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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皇帝下令全国议论治理天下的当务之急。制书问道：“徭役比过去没有增加，征战讨伐等军事行动也不经常发生，年谷丰收，钱币和粮食的库存都很充实，但是老百姓却陷入了严重的困境，难道是由于官吏的怠慢、老百姓的懒惰吗？现今的徭役哪项最重？哪项特别苦？怎样裁减才算便当有益？补役之法哪些可以免除？盗贼的祸害怎样才可禁止？”韩家奴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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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下个人认为近几年来，高丽尚未臣服，阻卜仍很强大，征战和守边的准备，的确不容许没有。从前，选派富裕的人去防守边疆，自己准备干粮，道路遥远难行，一动便迁延很长时间，等到了屯驻的地方，费用已耗去了大半，一头牛一辆车，都很少有回来的。那些没有丁壮的家庭，用多出一倍的钱来雇佣，人们害怕劳苦，不少人都中途逃亡了，所以戍边士卒的粮食大都不能供给。求借于别人，则要十倍的利息，以致有出卖子女、割让田地还不能偿还的。有人逃避劳役不回来，或者在军队中死了，就再行补充青壮年。从鸭绿江往东，戍边的劳役大略就是这个样子，况且渤海、女真、高丽，合从连衡，频繁地互相征战。有钱的人从军打仗，没钱的人侦察瞭望。再加上水灾天旱，粮食歉收，所以老百姓日益贫困。这些都是形势迫使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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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最重的劳役，莫过于驻守西部边界。如果没有驻守西部边界的劳役，虽然遇到灾年，也不至于窘困成现在这个样子。若能把驻守西部边界的地方稍稍移近内地，那么往返就不再劳苦，老百姓也解除了最大的忧患。参议者说迁移守边之地没有好处：一是有损威名，二是易召侵侮，三是抛弃了耕种放牧的地方。臣下认为不是这样。阻卜诸部，从来就存在。过去，北至胪朐河，南到边界，人多分散居住，没有办法统一，只有往来互相抄掠。等到太祖西征的时候，到了流沙，阻卜从近到远全部投降，西域诸国也都愿意来献礼物。由此而迁徙其整个部族，内地安置了三个部落，以增益我国。不营建城镇，不部署守兵，阻卜世世不敢为寇乱。统和年间，皇太妃出兵西域，开拓国土已很辽阔，降附的人也多。从此以后，某一部族偶或叛乱，便使相邻的一部去讨伐他，使相同的力量互相牵制，正确地运用了驾驭远方边民的方法。等到修建可敦城，开拓边境数千里，西北方的老百姓，徭役日渐增多，谋生之业日渐枯竭，警报紧急既不能互相援救，反叛和臣服也反复无常。空有展拓疆土的虚名，而没有得到土地的实惠。若贪图土地没完没了，不断消耗国力，所带来的祸患就不好说了。况且边境的情况不可以过分相信，也不可以断然拒绝听取。得到算不上有好处，舍掉算不上有什么损失。国家的最大敌人，唯一的是在南方。今天虽然与之相连和，但难以保障他日永远如此。假若南方有变故，屯田戍边的军队太远，终究难以调来援救。我进则敌退，我还则敌来，不可不留心啊。当今天下太平已相当长时间了，正可利用这个机会以恩惠笼络诸部族，赦免他们的罪过而归还他们的土地，内迁守军，增加堡垒屏障，对外明白缔结条约确立边界，每个部族都安排一个酋长，每年治办呈送贡品。反叛就征讨，顺服就安抚。各个部族既已安定了，就一定不会发生麻烦。如果这样做，臣下虽然不能保证他们长期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可以知道他们一定不会深入国境侵略了。有人说，放弃土地就有损威严。殊不知费尽精力、耗尽财物，用来贪恋没有用处的土地，使他的小部落对抗于大国，万一我们有所失败，对威名的损害难道小吗？有人说，肥沃的土地不可以立刻放弃。臣下认为土地虽然肥沃，但是老百姓不能长久居住，一旦敌人来了，不免也要向内地迁徙，难道可指着说这是我们的土地而可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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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和粮食的库存虽然每个部族都有，但这仅仅是救济部民的单方面恩惠，并不能普遍救济天下的百姓。如果想普遍救济天下的百姓，就应当知道老百姓陷于困境的缘由，从而堵塞那些漏洞。节制游乐，减少官方文书的传递，少向百姓征收赋税和其他摊派，杜绝奢侈，就可望几年之后，困境可以得到缓解，贫穷的就可以富裕起来。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军队是国家的警卫。军队不征调则缺少兵员，征调则有损于国本。况且各个部族都有补役的法规。过去补役的法规开始施行。留下的和遣行的差不多都很富足，所以世世代代从军，很容易轮换。近几年来边疆忧患屡起，老百姓大多贫乏，已经担负不起服役之事，所以随补随缺。假如没有上等户，则以中等户充任，累日积年，其穷困越发厉害，所以轮换就不容易了。不仅仅补役是这样，在边境的守军情况也是这样。比如用一捧土，怎能填满丈把深的大沟！想为长远着想，不如使远处守边的疲兵回到故乡，减轻他们的徭役，使人人能够自给自足，那么补役的方法就可以恢复到跟过去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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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下又听说，自古有国家，就不可能没有盗贼。近年以来。大批百姓贫穷衰败，很容易走上剽掠和偷窃之途，好的百姓往往变为凶暴之徒，较厉害的杀人无所顾忌，甚至有逃亡在山林川泽的，这是动乱的根源、祸患的元凶。所谓老百姓因为穷困，大都为盗贼，真是像皇帝陛下所担心的那样。现在想要削除祸乱的根源，愿陛下减轻劳役、节制差遣，使老百姓专心种田。穿的和吃的既已丰足，让他们安下心来学习、教育、训谕，从而看重犯法，这样老百姓就趋向讲求礼仪，刑罚便会很少用了。臣下听说唐太宗问群臣治盗的方法，大家都说：“严刑峻法。”太宗笑着说：“盗贼之所以产生，是由于赋税和其他征收没有节制，老百姓无法生活。今我在内省减嗜欲，在外取消游幸，使天下宁静，则寇盗自然就没有了。”从这个角度看，寇盗的多少，完全是由衣食的丰俭和徭役的轻重所决定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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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应当把可敦城迁移到稍近的地方，使与西南副都部署的乌古敌烈、隗乌古等部能够声援相接。撤销黑岭二军，连同开州、保州，它们都隶属东京管辖；增加东北的守军和南京总管的兵员。增修堡垒，使瞭望哨所与掌兵的处所比邻相望，修缮和完善望敌楼，疏通整治环城的壕沟，使其成为边界的防御工事。这是当今最应急办的事情，愿皇帝陛下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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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提升韩家奴为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仍下诏告诉他说：“文章的职任，是国家的精华，非有真才实学的不用。以你的文学才能论，是时下的大儒，所以授你翰林之职。我的日常生活、活动，都要从实记录。”从此以后韩家奴日见信用，每入宫侍奉皇帝，特恩准给予座位。遇到值得称庆的日子，皇帝与他饮酒赋诗，互相敬酒，君臣相处无比契合。韩家奴知无不言，虽开玩笑也不忘规劝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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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春，上奏说：“臣下听说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位中断；自从夷离堇雅里立阻午为帝，皇帝的大位才开始确定。然而先世风俗淳朴，没有尊称。臣下认为三皇之时礼文尚未齐备，正与遥辇氏时相同。后世的君主以礼乐治理天下，从而崇尚本源、追述远祖的意义兴盛起来了。较近的有唐高祖创立先庙，以尊崇其四世的祖先为皇帝。过去，我太祖取代遥辇氏登上皇帝的大位，于是创制文字，修撰礼法，建立天皇帝的名号，规制宫室以显示威严和统治，兴利除害，统一天下。从此以后历代皇帝相承，自夷离堇湖烈以下，都未加帝号，天皇帝的父亲夷离堇的鲁仍然以名相称。臣下认为应该依仿唐代的法典，追加四位先祖为皇帝，陛下这样恢宏治国大业不仅有光彩，而且被破坏的法典又可重新树立起来。”这篇疏上奏之后，皇帝采纳了，开始举行追册玄、德二位先祖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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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家奴每次看到皇帝游猎，没有不进劝的。恰好有关衙署上奏皇帝在秋山打猎，熊和虎使数十人受伤和死亡，韩家奴将此事记了下来。皇帝看见以后，命删去这条记载。韩家奴既出，又重新记上了这件事。有一天，皇帝见到韩家奴说：“记载历史就应当这样。”皇帝问韩家奴：“我们国家自从创业以来，谁是最贤明的君主？”韩家奴回答说是穆宗。皇帝奇怪地说：“穆宗贪恋酒杯，喜怒无常，看人犹如草芥，你怎么说他贤明呢？”韩家奴回答说：“穆宗虽然凶暴、残酷，但省徭轻赋，百姓安居乐业。终穆宗之世，无罪被杀的还没有超过这次秋山狩猎的死伤人数。臣下所以认为穆宗最贤明。”皇帝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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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命韩家奴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年间以来的事迹，裒集为二十卷，进呈。十五年，又命韩家奴说：“古代治理天下，讲明礼仪，制订法度。我朝的兴盛，每世都有完美的德行，虽中土内外皆向往感化。然而由于礼书未曾撰修，没有办法传示后世，你可与庶成参考古代对比现今，编制礼典。事情或有不清楚的，可与北、南枢密院共同商议。”韩家奴接受了命令，广泛地考察经史有关记载，从皇帝到一般老百姓，礼仪制度可行于世，而又与古代不相矛盾的撰成三卷，进呈。皇帝又命他翻译图书，韩家奴想让皇帝懂得古今兴衰成败，翻译了《通历》《贞观政要》和《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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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皇帝因为韩家奴年老，经不起朝见拜会的劳累，拜任他为归德军节度使。韩家奴以善于治理著称。皇帝派遣使节慰劳。韩家奴上表感谢。召回朝廷修国史，后去世，享年七十二岁。有《六义集》十二卷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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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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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澣，初仕晋，为中书舍人。晋亡归辽，当太宗崩、世宗立，恟恟不定，澣与高勋等十余人羁留南京。久之，从归上京，授翰林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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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宗即位，累迁工部侍郎。时澣兄涛在汴为翰林学士，密遣人召澣。澣得书，托求医南京，易服夜出，欲遁归汴。至涿，为徼巡者所得，送之南京，下吏。澣伺狱吏熟寝，以衣带自经，不死，防之愈严。械赴上京，自投潢河中流，为铁索牵制，又不死。及抵上京，帝欲杀之。时高勋已为枢密使，救止之。屡言于上曰：“澣本非负恩，以母年八十，急于省觐致罪。且澣富于文学，方今少有伦比，若留掌词命，可以增光国体。”帝怒稍解，仍令禁锢于奉国寺，凡六年，艰苦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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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欲建《太宗功德碑》，高勋奏曰：“非李澣无可秉笔者。”诏从之。文成以进，上悦，释囚。寻加礼部尚书，宣政殿学士，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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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曰：统和、重熙之间，务修文治，而韩家奴对策，落落累数百言，概可施诸行事，亦辽之晁、贾哉？李澣虽以词章见称，而其进退不足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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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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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澣，最初在后晋做官，为中书舍人。晋灭亡以后投归辽朝，正值太宗去世而世宗即位，喧扰混乱，澣与高勋等十几个人滞留在南京。过了很久，相从归上京，授为翰林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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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宗即位，屡迁至工部侍郎。当时李澣的哥哥李涛在汴京为翰林学士，秘密地派人召澣回汴。澣得哥哥的信，假托到南京求医，换了服装乘夜出走，想偷偷回到汴京。走到涿州，为巡察者查到，送到南京，被关进监狱。李澣见狱吏已经睡熟，用衣带上吊自杀，没有死，于是对他防范就越发严厉了。在囚送他去上京的路上，他投身到潢河中流自尽，为铁索牵掣，又得不死。到达上京之后，皇帝想杀掉他。这时高勋已为枢密使，为救他而劝止了皇帝。高勋屡次对皇帝说：“李澣本来并不是负恩，因为他母亲年已八十，他急于探视才犯罪的。况且李澣很有文学才能，现今还很少有和他匹敌的，若留下让他执掌写作之事，是可以为国增光的。”皇帝的怒气稍有缓解，但仍然把他囚禁在奉国寺，共六年，艰苦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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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皇帝要建立《太宗功德碑》，高勋上奏说：“除了李澣没有可以执笔的人。”皇帝听从了高勋的建议。李澣文章写成奏上，皇帝很喜欢，解除了他的囚禁。不久加官礼部尚书、宣政殿学士。后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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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史论说：统和、重熙年间，一心致力于文治，韩家奴对策，多达数百言，大都可具体施行，他是辽朝的晁错、贾谊啊！李澣虽以辞章为人称道，但是进退两可之间，就不足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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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辽史卷一百四列传第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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