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280135
1707280136
夫上以诚爱下,则下以忠报上,感应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论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启又能敬承继禹之道,其泽深矣,然一传而太康失道,则万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汉高帝起布衣,天下影从,荥阳之难,纪信至捐生以赴急,则人心之归可见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谋反者,又何邪?窃尝思之,民之戴君,本于天命,初无不顺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后怨怒生焉。禹、启爱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灭德,是以失望;汉高以宽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爱憎行诛赏,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泽于民,而民怨且怒者,皆类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实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无大相远,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则其薄者已疾之矣,况于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于心邪?必如古者《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一言一动,举可以为天下之法,一赏一罚,举可以合天下之公,则亿兆之心将不求而自得,又岂有失望不平之累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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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而下称盛治者,无如汉之文、景,然考之当时,天象数变,山崩地震未易遽数,是将小则有水旱之灾,大则有乱亡之应,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养民为务,今年劝农桑,明年减田租,恳爱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气应也。臣窃见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东方,去年冬彗见东方,复见西方。议者谓当除旧布新,以应天变。臣以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俭爱民,为理明义正而可信也。天之树君,本为下民。故孟子谓“民为重,君为轻”,《书》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是论之,则天之道恒在于下,恒在于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余,斯其所以召天变也。其变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几已萌,犹且因仍故习,抑其下而损其不足,谓之顺天,不亦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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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0140
此六者,皆难之目也。举其要,则修德、用贤、爱民三者而已。此谓治本。本立,则纪纲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则爱恶相攻,善恶交病,生民不免于水火,以是为治,万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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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曰:语古之圣君,必曰尧、舜;语古之贤相,必曰稷、契。盖尧、舜能知天道而顺承之,稷、契又知尧、舜之心而辅赞之,此所以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尧与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于“黎民于变”,“敬授人时”,至于“庶绩咸熙”,此顺承天道之实也。稷播百谷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辅赞尧、舜之实也。臣尝复熟推衍,思之又思,参之往古圣贤之言无不同,验之历代治乱之迹无不合,盖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可使盛,国势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国家徒知敛财之巧,而不知生财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养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难行,而不患法令无可行之地。诚能优重农民,勿扰勿害,敺游惰之人而归之南亩,课之种艺,恳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后,仓府之积,当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万目斯举,否则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尧、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臣愚区区,窃亦愿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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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则士安于士,农安于农,工商安于为工商,则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于白屋,必求禄仕;仕不安于卑位,必求尊荣。四方万里,辐辏并进,各怀无厌无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为寒心哉!臣闻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让。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审也。夫审而后发,发无不中,否则触事而遽〔喜怒〕,喜怒之色见于貌,言出于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无可喜者则必悔其喜之失,无可怒者则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后怒,先怒而后喜,号令数变,喜怒不节之故也。是以先王潜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发也,虽至近莫能知其发也,虽至亲莫能移,是以号令简而无悔,则无不中节矣。夫数变,不可也;数失信,尤不可也。周幽无道,故不恤此,今无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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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0146
书奏,帝嘉纳之。衡自见帝,多奏陈,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秘,世罕得闻,所传者特此耳。衡多病,帝听五日一至省,时赐尚方名药美酒以调养之。四年,乃听其归怀。五年,复召还,奏对亦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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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命与太常卿徐世隆定朝仪,仪成,帝临观,甚悦。又诏与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谦定官制,衡历考古今分并统属之序,去其权摄增置冗长侧置者,凡省部、院台、郡县与夫后妃、储藩、百司所联属统制,定为图。七年,奏上之。翌日,使集公卿杂议中书、院台行移之体,衡曰:“中书佐天子总国政,院台宜具呈。”时商挺在枢密,高鸣在台,皆不乐,欲定为咨禀,因大言以动衡曰:“台院皆宗亲大臣,若一忤,祸不可测。”衡曰:“吾论国制耳,何与于人。”遂以其言质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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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几,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领尚书省六部事,因擅权,势倾朝野,一时大臣多阿之,衡每与之议,必正言不少让。已而其子又有佥枢密院之命,衡独执议曰:“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虑其反邪?”衡对曰:“彼虽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马由是衔之,亟荐衡宜在中书,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屡入辞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阈,还奏曰:“陛下命臣出,岂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门耳。”从幸上京,乃论列阿合马专权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报。因谢病请解机务。帝恻然,召其子师可入,谕旨,且命举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论其贤否则可,若授之以位,则当断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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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久欲开太学,会衡请罢益力,乃从其请。八年,以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择蒙古弟子俾教之。衡闻命,喜曰:“此吾事也。国人子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乃请征其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燉、孙安、刘安中十二人为伴读。诏驿召之来京师,分处各斋,以为斋长。时所选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其为教,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相其动息以为张弛。课诵少暇,即习礼,或习书算。少者则令习拜跪、揖让、进退、应对,或射,或投壶,负者罚读书若干遍。久之,诸生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三纲五常为生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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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0154
十年,权臣屡毁汉法,诸生廪食或不继,衡请还怀。帝以问翰林学士王磐,磐对曰:“衡教人有法,诸生行可从政,此国之大体,宜勿听其去。”帝命诸老臣议其去留,窦默为衡恳请之,乃听衡还,以赞善王恂摄学事。刘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苏郁、白栋为助教,以守衡规矩,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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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0156
国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历》,自大定是正后六七十年,气朔加时渐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协时正日。十三年,诏王恂定新历。恂以为历家知历数而不知历理,宜得衡领之,乃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为冬至者历之本,而求历本者在验气。今所用宋旧仪,自汴还至京师已自乖舛,加之岁久,规环不叶。乃与太史令郭守敬等新制仪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测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时,减《大明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损古岁余岁差法,上考春秋以来冬至,无不尽合。以月食冲及金木二星距验冬至日躔,校旧历退七十六分。以日转迟疾中平行度验月离宿度,加旧历三十刻。以线代管闚测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气立损益限,以定日之盈缩。分二十八限为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迟疾。以赤道变九道定月行。以迟疾转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实合时刻定晦,而不用虚进法。以躔离朓朒定交食。其法视古皆密,而又悉去诸历积年月日法之傅会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数,可以施之永久而无弊。自余正讹完阙,盖非一事。十七年,历成,奏上之,赐名曰《授时历》,颁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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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以疾请还怀。皇太子为请于帝,以子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养之,且使东宫官来谕衡曰:“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其善药自爱。”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宁不有事于祖考。”扶而起,奠献如仪。既撤,家人馂,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电,风拔木。怀人无贵贱少长,皆哭于门。四方学士闻讣,皆聚哭。有数千里来祭哭墓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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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故所至,无贵贱贤不肖皆乐从之,随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为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条,终身不敢忘。或未尝及门,传其绪余,而折节力行为名世者,往往有之。听其言,虽武人俗士异端之徒,无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见衡,语同列曰:“若辈自谓不相上下,盖十百与千万也。”翰林承旨王磐气概一世,少所与可,独见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元〕年,赠荣禄大夫、司徒,谥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皇庆二年,诏从祀孔子庙廷。延祐初,又诏立书院京兆以祀衡,给田奉祠事,名鲁斋书院。鲁,衡居魏时所署斋名也。子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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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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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衡字仲平,怀州河内人,世世代代务农为生。父亲许通,避兵乱逃于河南,泰和九年九月许衡生于新郑县。自幼禀赋便与常人不同,七岁进入学校,老师教授他章句,问他的老师说:“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老师说:“为了考试中举。”许衡说:“仅只是为了这些吗?”老师对他暗暗称奇。每次老师给他讲解书籍,都要寻根究底,询问其中的微言大义。时间长了,老师对他的父亲说:“这个孩子聪明不凡,将来必然超过一般人,我担当不了他的老师。”于是辞去,父母尽量挽留,也没有留住。就这样,许衡换了三个老师。年龄稍长了几岁,喜欢学习,就好像又饥又渴的人要吃饭喝水一样,但是正逢上乱世,而许衡家又贫穷,没书。曾经跟随一个算卦的人到他家去,见那人家有《书经疏义》一书,于是就请求住在他家里,抄写完才回来。后来逃难到徂徕山,才得到王辅嗣解说的《易经》。当时正在兵荒马乱之中,许衡夜晚思考,白天朗诵,身体力行去实践,一言一行必要合乎礼仪,然后才去行动。有一次他在炎热的季节路过河阳,口渴得很,道路旁有梨,大家争着去吃,许衡独自正襟危坐在梨树下,没事人一样。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不是属于我的东西,怎能去拿取呢?”别人说:“现在世道混乱,这棵梨树没有主人。”许衡说:“梨没有主人,我的心难道也没有主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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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衡转道鲁国而留在魏国,别人看他是很有德行的人,跟随他学习的人渐渐多了。在魏国住了三年,听说混乱已快要平定了,便回到了怀州。他往来于黄河、洛水之间,从柳城人姚枢那里得到伊洛程氏和新安朱氏的书,大有收获。不久许衡迁居苏门,与姚枢、窦默互相研究探讨。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许衡慷慨地以继承道学传统作为自己的任务。他曾经对别人说:“伦理纲常一天也不能从天下消失,如果地位高的人担当不起来,地位低的人就要担当起来。”凡是丧祭娶嫁,许衡便追究是否合乎礼,以便在乡中作倡导,学生渐渐多了起来。家里贫穷,亲自种田,粮食丰收时就有饭吃,粮食不足时便吃糠咽菜,许衡能泰然处之,读书之声一直到达窗户之外,就像金属乐器发出的声音那样悦耳动听。财产有多余的,便分给族人和贫苦的学生。有人送他东西,不义之财一丝一毫也不接受。姚枢曾经被召入京城,便把自己的雪斋让给许衡居住,让看守人住在客舍里,但许衡不肯接受这座房屋。他家庭院中果树的果实熟透了掉在地上,小孩子从这里经过,连看也不看就走了,他的家人所受的教育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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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寅年,世祖到秦中称王,任命姚枢为劝农使,教百姓耕田。又考虑用什么方法教育秦人,便召许衡为京兆提学。秦人刚刚脱离战火,打算学习,却苦于没有老师,听说许衡来此,人人都争先恐后地来求学。各郡县都设置了学校,百姓都受到了教化。世祖南征,许衡又回到了怀州,学生攀车挽留,但没有结果,跟着送行,一直送到潼关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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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元年,世祖即皇帝位,把许衡召到了京城。当时王文统因提出赚钱的建议而被任命为平章政事,许衡、姚枢等人入朝任侍从,建言国家从混乱到安定,从破落衰败到繁荣昌盛,一切都应该把义当作根本,王文统对此感到不快。加上窦默天天向世祖面前说他心术不正,文统怀疑许衡与窦默互相配合,便上奏世祖,请求任命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表面上是尊宠重用他们,实际上是不让他们接近天子。窦默因屡次弹劾文统而没有结果,打算借助东宫太子的庇护以避祸,与姚枢一起接受了任命,打算进宫向世祖拜谢。许衡说:“你们这样做与义理不合,这可以置之不论。按照礼法,师傅与太子坐的位置是一东一西,师傅就座后,太子才能坐。你们考虑能做到这一点吗?要是不能,那么当老师的应该遵循的道理,便从我们开始废除了。”姚枢认为许衡说得对,便和窦默怀里揣着任命诏书站立殿下,推辞了五次,才得到批准。世祖改任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为国子祭酒。不久许衡推说有病辞职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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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二年,世祖任命安童为右丞相,打算让许衡辅佐他,再次把他召入京师,让他在中书省议论朝政得失。许衡上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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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臣我生性愚笨,见识浅陋,学术上荒疏没有建树,不料虚名偶然被圣上您知道了。陛下喜爱贤人,乐于办成善事,善于舍人之短,用人之长,就比如我这没有才能的人,从甲寅年至今,已经十三年了,曾经八次接到诏旨,心中自思,怎样才能报答陛下的恩德。臣又能够天天见到陛下,聆听教诲,恳切叮咛,无所不至,中书省的重大事务,允许臣畅所欲言。臣虽然然昏暗愚钝,蒙陛下知遇之恩,待我这样深厚,敢不谒尽忠诚,给陛下以万分之一的帮助呢?孟子说:“以困难的事勉励人,对君王来说叫作恭,陈述好的意见,拒绝邪恶叫作敬。”孔子说:“以道义奉事君主,行不通就停止。”为臣所遵循的,大致上也是如此。请求陛下宽恕我无才,体谅我的用心,那么,为臣我这微不足道的愚笨见解,也许对国家小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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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自古以来建立国家,都有规模。遵照这个模式去治理国家,治理的功绩指日可待。不然的话,心存疑问,眼睛迷惑,经常变更国家政策,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昔日子产在周朝衰落时的郑国为相,孔明治理偏在一角的西蜀,其治绩后人自有定论,并终身遵循不变,而堂堂大元天下,难道没有一定的规矩而随便制定政策吗?考查先前的朝代,北方民族能够占有中原地区者,一定要实行汉人的制度才能够长久,因此后魏、辽、金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最长,其他朝代做不到这一点,都相继灭亡了,史册上记载得很清楚,可以查考。如果国家仍然居住在北方大漠中,就可以不推行汉人制度了。今天治理国家,还有什么比汉人制度更合适的制度呢?在陆地上行走应该用车,在水上行走应该用船,反过来便不能行走了。幽燕之地吃冷一点的食物,蜀汉之地吃热一点的食物,如果相反,就会发生变故。从这个道理来推论,国家应当推行汉法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国家旧有的习俗传了上万代,世世代代都是显赫家庭出身的人物,一旦要驱使他接受臣仆提出的建议,服从已经灭亡国家的习俗,实行起来有一定难度。我曾经想过,寒冷与炎热,固然不一样,但是从寒冷变炎热,开始只是稍微温和一些,由温和而变为热,由热而变为炎热,积聚了一百八十二天寒冷才消退完。由炎热变为寒冷,道理也是这样,这是积累起来的经验。如果能逐渐地揣摩汉法,等待时日,心坚不变,经常更换一些不合适的旧法,事情不是没有转机的。这就在于陛下尊重相信汉法并能坚持下去,不让小人插手此事,不要指望在短期内取得效果,不要听信流言蜚语,那么治理国家的功效就可有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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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书省的事务非常繁杂,但是主要职责不外乎用人、立法两项而已。打一个近一点的比方,头发在头上,不用手去梳头而用篦梳去梳头;食物在器皿里,不用手去拿着吃而用勺子去舀。这两件事不能用手,但用篦梳与勺子,也就代表了手的功能。天子用人,与这有什么两样呢?当然人是否有才能,不一定知道得很详细,不可能得到一个人,就马上委以重任。不过要是知道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仍然患得患失,拿不准是用还是不用,仅仅号称了解人,而实际上不能用人,这又有什么好处呢?每个人都要吃饭,只有厨师才能调和五味;每个人都看得见太阳和月亮,只有星官才能推算出日月盈亏之术,这是因为他们方法得当的缘故。古人有话说“想登高必须凭借丘陵,想到低处去必须凭借河流湖泊,治理天下必须凭借先王留下的那些治国的方法”。如今街谈巷议,动不动就拿古人开玩笑,殊不知现在口里吃的东西,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古人留下来的成法,是不能违背的,何况天下这样大,国家这么重要,古代的成法反而可以违背吗?这些人也太欠考虑了。治理人靠法律,守法律的是人。人和法律互相联结,上面安定,下情顺达,当宰相大臣的[只要处理好人和法的关系]就能够优哉游哉地坐在庙堂之上,没有烦恼,没有劳累,这就叫作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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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令,用人才,现在虽不能马上做到和古人一样,但是已经当官的要给他俸禄,以培养他为政廉洁的情操;没有当官的,应当从宽制订政策,使他有被任用的机会,这样,不能被任用的怨声就可稍为缓和了。对外设立监察机构以便查处贪污和滥用职权,对内责成吏部定出升官需要什么样的资历,这样一来,资历低而想当大官的人,就慢慢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了。有再任和三任的官员,压一压地位高的,提拔一下地位低的,那么其才能的大小与爵位的高低,大致就可以平衡了。至于权贵之家的世袭制度,品级官员恩荫他的儿子,户口登记等,也应陆续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应拖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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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姓生来就有欲望,没有国君就要发生混乱,上天宠爱并赋以重任,做国君和师长,这是把非常难的任务交给国君,不是把他放在很安全的地方让他享乐。因此,从尧、舜以来,聪明睿智的帝王都是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确实知道天帝给他的是很艰巨的任务,受命之初就没有把事情设想得很容易。知道办事困难就从困难处着手,那么困难或许可以克服;不知道办事的困难而认为很容易办成,那么将来的困难说不定就无法克服了。孔子说:“当君王难,当大臣也不容易。”当大臣的道理方法,臣已经告诉安童了。至于当君王的困难,尤其是陛下所应当注意的,臣请求叙述其中迫切而重要的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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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子说什么话都容易,担忧的是做到很难。知道实践自己说的话不容易,说话就不能不谨慎了。从前刘安世言行一致,不说办不到的话,七年之后,终于有成就了。安世只是一个读书人,所交往的是一家中的亲人、一个乡村的群众,和他身份相同的大臣不过数十、百人到顶了,而他说话还这样谨慎,何况天下这么广大,百姓有上兆之多,事情千变万化,每天要处理上万件事情,当君王的以一人之身、一人之心去应酬这么多事情,想做到说话没有失误,哪里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有过去所说的话现在忘记了,今天所下达的命令后来又自己违犯了,一会答应,一会否定,一会一样,一会不同,政令变化无定,因此制度无法刊布,法律无法建立,臣下没有东西可以遵循,奸邪之人乘机作弊,天下的百姓对这种混乱现象疑惑惊诧,无所适从,议论国家没有法制、没有威信,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非常难办的事情而不当成困难事情,而认为办着很容易的缘故。如能遵循《大学》所说的道理,以提高自身修养作为根本,一句话,一个行动,必须要弄清如何办,为什么要这样办,不因为喜爱谁而受到他的牵制,不因憎恶谁而掩盖掉他的长处,不凭借着一时高兴办事,不因一点小事的刺激而发怒,虚心诚意,办事情要深思熟虑而谨慎处理,虽偶有失误,但不会太多。但就是高居人上的人多数喜欢生活过得舒适惬意,当臣子的多喜欢拍马奉迎。拍马奉迎本是为的私利,私心太盛就不怕别人议论了;生活过得舒适惬意本来是人的欲望,欲心太盛就连天也不怕了。拿不怕天的心和不怕人的心结合在一起,那么他们所干的都是称心快意的事。心里痛快就会想起什么说什么,身体想动就动,哪里还肯兢兢业业,以修身养性作为根本,一言一行,经过深思熟虑而谨慎地去行事呢?这就是当君王的实践自己的话很难、对天下人说话算数就更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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