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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辅导太子，自王十朋、陈良翰之后，太子属官的选拔号称得到合适人选，然而能够称职的人，已经很少了。而又时时让那些奸邪谄谀、轻佻薄幸、卑贱庸妄之徒，有人得以掺杂在里面，所谓的讲读，也只是用文章应付充数，而没有听说他们规劝谏戒的功效。至于早晚和陛下从容在一起，陪伴侍奉陛下游玩宴乐的人，又不过是使臣、宦官几个人而已。太子的师傅、宾客已不再设置，而太子詹事、太子庶子这些官职也是有名无实，于是朝廷的左右春坊就让使臣执掌，既没有启发太子隆重师长亲近宾友、尊敬德行喜好大义的用心，又没有防止太子轻侮怠慢亲昵放荡、奇异邪恶夹杂而进的危害。应该讨论以前的典章制度，设置太子师傅、宾客的官职，废除春坊使臣，而使太子詹事、太子庶子各自恢复行使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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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选拔任用大臣，就以陛下的聪明，怎会不知天下之事，必须得到刚直光明公正之人而后才可任用呢？之所以经常得不到这样的人才，反而收容庸俗鄙陋的人窃居这些职位，这只因一念之间，未能看透他们出自私邪的蒙蔽，然而陛下宴乐时所喜好的人物，陛下亲近宠爱的近习之流，不能全部依据法令制度办事，如果任用刚直光明公正的人做辅佐皇帝的宰相，就恐怕他会妨碍自己的私事，损害自己的人，而不能任意放纵。所以在选用人才之时，常常先排斥摈弃刚直光明公正的人，而后选取拖沓无能懦弱软熟、平时不敢坦率直言态度端庄的人而加以揣摩，又在这些人中间选择最庸懦最卑陋、定可确保他不至于有所妨碍自己的人，然后荐举他们而加以高位。所以任命官员的诏令还没颁布，而人员已经事先物色确定，这些官员的姓名还没有显露，而朝廷内外已经预知这些人绝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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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振肃纲纪法度，改变士风民俗，那么今天中书门下之间，宫廷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反而能够以此作为窟穴而盘踞其中。因而陛下看到和听到的，无非是些不公不正的事情，那么在这些事情的熏蒸熔化之下，使得陛下好善之心不能显著，痛恨罪恶之心不能深刻，这种危害已到了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程度了。等到这些不公不正之人作奸犯法之时，陛下又不能深深割去自己的私爱，而把他们交给朝廷讨论，按照有关法律处理，因此纲纪法度不正在上，士风民俗就颓废弊坏在下，他们为害的时间已很久了。而且浙中地区尤为严重。大都习惯做出柔媚的恣态，说着附合顺从人的话，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最得计，更过分的人把黄金珠宝当作佐酒的肉脯食品，把地契债券作为诗歌文章，宰相可以引诱就引诱宰相，近习可以私通就私通近习，只求得到私利，再也没有廉耻。一旦有刚强坚毅正直不阿、恪守正道遵循天理的人在他们中间出现，就群起讥讽合伙排斥，指责为“道学”，而加上强词夺理感情冲动的罪名。十几年来，用这两个字禁锢天下的贤人君子，又好像过去所谓的元祐学术一样，排斥摈弃诋毁侮辱，一定要使正人君子没有容身之地才算罢休，这难道是治平之世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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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爱惜培养民力，整饬清明军政，那么自虞允文任宰相以来，把户部每年收入款项中必定可以指望得到的部分全部取走，号称是年终赋税盈余的数目，运入内库。而把收入中有名无实的、多年积累拖欠的、空登录在账册上的、无法催讨治理的款项，拨还给户部，作为内库财产的积累，将它作为今后用兵进取中原时的随时需要使用的款项。然而，从那时以来的二十多年间，内库每年收入不知有多少，而且认为是皇帝的私人贮存，主管者也是私人，宰相不能用计入赋税来均衡节制这些款项的收支，户部不能用帐册来勾定考查这些款项是在还是不在，天天销月月耗，用来支付宴请私亲的费用，真不知道有多少啊，而何曾听说能用这笔钱财来换取敌人的首级，如同太祖说的那样。空使户部经费缺乏一天比一天严重，朝廷的督促一天比一天严峻，以至于废掉祖宗以来州县催征财赋达到九成以上就不再催理，户部也置之不问的好办法，而以征收赋税一定要足足十成作为限度；朝廷认为赋税征收不足，就又建立监司、州郡官员以征收赋税多少为考课等差的条法，用来引诱威胁他们。于是朝廷内外奉承这种风气，竞相使用苛刻急迫的办法征收赋税，这是民力之所以严重困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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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领们追求提拔，必然先在士兵身上聚敛钱物，用来增殖自己的财富，然后用这些钱物去结交陛下身边的亲近侍臣，而且祈求他们把自己的姓名通给陛下地位尊贵的将领。这些地位尊贵的将领拿到他们的名单，就把这些名单交给军队，使他们从基层开始逐级得到保举，称赞这些人的才能武艺能够胜任将帅，然后写成奏章在陛下面前夸奖这些人。陛下只见到逐级推举在前，文书档案齐备，就真的认为是大家一致举荐的而得到了合适的人选，然而哪里知道这些人是议价交钱，已经如同晚唐的债帅了呢？将帅，是掌握三军命运的人，而选拔将帅的方法背离常道到如此地步，那么那些具有智谋勇敢才艺胆略的人，谁肯抑制内心低头而立于宦官、宫姬的门下，而陛下得到以为可任将帅的人，都是平庸之辈和仅供奔走的小卒，但陛下还希望他们整饬清明军政，激励劝勉士兵，以增强国势，岂不是谬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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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件事，都不可以缓慢处理，而根本仍在于陛下之心，陛下之心正那么这六件事没有不正的，陛下心中一有私欲介入，那么虽想疲劳精力，来求得端正这六件事，也将成为没有实际内容的一纸空文，而天下之事会愈来愈不可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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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这道奏疏送入宫中，是夜间铜壶滴漏的下七刻了，孝宗皇帝已经就寝，立即起身拿着蜡烛，把奏章全部读完。第二天，任命朱熹主管太一宫，兼任崇政殿说书。朱熹极力推辞，被任命为秘阁修撰，管理一个外地的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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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宗登基即位，朱熹再次推辞秘阁修撰的职务，仍旧直宝文阁，皇帝下诏夸奖他。任职几个月后，任命他为江东转运副使，朱熹以生病辞谢，改任知漳州。他奏请朝廷免除了漳州属县的无名杂税七百万贯，减免经、总制钱四百万贯。因当地的风俗习惯不合乎礼仪，他择取古代丧葬嫁娶的礼仪之文，张贴出来告示大家，派当地父老进行解说，以教育他们的子弟。当地风俗崇信佛教，男男女女聚集在僧舍之中作传经会，妇女不出嫁的就作庵房居住，朱熹下令禁止这些事。朱熹常常忧虑不能推行丈量土地的危害，正好朝廷议论要在泉、汀、漳三州推行丈量土地，于是朱熹调查访问有关事宜，选择承办人员以及制定丈量土地的办法上报朝廷。而当地豪绅中侵夺贫弱百姓土地的人认为对他们不利，极力加以阻止。宰相留正，泉州人，他的乡里亲友也大都认为不可以推行。平民吴禹圭上书指责经界法骚扰百姓，皇帝下诏暂缓进行，又降旨先在漳州实行。第二年，朱熹因为儿子死亡又请求宫观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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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史浩入宫见皇帝，请求收用天下有声望的人才，于是任命朱熹为祕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朱熹一再推辞，皇帝下诏说：“论撰这样的职位，是用来恩宠著名大儒的。”朱熹才接受任命。朝廷派他担任荆湖南路转运副使，朱熹推辞。漳州经界法竟然宣告停止推行，朱熹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用而自认有罪，朝廷派他知静江府，他推辞了，主管南京鸿庆宫。没有多久，朝廷派他出任潭州知州，朱熹极力推辞。黄裳担任嘉王府翊善，他认为自己的学问不及朱熹，请求朝廷召朱熹为太子宫中的僚佐，王府直讲彭龟年也向大臣们推荐朱熹。留正说：“我不是不知道朱熹，但是他性格刚直，恐怕到太子宫中不合适，反而会成为累赘的。”正好朱熹再次推辞朝廷任命，皇帝降旨说：“长沙是国家的巨大屏障，能得到贤人最为重要。”于是，朱熹接受任命。恰逢洞獠骚扰潭州所属郡县，朱熹派人把祸福告诉他们，洞獠都投降了。朱熹申明朝廷敕令，加强武备，制止奸吏的不法行为，抑制豪民。所到之处兴办学校，通明教化，四面八方的学者都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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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宗即位当皇帝，赵汝愚首先推荐朱熹和陈傅良，皇帝降旨要朱熹到临安来奏事。朱熹一面来杭州一面推辞，任命他为焕章阁待制、侍讲，朱熹推辞，皇帝不许。朱熹入对时，首先说：“往日，太皇太后亲自决定国家大策，陛下恭谨地继承国家大计，可以说是用暂时变通的办法来处理国事，几乎没有偏离过它。从那时到现在已有三个月了，有些事情反而不能无疑于逆与顺、名与实之际，我暗自为陛下忧虑这些事情。如有可作托词的话，也只能说陛下之心，前日不曾有过谋求皇位的计划，今天不曾忘记思念亲人的心怀，这就是所以实行变通的办法而没有偏离过正的根本所在。充满不曾谋皇位之心，以竭尽负罪引咎自责的诚意，充满不曾忘记亲人之心，以尽冬温夏凊早晚问安侍奉父母之礼，而父子大伦正了，根本也就确立了。”再次当面向皇帝辞谢待制、侍讲的官职，皇帝亲自写信说：“你研究经术有很深的渊源，正可用它给帝王讲经劝勉，次序对答的职务，不要再苦苦推辞了，以符合我崇尚儒学尊重大道的心意。”于是朱熹接受了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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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赵彦逾巡视孝宗陵墓，认为那里土层浅薄，下面有水和石头。孙逢吉重新去巡视，要求另外寻找吉利的地方。皇帝降旨要大家讨论，御史台的官吏们害怕讨论这件事，讨论中途停止。朱熹却上奏章议论道：“孝宗皇帝有至高无上的德行，埋藏孝宗衣冠的地方，应当广泛地寻访名山，不应该偏信御史台官吏的话，把孝宗的陵墓埋葬在水泉沙砾之中。”没有得到答复。当时议论的人认为皇帝没有回到皇宫大内，那么名实不正而有疑议产生；况且金国的使臣要来，或许会有所窥察。皇帝降旨修缮原来的东宫，修造房屋三百多间，打算搬进去住在里面。朱熹上奏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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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定是陛下左右近习小人倡作这一说教来惑乱陛下，而想通过这件事实现他们的奸邪用心。我担心不但上帝震怒，灾害怪异多有出现，正当恐惧反省修养自身的时候，不应当兴造这个大工程，以违悖上天谴责时所告诫的惊动众人之意；我也担心京城地区百姓饥饿交迫流离失所、临近死亡的边缘，或许有人会怨怒愤恨，因而发生其他变故。不仅无法感通太上皇帝的心意，以致没有进见太上皇帝的日期，我也担心孝宗皇帝大殓后没有埋葬，因为孝宗陵墓的位置还没有确定，灵位前的供奉不允许少有松弛，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已到了高龄，孤独之身陷于忧愁困苦之中，早晚奉养尤其不可缺少。然而全国各地的百姓，只见陛下急切地要大造宫室，迅速建成，一旦轻快自得地丢弃这里而去太子宫殿，迁到安适方便的地方，将士百姓心中将会有愤愤不平之处。前车之鉴不远，很可以感到恐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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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听说太上皇后恐怕违逆太上皇帝的圣意，不想让他听到太上皇的称呼，又不想让他听到关于内禅的说法，这又思虑过分了。难道不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而不是婉转地随机行事，那么父子之间，上面怨恨愤怒而下面忧愁恐惧，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父子这一大伦常，是君臣、父子、夫妻这三纲所关系的大事，长久地拖下去而不去解决它，也可能会有假借父子大伦来制造谣言横生事端的人，这又是我十分恐惧的原因。我希望陛下明确地诏示大臣，首先停止修缮东宫工程，而把修缮东宫的人工材料弄回到慈福宫、重华宫之间，简单地建造可供休息的殿房一二十间，使它粗粗可以居住就行了。至于搬到皇宫去的打算，我又希望陛下须下诏书责备自己，减省出行时的车马卫队，入宫之后，暂时改变衣服颜色，如同唐肃宗一样改穿紫色的袍子，在前面拉着缰绳驾驭马匹，以表明负罪引咎的诚意，那么太上皇帝虽然有愤怒的情绪，也会迅速消散，而父子之间的欢喜心情也就彻底和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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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像朝廷的纪纲法度，我又希望陛下下诏深切地告诫自己左右的宦官，不要干预朝政。其中确实有功劳而所得到的褒奖赏赐未能满足公众议论的人，也诏令大臣们共同讨论他们的功绩，考查赏功制度，重重地酬答他们的功劳。而且凡是号令的一弛一张，人才的进用和罢免，就全部把它委托给二三个大臣，要求他们反复比较衡量，不要固守己见，斟酌采取公论，上奏皇帝而后实行这些决定。有不恰当的地方，把它交给大家加以辩驳论难，选择其中好的意见由皇帝作最后的决定，那么不仅皇帝左右近习不能干预朝政大权，大臣们也不能专门任用自己的亲信私党，而陛下也得以更加明白熟悉天下的政事，而对得失的计算就没有什么疑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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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孝宗陵墓的选择，我希望陛下废除御史台官吏的意见，另外寻找野外地区，以营造新的陵墓，使孝宗皇帝的遗体能够安居于内，而国家和百姓都蒙受福佑于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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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这道奏章进入之后没有得到答复，然而皇帝也没有生朱熹气的意思。朱熹把每次给皇帝所讲的内容按次序编成册子进给皇帝，皇帝也以宽大的胸怀容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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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上奏劝勉皇帝进一步提高德行时说：“我希望陛下在使用日常费用的时候，以追求放心作为根本，而在研习经书观看史籍时，与儒学多多亲近，多用一些工夫。多召见大臣，切磋治理国家的方法措施，大臣们进殿奏对时，也以和颜悦色对待他们，反复询问探访，用来求出政事的得失，民情的忧乐，进而又根据这些问题来考察官吏的奸邪正直和长处短处，这样也许能使天下之事各自得到合适的处理了。”朱熹又上奏说：“礼经敕令规定，儿子为父亲，嫡孙为祖父承受丧祭重任，都要服最高的丧服三年；嫡子应当为自己父亲服丧，不能继承父位执绋服丧，就由嫡孙继承大统而代替父亲执绋服丧。自从汉文帝减少服丧的期限，历代因袭这一期限，于是天子没有三年的丧期。作为父亲尚且如此，那么嫡孙承受丧祭重任时更是可想而知了。做人的立身处世之道废弃衰坏，三纲不明，一千多年来，没能加以考正。孝宗皇帝孝亲之情来自上天，一个月之外，还是服执全部丧礼，上朝穿戴的衣服帽子都是用粗布缝制的，这种孝行应该显著地记录在典籍中，成为子孙万代的法则。近来，孝宗皇帝的遗诰刚刚颁布，太上皇帝偶然感到身体不适，不能亲自参加丧礼。陛下以嫡孙继承帝位，那么承受丧祭重任的嫡孙所应服的丧礼已著明在礼律中，所以应该遵循孝宗皇帝已经实行的方法。一时仓促行事，来不及详细讨论，于是用了漆纱浅黄色的衣服，不仅仅对上违背礼仪规定，而且使孝宗皇帝已经实行的丧礼全都重新丧失，我暗暗为此感到痛心。然而已往的过失来不及追改了，只有将来孝宗皇帝灵柩启行时，丧礼应当重新沿用初丧时的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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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74764
恰逢奉孝宗神位入宗庙，讨论宗庙更迭毁弃的制度，孙逢吉、曾三复首先要求并祀僖、宣二祖、把太祖神位安置在太庙第一室，合祭祖先时就把太祖神位放在太庙正东向的位置。皇帝降旨让大家讨论：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位祖先的神主牌位，应该有所归附。自从太祖皇帝首先尊崇这四位祖先的神位，治平年间，有人提议因为年代逐渐遥远，请求把僖祖神主牌位搬迁到夹室去。后来王安石等人上奏认为，僖祖已有了神庙，与稷、契没有什么不一样，请求恢复它的原来位置。当时宰相赵汝愚对于恢复祭祀僖祖很不以为然，皇帝的侍从大多支持赵汝愚的意见。吏部尚书郑侨想姑且远祀宣祖而把孝宗神位放进宗庙进行祭祀。朱熹认为把宣祖神位藏在夹室，就是把祖宗的神主牌位藏在子孙宗庙的夹室，神宗重新奉祀宣祖为始祖，已是得到正礼，合乎人心，这就是所谓有祭之后而不敢废弃不祭吧。朱熹又撰写《庙制》一文参加辩论，认为世间万物岂有无本而生长的。朝廷没有传达给皇帝，马上就撤毁了禧祖，宣祖在太庙中的庙室，另外建庙来奉祀四位祖先。
1707274765
1707274766
当初，宁宗被立为皇帝，韩侂胄自认为有主谋尊立的功劳，在朝中当权。朱熹担心他会危害国政，几次上奏说到这件事，并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共同上奏抨击韩侂胄。恰逢彭龟年出朝护送外国使臣，朱熹就一人上疏指出皇帝左右大臣窃取权柄的危害，在讲席上再次申明这个观点。宁宗御批写道：“我怜恤你年岁已高，恐怕难以站着给我讲课，已授给你宫观官的职务了。”赵汝愚从衣袖中取出批复交还给宁宗，一面讲谏一面叩拜。内侍王德谦把皇帝的批文直接交给朱熹，台谏官争相要求留下朱熹，宁宗没有同意。楼钥、陈傅良随后把写在黄纸上的朱熹任命状封还给宁宗，修注官刘光祖、邓驲密封的奉章交替呈上。朱熹离开朝廷时，被任命为宝文阁待制，并给他一个州郡职务，朱熹推辞了。不久朝廷任命他知江陵府，朱熹又推辞了，并仍然请求朝廷免除他的新旧职务，宁宗下诏朱熹依旧担任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元年初，赵汝愚已经当宰相，收罗招徕全国各地的知名人士，朝廷内外殷切盼望朝政得到治理，唯独朱熹因恐惧韩侂胄当权而忧虑。既多次对宁宗说这件事，又几次写信给赵汝愚，认为应当用厚厚的赏赐来酬谢韩侂胄尊立宁宗的功劳，不要让他来参与朝政，信中有“防微杜渐，谨慎小心不可疏忽”的话。赵汝遇正认为韩侂胄容易制服，对朱熹的话没有在意。到了这时，赵汝愚也因被诬陷遭到驱逐，而朝廷大权归于韩侂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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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开始以议论宗庙制度失误而自认为有罪，宁宗不允许，朱熹以有病再次要求去职退休，宁宗下诏说：“辞职谢事，不是我优待贤才的心意，你还是担任原先的秘阁修撰。”庆元二年，沈继祖任监察御史，诬告朱熹十大罪状，皇帝下诏落去朱熹秘阁修撰之职并罢免他提举南京鸿庆宫，朱熹的学生蔡元定也被送到道州监管居住。庆元四年，朱熹以自己快满七十岁为理由，申请退休，庆元五年，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第二年朱熹逝世，终年七十一岁。朱熹病情危急时，他亲笔写下遗言嘱托儿子朱在和门人范念德、黄干，恳切地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并要他们修订自己的遗书。第二天，朱熹正坐把衣帽穿戴整齐，靠着枕头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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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考中进士以后的五十年中，在外面做官仅有九年，在朝中做官才四十天。他家中一向贫穷，少年时依靠父亲的朋友刘子翚，寄住在建州的崇安，后来迁居建阳的考亭，虽然经常穷得吃不上饭，却处之安然。学生中有从远方来求学的人，吃的是豆饭藜羹，朱熹都和他们共食。经常向别人借贷来维持家庭开支，然而不符合道义的钱就一文也不取。
1707274771
1707274772
自从朱熹离开朝廷，韩侂胄的势力日益扩张。何澹任御史中丞，首先抨击所谓精通某一门学术的学问，是用欺骗世人的文章来沽名钓誉，请求辨别这种学问的真伪。刘德秀在长沙任官，没有受到张栻学生的礼遇，等到他任谏官，首先弹劾留正引进伪学的罪名。“伪学”这个名称，是从这时开始的。太常少卿胡籴说：“近年来伪学十分猖獗，他们的企图和行为越出常规，希望皇上告诉大臣，对他们暂且停止进拟告身。”于是皇帝召陈贾任兵部侍郎。没有多久，朱熹削去职务的命令也就颁布了。刘三杰说从前御史所弹劾的朱熹、赵汝愚、刘光祖、徐谊之徒，前些日子是伪党，这时又变而为逆党。当天就任命刘三杰为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又说道学与有权势的大臣结成死党，窥伺帝位。皇帝就命令直学士院高文虎起草诏书在全国公布，于是攻击伪学一天比一天急剧，选人余哲甚至上书朝廷要求把朱熹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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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74774
在那时，士大夫中循规蹈矩、在儒学上稍有名声的人，没有地方可以容身。他们的学生，有独立见地不随波逐流的人，被屏弃埋没在田野；曲意逢迎、卑顺懦弱的人，改投靠其他老师，经过老师家门也不进去，甚至改变衣帽穿着，在闹市街区店铺中随意游玩，以此来区别自己不是伪党。然而朱熹给学生们讲学一天也没有停止，有人劝朱熹说明原因遣散学生，朱熹笑笑而没有回答。有一位籍田令名叫陈景思的人，是曾任过宰相的陈康伯的孙子，和韩侂胄有姻亲关系，劝韩侂胄不要做得太过分了，韩侂胄自己也渐渐后悔了。朱熹已经死了，将要下葬时，有人说：四面八方的伪学门生约定日期聚会，给伪学老师送葬，他们聚会的时候，不是越轨谈论当时人的长短，就是错误地议论当时政事的得失，希望命令地方官吏对这些人加以约束。皇帝同意了这个意见。
1707274775
1707274776
嘉泰初年，禁止道学的法令稍微放松了一些。嘉泰二年，皇帝下诏说：“朱熹已经退休，追任他为华文阁待制，给予他退休的恩泽待遇。”后来韩侂胄死了，宁宗下诏赐朱熹遗表恩惠，封谥为文。不久追赠朱熹为中大夫，特赠为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追赠为太师，追封朱熹为信国公，改封为徽国公。
1707274777
1707274778
当初，朱熹少年时，慷慨激昂有追求真理的志向。父亲朱松病危时，曾经嘱咐朱熹说：“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这三个人，学问有渊源，我一向敬畏他们，我就要死了，你去向他们学习，而且要完全听从他们的话。”这三个人，是指胡宪、刘勉之、刘子翚。因此朱熹的学问既是广泛地求索于儒家经典著作，又普遍结交当代的有识之士。延平李侗已经老了，曾经跟罗从彦学习，朱熹自同安回来，不远数百里，徒步前往李侗处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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