛下竭尽百姓的民脂民膏来供养军队，军队却不曾得到一顿温饱，这都是将帅巧立名目，夺取士兵口粮，肆行贿赂陛下亲近之人，以图提拔重用，能出入皇宫的心腹大臣，外面结交将帅，共同欺骗蒙蔽陛下，才到了这种地步。然而陛下不能醒悟，反而宠信亲近这些奸邪小人，认为这是为我所用的家臣，致使宰相不能议论他们设制措施的得失，给谏官员不能评论他们任命官吏的是非，那么陛下在端正自己左右大臣方面，没有能够赶上古代的圣明帝王又是明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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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辅导太子，自王十朋、陈良翰之后，太子属官的选拔号称得到合适人选，然而能够称职的人，已经很少了。而又时时让那些奸邪谄谀、轻佻薄幸、卑贱庸妄之徒，有人得以掺杂在里面，所谓的讲读，也只是用文章应付充数，而没有听说他们规劝谏戒的功效。至于早晚和陛下从容在一起，陪伴侍奉陛下游玩宴乐的人，又不过是使臣、宦官几个人而已。太子的师傅、宾客已不再设置，而太子詹事、太子庶子这些官职也是有名无实，于是朝廷的左右春坊就让使臣执掌，既没有启发太子隆重师长亲近宾友、尊敬德行喜好大义的用心，又没有防止太子轻侮怠慢亲昵放荡、奇异邪恶夹杂而进的危害。应该讨论以前的典章制度，设置太子师傅、宾客的官职，废除春坊使臣，而使太子詹事、太子庶子各自恢复行使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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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选拔任用大臣，就以陛下的聪明，怎会不知天下之事，必须得到刚直光明公正之人而后才可任用呢？之所以经常得不到这样的人才，反而收容庸俗鄙陋的人窃居这些职位，这只因一念之间，未能看透他们出自私邪的蒙蔽，然而陛下宴乐时所喜好的人物，陛下亲近宠爱的近习之流，不能全部依据法令制度办事，如果任用刚直光明公正的人做辅佐皇帝的宰相，就恐怕他会妨碍自己的私事，损害自己的人，而不能任意放纵。所以在选用人才之时，常常先排斥摈弃刚直光明公正的人，而后选取拖沓无能懦弱软熟、平时不敢坦率直言态度端庄的人而加以揣摩，又在这些人中间选择最庸懦最卑陋、定可确保他不至于有所妨碍自己的人，然后荐举他们而加以高位。所以任命官员的诏令还没颁布，而人员已经事先物色确定，这些官员的姓名还没有显露，而朝廷内外已经预知这些人绝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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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振肃纲纪法度，改变士风民俗，那么今天中书门下之间，宫廷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反而能够以此作为窟穴而盘踞其中。因而陛下看到和听到的，无非是些不公不正的事情，那么在这些事情的熏蒸熔化之下，使得陛下好善之心不能显著，痛恨罪恶之心不能深刻，这种危害已到了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程度了。等到这些不公不正之人作奸犯法之时，陛下又不能深深割去自己的私爱，而把他们交给朝廷讨论，按照有关法律处理，因此纲纪法度不正在上，士风民俗就颓废弊坏在下，他们为害的时间已很久了。而且浙中地区尤为严重。大都习惯做出柔媚的恣态，说着附合顺从人的话，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最得计，更过分的人把黄金珠宝当作佐酒的肉脯食品，把地契债券作为诗歌文章，宰相可以引诱就引诱宰相，近习可以私通就私通近习，只求得到私利，再也没有廉耻。一旦有刚强坚毅正直不阿、恪守正道遵循天理的人在他们中间出现，就群起讥讽合伙排斥，指责为“道学”，而加上强词夺理感情冲动的罪名。十几年来，用这两个字禁锢天下的贤人君子，又好像过去所谓的元祐学术一样，排斥摈弃诋毁侮辱，一定要使正人君子没有容身之地才算罢休，这难道是治平之世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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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爱惜培养民力，整饬清明军政，那么自虞允文任宰相以来，把户部每年收入款项中必定可以指望得到的部分全部取走，号称是年终赋税盈余的数目，运入内库。而把收入中有名无实的、多年积累拖欠的、空登录在账册上的、无法催讨治理的款项，拨还给户部，作为内库财产的积累，将它作为今后用兵进取中原时的随时需要使用的款项。然而，从那时以来的二十多年间，内库每年收入不知有多少，而且认为是皇帝的私人贮存，主管者也是私人，宰相不能用计入赋税来均衡节制这些款项的收支，户部不能用帐册来勾定考查这些款项是在还是不在，天天销月月耗，用来支付宴请私亲的费用，真不知道有多少啊，而何曾听说能用这笔钱财来换取敌人的首级，如同太祖说的那样。空使户部经费缺乏一天比一天严重，朝廷的督促一天比一天严峻，以至于废掉祖宗以来州县催征财赋达到九成以上就不再催理，户部也置之不问的好办法，而以征收赋税一定要足足十成作为限度；朝廷认为赋税征收不足，就又建立监司、州郡官员以征收赋税多少为考课等差的条法，用来引诱威胁他们。于是朝廷内外奉承这种风气，竞相使用苛刻急迫的办法征收赋税，这是民力之所以严重困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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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领们追求提拔，必然先在士兵身上聚敛钱物，用来增殖自己的财富，然后用这些钱物去结交陛下身边的亲近侍臣，而且祈求他们把自己的姓名通给陛下地位尊贵的将领。这些地位尊贵的将领拿到他们的名单，就把这些名单交给军队，使他们从基层开始逐级得到保举，称赞这些人的才能武艺能够胜任将帅，然后写成奏章在陛下面前夸奖这些人。陛下只见到逐级推举在前，文书档案齐备，就真的认为是大家一致举荐的而得到了合适的人选，然而哪里知道这些人是议价交钱，已经如同晚唐的债帅了呢？将帅，是掌握三军命运的人，而选拔将帅的方法背离常道到如此地步，那么那些具有智谋勇敢才艺胆略的人，谁肯抑制内心低头而立于宦官、宫姬的门下，而陛下得到以为可任将帅的人，都是平庸之辈和仅供奔走的小卒，但陛下还希望他们整饬清明军政，激励劝勉士兵，以增强国势，岂不是谬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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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件事，都不可以缓慢处理，而根本仍在于陛下之心，陛下之心正那么这六件事没有不正的，陛下心中一有私欲介入，那么虽想疲劳精力，来求得端正这六件事，也将成为没有实际内容的一纸空文，而天下之事会愈来愈不可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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