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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研究军马问题，问高琪说：“往年从西夏买马，现在西夏还肯卖吗？”高琪回答说：“木波养马很多，出钱去买就可得到，另外，搜求沿边部落的马，数量也不少。”宣宗说：“大量搜求沿边部落的马，边境有战事怎么办？”过了三天，高琪又上奏说：“驻防在河南的二十多军，总计有好马二万匹，有战事也足够使用。”宣宗说：“马匹虽多，饲养它们要有方法，训练它们要有时间，详细告诉有关部门，要他们格外留意。”贞祐二年十一月，宣宗问高琪说：“造的军器往往不能用，这是谁的罪呢？”高琪回答说：“军器好赖在兵部，所用材料好赖在户部，工匠如何却在工部。”宣宗说：“惩治他们！不然就会坏了大事。”宣宗问杨安儿的事，高琪回答说：“贼兵正据险自守，我命令主将用石墙围困他们，看形势不能逃出，活捉他只在早晚之间了。”宣宗说：“可以迅速进攻，或许他力战突围，我军必然会有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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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从中都议军事归来，上书求见皇上，且要求屏退左右。按照成例，向皇上报告的内容涉及机密的，就屏退左右。在这以前，太府监丞游茂认为高琪威权太重，朝廷内外都畏惧他，常常为此忧虑，因而入宫拜见，屏退左右，秘密陈述，请求对高琪加强节制。宣宗说：“既然委任了他，权哪能不重呢？”游茂出宫后深感不安，又想结交高琪，便登门上书说：“宰相自有体制，哪能因此使人主生疑心，招致天下人的非议。”担心高琪不相信，又说：“我曾秘密拜见主上，确实不喜欢相公权力太重。相公若能用我，就会使主上不生疑心，天下无可非议。”高琪听说游茂曾经请求屏退旁人秘密奏事，怀疑他，就把情况详细地报告给皇上，于是，游茂被判死罪，皇上下令免死，责杖一百，除名。从此，凡是屏退旁人奏事，一定让一个近臣站在旁边。等到素兰请求密见，被召到近侍局，给纸笔，让他写出要说的话。过了一会，宣宗在便殿召见了他，只留近侍局直长赵和和站在旁边。素兰报告说：“从前，元帅府建议削夺伯德文哥的兵权，朝廷就下令让他统领义军。伯德文哥对改变他职务的命令拒绝接受。元帅府正要逮捕他，朝廷又赦免了他，并且不让他隶属于元帅府。不知道是谁给陛下出的这个计策？我从外边听说都出自平章高琪。”宣宗说：“你怎么知道此事出自高琪？”素兰说：“我见到文哥给永清副提控刘温的文书说，差人张希韩从南京来，说副枢平章处理此事，已报告皇上让文哥隶属大名行者，不必服从中都帅府的节制。刘温说详细报告给帅府。虽然如此，可是文哥与高琪勾结，已经清楚了。”皇上点头。素兰又陈述说：“高琪本无功勋威望，以前因为害怕处死自作主张杀了胡沙虎，无法生存才想出这个主意。嫉妒贤能，树立朋党，暗中玩弄权术，作威作福。去年，都城一个读书人樊知一拜访高琪，说鯥军不可信赖，恐怕会出乱子。高琪用刀棍打死了他，从此没有人再敢谈论军国利害。派他的党羽移剌塔不也做武宁军节度使，招抚鯥军，旋即无功而还，又用他做武卫军使。依我看来，这贼破坏法纪，扰乱纲常，残害忠良，确实有不想让国家太平的意思。只有陛下采取断然措施，才是社稷之福。”宣宗说：“让我慢慢考虑吧。”素兰出来的时候，又告诫说：“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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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十月，蒙古大军攻取潼关。进驻嵩、汝之间，候补台院令史高嶷上书说：“从前河朔失败，朝廷不及时出兵接应，这是第一次失去机会。等到深入我境，都城精兵几十万，如果奋身以赴，拼死一战，必定没有今天的忧虑，这是第二次失去机会。北兵撤退之后，不考虑追袭，这是第三次失去机会。现在已经度过潼关，再不赶紧进兵防守，祸患就更深了。请命平章政事高琪为元帅，以满足众人的愿望。”没有答复。御史台建议：“北兵已经过了潼关、崤关、渑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他们知道京师驻扎重兵，不再攻城索战，只是用流动骑兵拦阻通往京师的道路，而另外派兵攻击周围州县，这也是逐渐围困京师。如果只是单纯考虑守城，那么，中都的危难又要出现在今天，况且公私蓄积与中都相比不到百分之一，这是我们寒心的原因。不攻京城而纵兵攻打州县，这就像火在心腹，把它拨置到手脚之上，都是自己身上。希望陛下考察。请用陕西兵拒守潼关，与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形成掎角之势，挑选在京的勇敢将领十几人，各交给精兵几千，相机侦察，边战边守，再告诉河北，也用这种方法对付敌人。”皇上命交给尚书省，高琪报告说：“御史台官员向来不研究军事，备战防守的方略，不是他们知道的。”就这样止息了。高琪只想用重兵驻扎南京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州郡残破不再顾惜。宣宗被他迷惑，言听计从，终于因此导致自己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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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晋升尚书右丞相，报告说：“凡监察官员纠弹失误的按本法执行。如果外国使者入国，私通言语，泄露本国事情；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相之家；受灾缺粮，体察研究不实在，造成人口死亡的；转运军粮，而有私藏；以及科举考试用印不严的，都处以杖刑。在京违犯两次的，御史台官员比监察官员减一等赎罪，其余的只处罚专门差遣的人。任满的时候议定升降。如果在任期内有应处死的人而漏查，按照规定虽然属于称职的也只能归于平常，属于平常的归于降职处罚。”皇上批准了。高琪请求修南京里城，宣宗说：“这项工程一动工，老百姓就越发精疲力竭了。城虽完整坚固，能独自平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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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陈言人王世安提出攻取盱眙、楚州的计划，枢密院奏请用世安做招抚使，挑选两三个有勇有谋的同往淮南，招抚红袄军及淮南的宋朝官员。宣宗批准了这个请求，命泗州元帅府派人同往。兴定元年正月初十，宋朝贺正旦使入朝辞行，宣宗说：“听说息州有宋人穿越边界，这是宋境饥民沿淮作乱，宋人怎么敢侵犯我们？”高琪请示伐宋以扩大疆土。皇上说：“我只要能保守住祖宗交给的就满足了，哪里还要对外征讨。”高琪道歉说：“现在雨雪应时，都是圣上有德带来的。陛下能包容小国，天下庆幸，我的话错了。”四月，派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策划处理南边事务，不久又下令罢兵，可是从此与宋绝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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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定元年十月，右司谏许古劝宣宗与宋议和，宣宗命许古起草文书，又交给宰臣看，高琪说：“言辞有哀告祈求的意思，自己表示弱小，不值得采用。”于是中止了。集贤院咨议官吕鉴上书说：“南边驻兵几十万，从唐、邓至寿、泗沿边居民差不多逃亡尽了，兵士也有很多逃亡的，也是因为人烟稀少的缘故。我曾连年监理息州榷场，每场所得布帛几千匹，银几百两，三年可得布帛几万匹，银几千两，开战以来都丧失了。军民有逃亡的弊病，国家有税利的损失，不是好计策。现在正是隆冬，天气严寒，积冻不开，我们的骑兵正好驰骋，应该派重兵驻扎在边境上，下书告诫他们，一定会十分有利。如果等到春天解冻，那么，利在他方，就很难与他们议和了。从前燕人俘获了赵王，赵国派遣能言善辩之士去交涉，燕人不答应，后来一个牧童请求出使，赵王才得以回国。孔子丢了马，驾驭车马的人找回了它。人不论贵贱，如果能抓住事情的关键，就都可以成功。我虽然没有才能，愿意效法牧童和驾车人，希望陛下做出决断。”皇上询问尚书省。高琪说：“吕鉴狂妄，说话缺乏根据，但他志气高，值得尊重，应把他交给陕西行省以备任用。”皇上同意。十二月，胥鼎劝止伐宋，话在《胥鼎传》。高琪说：“大军已经进发，没有什么可以再议论了。”于是议和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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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胥鼎上书劝告说：“钱粮那么多，不是天子都能兼顾的，天子只要掌握重大决策，要求成功就够了。”高琪说：“陛下效法上天运行正常的道理，心忧天下，勤于各种政务，日夜不得闲暇，这是天下太平的根由。胥鼎的建议不对。”宣宗因为南方北方都有战事，十分忧虑，右司谏吕造上书：“请命朝廷内外百官都上密封奏章，有话直说，不必忌讳。有时可以召见，亲自访问。陛下广泛收集，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以便尽量了解下情，天下就十分幸运了。”宣宗很赞赏地接受了，命召集百官商议河北、陕西的防御对策。高琪心中忌恨，不肯采用一句话。这时，正在修筑汴京城里城，宣宗问高琪说：“有人说这项工程恐怕不能完成，怎么样啊？”高琪说：“终究会完成，只是城壕没来得及挖通罢了。”宣宗说：“没有城壕行吗？”高琪说：“只要防城有办法，假使敌人来了，我等更能效力。”宣宗说：“与其到城下，哪不如让敌人到此好呢？”高琪无话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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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琪自从当了宰相，就专权固宠，自作主张，作威作福，与高汝励互相呼应。高琪主持军政事务，高汝励掌握财权，依附自己的就用不依附自己的就不用。凡商讨大事违背他的意思，以及依仗自己有能力与他相抗衡的人，对宣宗表面上称赞他们的才能，把他们派到河北施展才干，而背地里置之死地。从不兼任枢密元帅之后，常想得到兵权，于是竭尽劝宣宗进攻宋朝。把河北不再放在心上，凡是精兵都布置在河南，得过且过，打发岁月，总是不肯出一兵一卒，以应一方军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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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章政事英王守纯想揭发他的罪行，秘密召见右司员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鲜石鲁剌、令史蒲察胡鲁商量这件事。石鲁剌、胡鲁把这件事告诉了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仆散奴失不又告诉了高琪。英王畏惧高琪的朋党，就不敢发动了。不久，高琪派奴仆赛不刺杀了英王的妻子，又归罪于赛不，送到开封府杀了他来灭口。开封府畏惧高琪，不敢揭发他的事实，就处死了赛不。事情发觉后，宣宗很早就听说高琪奸诈恶毒，就趁着这件事杀了他，当时是兴定三年十二月。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因把英王的计划告诉高琪，被处死。蒲鲜石鲁剌、蒲察胡鲁各责七十杖，勒令停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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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宣宗将要南迁，想把鯥军布置在平州，高琪反对。等到迁都汴京，告诫彖多优厚地安抚这支军队，彖多自作主张杀了鯥军几个人，以至于失败。宣宗末年曾说：“毁坏天下的人，是高琪和彖多。”终身以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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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高琪自作主张杀死执中，宣宗不能纠正他的罪行，又曲折周到地替他辩解，来告诉臣下。就这件事本身而论，皇帝要杀大臣，而与近侍在宫中秘密策划，已经不是正当途径。策划不能保密，又被外臣知道，告诉了败军之将，因而杀了他，然后又作辩解，这样就能够欺骗后世了吗？金国到南渡的时候，已经像瘦弱的病人，元气不多了。高琪喜欢官吏而讨厌读书人，喜欢战争而讨厌和平，阻止移防鯥军的主张，破坏与宋讲和的计划，正如一个荒谬的医生，抓给他乌喙、附子等药，只能加速他的死亡。假使宣宗在他自作主张杀死执中的时候，就能伸张大义，处死他，怎么会落到如此误国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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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金史卷一百七列传第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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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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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庄献太子讳，改焉。行简弟也。登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第，累官铜山令。明昌元年，以廉擢授监察御史。泰和三年，同知山东西路转运使，俄签河东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召见于泰和殿，行信因言二事，一依旧移转吏目以除民害，一徐、邳地下宜麦，税粟许纳麦以便民。上是其言，令尚书省议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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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庆二年，为左谏议大夫。时胡沙虎已除名为民，赂遗权贵，将复进用。举朝无敢言者，行信乃上章曰：“胡沙虎残忍凶悖，跋扈强梁，媚结近习，以图称誉。自其废黜，士庶莫不忻悦。今若复用，惟恐为害更甚前日，况利害之机更有大于此者。”书再上，不报。及胡沙虎弑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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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岁九月，宣宗即位，改元贞祐。行信以皇嗣未立，无以系天下之望，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以为储副，必下诏以告中外。窃见皇长子每遇趋朝，用东宫仪卫，及至丹墀，还列诸王班。况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礼，可谓名不正言不顺矣。昔汉文帝元年，首立子启为太子者，所以尊祖庙、重社稷也。愿与大臣详议，酌前代故事，早下明诏，以定其位，慎选宫僚，辅成德器，则天下幸甚。”上嘉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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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沙虎诛，上封事言正刑赏，辞载《胡沙虎传》。又言：“自兵兴以来，将帅甚难其人，愿陛下令重臣各举所知，才果可用，即赐召见，褒显奖谕，令其自效，必有奋命报国者。昔李牧为赵将，军功爵赏皆得自专，出攻入守不从中覆，遂能北破大敌，西抑强秦。今命将若不以文法拘绳、中旨牵制，委任责成，使得尽其智能，则克复之功可望矣。”上善其言。时方擢任王守信、贾耐儿者为将，皆鄙俗不材、不晓兵律，行信惧其误国，上疏曰：“《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所以垂戒后世者，其严如此。今大兵纵横，人情恟惧，应敌兴理非贤智莫能。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参预机务，甚无谓也。”于是，上皆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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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元帅右都监内族讹可率兵五千护粮通州，遇兵辄溃，行信上章曰：“御兵之道，无过赏罚，使其临敌有所慕而乐于进，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后将士用命而功可成。若讹可败衄，宜明正其罪，朝廷宽容，一切不问，臣恐御兵之道未尽也。”诏报曰：“卿意具悉，讹可等已下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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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都受兵，方遣使请和，握兵者畏缩不敢战，曰“恐坏和事”。行信上言：“和与战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专议和，将兵者惟当主战，岂得以和事为辞。自崇庆来，皆以和误，若我军时肯进战，稍挫其锋，则和事成也久矣。顷北使既来，然犹破东京，略河东。今我使方行，将帅辄按兵不动，于和议卒无益也。事势益急，刍粮益艰，和之成否盖未可知，岂当闭门坐守以待弊哉？宜及士马尚壮，择猛将锐兵，防卫转输，往来拒战，使之少沮，则附近蓄积皆可入京师，和议亦不日可成矣。”上心知其善而不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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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三月，以朝廷括粮恐失民心，上书言：“近日朝廷令知大兴府胥鼎便宜计画军食，鼎因奏许人纳粟买官。既又遣参知政事奥屯忠孝括官民粮，户存两月，余悉令输官，酬以爵级银钞。时有粟者或先具数于鼎，未及入官。忠孝复欲多得以明己功，凡鼎所籍者不除其数，民甚苦之。今米价踊贵，无所从籴，民粮止两月又夺之，将不独归咎有司，亦怨朝廷不察也。大兵在迩，人方危惧，若复无聊，或生他变，则所得不偿所损矣。”上深善其言，即命与近臣往审处焉。仍谕忠孝曰：“极知卿尽心于公，然国家本欲得粮，今既得矣，姑从人便可也。”四月，迁山东东路按察使，兼转运使，仍权本路宣抚副使。将行，求入见，上御便殿见之。奏曰：“臣伏见奥屯忠孝饰诈不忠，临事惨刻，与胡沙虎为党。”历数其罪，且曰：“无事时犹不容一相非才，况今多故，可使斯人与政乎？愿即罢之。”上曰：“朕始即位，进退大臣自当以礼，卿语其亲知，讽令求去可也。”行信以告右司郎中把胡鲁白忠孝，忠孝不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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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二月，改安武军节度使，兼冀州管内观察使。始至，即上书言四事，其一曰：“杨安儿贼党旦暮成擒，盖不足虑。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者官军讨贼，不分善恶，一概诛夷，劫其资产，掠其妇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敕有司，严为约束，毋令劫掠平民。如此则百姓无不安之心，奸人诳胁之计不行，其势渐消矣。”其二曰：“自兵乱之后，郡县官豪，多能纠集义徒，摧击土寇，朝廷虽授以本处职任，未几遣人代之。夫旧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缓急之间，启衅败事。自今郡县阙员，乞令尚书省选人拟注。其旧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资级未及，令摄其职，待有功则正授。庶几人尽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军官敢进战者十无一二，其或有之，即当责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职。”其四曰：“山东军储皆鬻爵所获，及或持敕牒求仕，选曹以等级有不当鬻者往往驳退。夫鬻所不当，有司罪也，彼何责焉。况海岱重地，群寇未平，田野无所收，仓廪无所积，一旦军饷不给，复欲鬻爵，其谁信之。”朝廷多用其议。八月，召为吏部尚书。九月，改户部尚书。十二月，转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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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二月，为太子少保，兼前职。时尚书省奏：“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言，参议官王浍尝言，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昔汉祖陶唐，唐祖老子，皆为立庙。我朝迄今百年，不为黄帝立庙，无乃愧于汉、唐乎！”又云：“本朝初兴，旗帜尚赤，其为火德明矣。主德之祀，阙而不讲，亦非礼经重祭祀之意。臣闻于浍者如此，乞朝廷议其事。”诏问有司，行信奏曰：“按《始祖实录》止称自高丽而来，未闻出于高辛。今所据欲立黄帝庙，黄帝高辛之祖，借曰绍之，当为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谓也。况国初太祖有训，因完颜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变，乃以大金为国号，未尝议及德运。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议之，而以继亡宋火行之绝，定为土德，以告宗庙而诏天下焉。顾浍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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