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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监察御史多被的决，行信乃上言曰：“大定间，监察坐罪大抵收赎，或至夺俸，重则外降而已，间有的决者皆有为而然。当时执政程辉已尝面论其非是，又有敕旨，监察职主弹劾，而或看循者，非谓凡失察皆然也。近日无问事之大小、情之轻重，一概的决，以为大定故实、先朝明训，过矣。”于是诏尚书省更定监察罪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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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馆修《章宗实录》，尚书省奏：“旧制，凡修史，宰相执政皆预焉。然女直、汉人各一员。崇庆中，既以参知政事梁兼之，复命翰林承旨张行简同事，盖行简家学相传，多所考据。今修《章宗实录》，左丞汝砺已充兼修，宜令参知政事行信同修如行简例。”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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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二月，出为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谕之曰：“初，朕以朝臣多称卿才，乃令参决机务。而廷议之际，每不据正，妄为异同，甚非为相之道。复闻迩来殊不以干当为意，岂欲求散地故耶？今授此职，卿宜悉之。”初，内族合周避敌不击，且诡言密奉朝旨，下狱当诛。诸皇族多抗表乞从末减，高琪以为自古犯法无告免者，行信独曰：“事无古今，但合周平昔忠孝，或可以免。”又以行信族弟行贞居山东，受红袄贼伪命，枢密院得宋人书，有干涉行信事，故出之。其子莒，时为尚书省令史，亦命别加注授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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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行信言：“今法，职官论罪，多从的决。伏见大定间世宗敕旨，职官犯故违圣旨，徒年、杖数并的决。然其后三十余年，有司论罪，未尝引用，盖非经久为例之事也。乞详定之。”行信既出，上以其章付尚书省。至是，宰臣奏：“自今违奏条之所指挥、及诸条格，当坐违制旨者，其徒年、杖数论赎可也。特奉诏旨违者，依大定例。”制可。行信去未久，上尝谕宰臣曰：“自张行信降黜，卿等遂缄默，此殊非是。行信事，卿等具知，岂以言之故耶？自今宜各尽言，毋复畏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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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信始至泾，即上书曰：“马者甲兵之本，方军旅未息，马政不可缓也。臣自到泾，闻陕右豪民多市于河州，转入内地，利盖百倍。及见省差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市于洮州，以银百铤几得马千匹，云生羌木波诸部蕃族人户畜牧甚广。盖前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势陵夺，遂失其和，且常患银少，所以不能多得也。又闻蕃地今秋薄收，鬻马得银辄以易粟。冬春之交必艰食，马价甚低。乞令所司辇银粟于洮、河等州，选委知蕃情、达时变如桓端者贸易之。若捐银万两，可得良马千匹，机会不可失，惟朝廷亟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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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比者沿边战士有功，朝廷遣使宣谕，赐以官赏，莫不感戴圣恩，愿出死力，此诚得激劝之方也。然赠遗使者或马或金，习以为常，臣所未谕也。大定间，尝立送宣礼，自五品以上各有定数，后竟停罢。况今时务与昔不同，而六品以下及止迁散官者，亦不免馈献，或莫能办，则敛所部以应之，至有因而获罪者。彼军士效死立功，仅蒙恩赏，而反以馈献为苦，是岂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参以时务，明立等夷，使取予有限，无伤大体，则上下两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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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近闻保举县令，特增其俸，此朝廷为民之善意也。然自关以西，尚未有到任者，远方之民不能无望，岂举者犹寡，而有所不敷耶？乞诏内外职事官，益广选举，以补其阙，使天下均受其赐。且丞、簿、尉亦皆亲民，而独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给，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谓国用方阙，不宜虚费，是大不然。夫重吏禄者，固使之不扰民也，民安则国定，岂为虚费。诚能裁减冗食，不养无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军充役，举家廪给，军既物故，给其子弟，感悦士心，为国尽力耳。至于无男丁而其妻女犹给之，此何谓耶？自大驾南巡，存赡者已数年，张颐待哺，以困农民。国家粮储常患不及，顾乃久养此老幼数千万口，冗食虚费，正在是耳。如即罢之，恐其失所，宜限以岁月，使自为计，至期而罢，复将何辞。”上多采纳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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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光元年正月，迁保大军节度使，鄜州管内观察使。二月，改静难军节度使，兼邠州管内观察使。未几，致仕。哀宗即位，征用旧人，起为尚书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颇减。寻复致仕家居，惟以抄书教子孙为事，葺园池汴城东，筑亭号“静隐”，时时与侯挚辈游咏其间。正大八年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崇福宫，年六十有九。初游嵩山，尝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终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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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纯正真率，不事修饰，虽两登相位，殆若无官然。遇事辄发，无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为动色，行信处之坦如也。及薨之日，虽平昔甚媢忌者，亦曰正人亡矣。初至汴，父暐以御史大夫致仕犹康健，兄行简为翰林学士承旨，行信为礼部尚书，诸子侄多中第居官，当世未之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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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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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行信字信甫，原名行忠，因避庄献太子的名讳，改了名字。他是张行简的弟弟。大定二十八年考中进士，积官为铜山县令。明昌元年，因为廉洁而提升为监察御史。泰和三年，同知山东西路转运使，不久兼河东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皇帝在泰和殿召见，行信因而奏言了两件事：一是依旧移转吏目以消除民害，一是徐、邳地势较低适宜于种麦，征税的粮食允许交麦以便利民众。皇上同意他的话，命令尚书省商议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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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庆二年，行信为左谏议大夫。当时，胡沙虎已开除在官名籍为一般百姓，他贿赂当权显贵，将要重新进用。整个朝廷没有敢说话的，于是行信上奏章说：“胡沙虎残忍凶恶荒唐，蛮横刚暴，献媚巴结天子所亲幸的人，以图称赏赞美他。自从他罢废，士大夫与平民百姓没有不高兴的。今倘若重新起用，只怕为害比从前更加厉害，况且利与害的关键更有比这一点大的。”书两次奏上，没有结果。等到胡沙虎杀了皇帝，人们都特别害怕他，行信坦然不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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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九月，宣宗即位，改元称贞祐。行信认为皇帝的继承人没有确立，无法维系天下的瞩望，上疏说：“自古皇帝即位，必然要立太子以为储副，必然颁下诏书宣告中外。窃见皇长子每逢上朝，用东宫的仪仗侍卫，等到了丹墀，就回列到各王的位置。况且已除授为侍臣，而至今没有定其礼仪，可说是名不正言不顺啊。过去汉文帝元年，首先立儿子启为太子，就是因为尊崇祖庙，重视国家。希望与大臣详细议论，斟酌前代已有的成例，早些颁下明确的诏书，肯定他的地位，慎重地选择宫中僚属，辅佐他成为有德的大器，则天下就很幸运了。”皇上赞赏并采纳了他的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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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沙虎被杀，行信上奏谈纠正刑赏，其文载在《胡沙虎传》。又说：“自从兵事发生以来，将帅非常难找到合适的人选，希望陛下命令重要大臣各推举所知道的人才，才能果然可以任用，即赐予召见，加以表扬奖励宣扬，令他们效力，一定会有用生命报效国家的人。过去李牧为赵国的大将，对有军功的加爵给赏都可以自己决定，出击和退守不根据朝廷的批复，于是能够北边击败大敌，西边抑制强大的秦国。今天任命将帅倘若不用文书法令拘限、朝中批旨牵制，委任以成功相督责，使得竭尽其智能，则收复失地的功劳是可以有希望的。”皇上认为他的话不错。当时刚刚提拔王守信、贾耐儿为将官，都庸俗鄙漏不成器、不懂兵法，行信怕他们误国，上疏说：“《易经》说开创邦国继承家业，不能用小人。圣人所以告诫后世的，是如此严厉！今大兵交错，人情担惊受怕，要应付敌人振兴治理，不是贤达的人不能胜任。狂妄庸俗之流，不适当地加以提拔，参与枢要的政务，实在是没有意义。”于是，皇上把王守信等都罢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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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元帅右都监内族讹可率兵五千护粮于通州，遇到敌兵总是败溃，行信上奏章说：“驾驭士卒的方法，无过于赏与罚，使其面临敌人有所企求而乐于前进，有所畏惧而不敢后退，然后将领士兵遵奉命令而大功可以有成。像讹可败北，就应该明确坐实他的罪过。朝廷宽容，一切都不置问，臣下恐怕驾驭士卒的方法未尽妥善。”下诏回答他说：“你的意思朕全部明白，讹可等已囚禁下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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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都遭到兵火，刚派使臣请和，执掌兵权的人畏缩不敢出战，说：“怕坏了请和的事”，行信上奏说：“和与战两件事本来不相干，奉命出使者自当专力议和，率领军队者只应主持战斗，怎能以议和的事为借口！自从崇庆年间以来，都是以和误事，倘若我方军队随时肯主动作战，稍稍折损他们的锋芒，则和事成功已很久了。最近北方使臣已经来到，然仍攻破东京，夺取河东。今天我们的使臣刚走，将帅即按兵不动，对和议最终没有好处。事态更加紧急，粮草更加艰难，议和的成功与否大概尚未可知，难道应当闭门坐守以等待破亡吗！应该趁士兵马匹还健壮，挑选勇猛的将领精锐的士兵，防备护卫转相运输，往来御敌，使他们稍受挫折，则附近的蓄积都可运入京师，和议也很快可以谈成。”皇上心里知道这种办法的好处而不能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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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三月，因朝廷搜求粮食恐怕有失民心，上书说：“近些天朝廷命令知大兴府胥鼎视可自决筹划军粮，鼎因而上奏允许人交粮食买官。既而又派参知政事奥屯忠孝搜括官和平民的粮食，每户存两月的用粮，其余全部命令交官，以官爵和银钞作为报酬。当时有粮的有人已先向胥鼎申报了数目，没有来得及交官。忠孝又想多得粮以表明自己的功劳，凡胥鼎所登记的不除掉其数目，老百姓非常痛苦。现今米价腾贵，没有地方去买，老百姓只有两个月的粮食而又去剥夺它，百姓将不单单归咎于官吏，也埋怨朝廷不了解情况啊。大兵就在附近，人们正处在危难恐惧之中，若再不能聊以生存，或者发生其他变化，那么所得到的就补偿不了所损失的啊。”皇上非常同意他的话，就命令他与近侍大臣前往审核处理。仍然宣谕忠孝说：“朕知道你尽心于公事，然而国家本来想得到粮食，今天既已得到了，姑且从人方便就是了。”四月，迁调行信为山东东路按察使，兼转运使，仍然权本路宣抚副使。将要起程，请求入见，皇上在便殿见了他。行信上奏说：“臣伏见奥屯忠孝饰伪巧诈不忠，遇事残酷刻毒，与胡沙虎为同一伙党徒。”又一一列举他的罪恶，并且说：“平安无事的时候尚且不能宽容一位辅相不称职，何况今天多变故，可以让这样的人参与政事吗？希望立刻罢免他。”皇上说：“我刚即位，提拔和辞退大臣自当以礼，你告诉他亲近的人，劝告他请求辞去就可以了。”行信以此告诉右司郎中把胡鲁转告忠孝，忠孝不感到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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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二月，改任安武军节度使，兼任冀州管内观察使。刚到，即上书谈了四件事：其一说：“杨安儿贼党很快即可抓获，不足忧虑。今日的当务之急，仅仅在收拢人心而已。过去官军讨伐贼人，不分好与坏，一律诛杀铲除，抢劫他们的资产，掠夺他们的妇女，更加使百姓怀疑生畏，逃聚山林。今天应该明确地命令官吏，严为管束，不要让他们抢劫平民百姓。这样做了，百姓没有不安的心，奸人欺骗威胁的计谋无法推行，其势力便渐渐消亡了。”其二说：“自从兵火战乱之后，郡县的官吏豪强，大多能纠集仗义之徒，打击当地的盗贼，朝廷虽然授给了本处职任，不久便派人取代。旧官人们向来佩服，新官未必都有才干，紧迫需要之际，就会挑起事端败坏大事。自今郡县官吏有阙员，请令尚书省选择人员准备填补。那些旧官，能使百姓便利安定的应该就地加以任使，如果资历等第不够，令代行其职务，等到建有功劳就正式任命。差不多人尽其才，事情便容易办成。”其三说：“执掌兵权的军官敢于主动出战的十个之中没有一两个人，其中偶或有这样的人，即应当责成其以立功劳，不应当更授别的职务。”其四说：“山东的军用储备都是卖官爵所获得，等到有人拿着敕牒要求给官，选官们以等级有的不应当卖为理由往往驳退人家的要求。卖得不恰当，是官吏的罪责，对方有什么责任啊！况且海州、泰山重要之地，多数盗贼没有平息，田野无所收获，仓廪无所积蓄，一旦军粮供应不上，再想卖官爵，还有谁相信？”朝廷多采用他的建议。八月，召他为吏部尚书。九月，改任户部尚书。十二月，转为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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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二月，行信为太子少保，兼任以前的职务，当时尚书省奏：“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说，参议官王浍曾说，本朝接续高辛，是黄帝的后代。过去，汉以陶唐为祖先，唐以老子为祖先，都为他们立庙。我朝到今天已经历一百来年，不为黄帝立庙，不有愧于汉、唐吗？”又说：“本朝最初兴起，旗帜崇尚红色，其为火德已很明白。根本大德的祭祀，空阙而不讲求，也不是礼经重视祭祀的意思。臣听王浍所讲如此，请求朝廷议论这件事。”下诏问官吏，行信奏说：“按照《始祖实录》仅仅说从高丽而来，没有听说出于高辛氏。今所据想立黄帝庙，黄帝是高辛的祖先，假如说接续他，应当为木德，今却说火德，又怎么讲呢？况且国立之初太祖有教诲，因为完颜部多崇尚白色，又取金的不变，于是以大金为国号，未曾议论过德运。近来章宗朝开始集百官臣僚议论它，而因为继宋火行之灭绝，定为土德，以此上告宗庙而又颁诏天下（使大家知道）。看王浍所说不过是放肆妄为的人罢了。”皇上同意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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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皇上将祭奠荐享太庙，下诏遵依世宗所行十六拜的礼仪。行信与礼官参与商定礼节，上奏说应该遵从四十四拜的礼仪，皇上赞赏采纳了，这些话载在《礼志》。祭奠完毕，赐给行信宝券二万贯、上好的丝织品十端，宣谕他说：“太庙拜的礼仪，我当初想依照世宗所施行的做，你呈进奏章，详备地叙述随室读祝祷之辞，特别在理。假如不是你说，我几乎就要犯错误，故特地用这些表彰赏赐，从今每件事更应该尽心。”这年十二月，行信因父亲去世，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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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定元年三月，服丧未满起而复任旧职，权参知政事。六月，正式拜任为参知政事。当时高琪为宰相，独揽大权任意行事，厌恶不阿附自己的人，有官职的士人动辄遭到刁难和凌辱，唯有行信屡次引用旧的仪制尽力抵制他的非为。恰逢宋兵侵扰边境，朝廷计议派使臣详加责问，高琪等以为这有失礼仪，行信独上疏说：“今天以派使臣为不应当，臣非常不解。议论者不过是说‘派使臣是先表示软弱，他们或者不通报，或者通报而不谦恭，则越加有失国体’。臣独认为不是这样。他们侥幸地钻我们的空隙，多次大肆侵略，守边之臣用兵打退了他们还要回来，我大国不用文辞责备而用兵敌御，这不是示弱吗？至于责问而不通报，通报而不谦恭，理亏自在对方，有什么损于我方的？过去大定初年，他们曾违反正理，世宗虽然派丞相乌者行省事于汴京，实际上命令元帅撒合辇事先已为文辞责问了他们，他们终于承认罪过。以后宋主夺取国书，朝廷又想用兵，丞相娄室独认为不可，等到刑部尚书梁肃奉命前往，不久亦屈服了。在章宗的时候，猖狂得最为厉害，仍然先事责问而后用兵。然而派遣使臣详问正是国家的历来做法，有什么失体的地方？况且国家的步履多有艰难，边疆的战事漫延长久，不考虑如何休戍止兵，民力将怎么样呢？臣是一介书生没什么高论，然而事当关键时刻，不敢不尽其愚虑，惟陛下明察。”皇上又令尚书省计议，高琪等奏：“行信所说固然是遵从旧制，然今日的事与过去不同。”下诏姑且等待一下。不久，高汝砺亦上奏说先派使臣不合适，议论终于停止，这话记在《高汝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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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监察御史大多被笞杖，于是行信上奏说：“大定年间，监察犯罪大都出资赎免，有的人甚至免去俸禄，犯罪严重的贬外降官罢了，间或有被笞杖的都是有所为才这样的。当时执政的程辉已曾当着皇帝的面谈论这样做不对，又有令旨，监察的职责主要是检举官吏的不法或罪恶，而偶或视罪恶为良循守法，并不是说凡是失于监察都这个样子。近些日子不问事情的大小，情节的轻重，一概笞杖，以为这是大定的先例，先朝的英明教诲，这就错了。”于是下诏尚书省改定监察罪名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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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馆撰修《章宗实录》，尚书省奏：“按照旧的规定，凡是修史，宰相和执政官都要参与。然而女真、汉人各有一员。崇庆年间中期，已经以参知政事梁兼修国史，又命翰林承旨张行简一同参与其事。这是因为行简家学传授，多有考据。现在修《章宗实录》，左丞高汝砺已充兼修官，应该令参知政事行信同修国史如行简之例。”皇帝制书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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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二月，调行信出为彰化军节度使，兼任泾州管内观察使，皇帝告诉他说：“当初，我因为朝中大臣多称道你的才干，于是令你参与决定机要的政务。而朝廷议论的时候，你往往不根据正道，胡乱的提出异议，这特别不符合作为宰相的道理。又听说近来尤其不以处理公务为意，难道是想求闲散之地的缘故吗？今天授你这个职务，你应该明白。”当初，内族合周回避敌人不打击，且撒谎说秘密地奉有朝廷旨意，囚禁于牢狱理当处死。不少皇族的人多上表直言请求从轻处刑，高琪以为自古犯法没有宣告免罪的，行信独说：“事情没有古今，但是合周一向忠孝，或者可以免罪。”又因为行信的族弟行贞居住在山东，接受了红袄贼的非法任命，枢密院得到宋人的文书，有牵扯到行信的事，所以让他到地方上做官。他的儿子张莒，当时为尚书省令史，亦命令另外授予别的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