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28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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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上以诚爱下，则下以忠报上，感应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论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启又能敬承继禹之道，其泽深矣，然一传而太康失道，则万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汉高帝起布衣，天下影从，荥阳之难，纪信至捐生以赴急，则人心之归可见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谋反者，又何邪？窃尝思之，民之戴君，本于天命，初无不顺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后怨怒生焉。禹、启爱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灭德，是以失望；汉高以宽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爱憎行诛赏，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泽于民，而民怨且怒者，皆类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实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无大相远，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则其薄者已疾之矣，况于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于心邪？必如古者《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一言一动，举可以为天下之法，一赏一罚，举可以合天下之公，则亿兆之心将不求而自得，又岂有失望不平之累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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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而下称盛治者，无如汉之文、景，然考之当时，天象数变，山崩地震未易遽数，是将小则有水旱之灾，大则有乱亡之应，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养民为务，今年劝农桑，明年减田租，恳爱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气应也。臣窃见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东方，去年冬彗见东方，复见西方。议者谓当除旧布新，以应天变。臣以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俭爱民，为理明义正而可信也。天之树君，本为下民。故孟子谓“民为重，君为轻”，《书》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是论之，则天之道恒在于下，恒在于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余，斯其所以召天变也。其变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几已萌，犹且因仍故习，抑其下而损其不足，谓之顺天，不亦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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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0140
此六者，皆难之目也。举其要，则修德、用贤、爱民三者而已。此谓治本。本立，则纪纲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则爱恶相攻，善恶交病，生民不免于水火，以是为治，万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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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曰：语古之圣君，必曰尧、舜；语古之贤相，必曰稷、契。盖尧、舜能知天道而顺承之，稷、契又知尧、舜之心而辅赞之，此所以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尧与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于“黎民于变”，“敬授人时”，至于“庶绩咸熙”，此顺承天道之实也。稷播百谷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辅赞尧、舜之实也。臣尝复熟推衍，思之又思，参之往古圣贤之言无不同，验之历代治乱之迹无不合，盖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可使盛，国势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国家徒知敛财之巧，而不知生财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养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难行，而不患法令无可行之地。诚能优重农民，勿扰勿害，敺游惰之人而归之南亩，课之种艺，恳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后，仓府之积，当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万目斯举，否则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尧、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臣愚区区，窃亦愿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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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则士安于士，农安于农，工商安于为工商，则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于白屋，必求禄仕；仕不安于卑位，必求尊荣。四方万里，辐辏并进，各怀无厌无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为寒心哉！臣闻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让。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审也。夫审而后发，发无不中，否则触事而遽〔喜怒〕，喜怒之色见于貌，言出于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无可喜者则必悔其喜之失，无可怒者则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后怒，先怒而后喜，号令数变，喜怒不节之故也。是以先王潜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发也，虽至近莫能知其发也，虽至亲莫能移，是以号令简而无悔，则无不中节矣。夫数变，不可也；数失信，尤不可也。周幽无道，故不恤此，今无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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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0146
书奏，帝嘉纳之。衡自见帝，多奏陈，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秘，世罕得闻，所传者特此耳。衡多病，帝听五日一至省，时赐尚方名药美酒以调养之。四年，乃听其归怀。五年，复召还，奏对亦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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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命与太常卿徐世隆定朝仪，仪成，帝临观，甚悦。又诏与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谦定官制，衡历考古今分并统属之序，去其权摄增置冗长侧置者，凡省部、院台、郡县与夫后妃、储藩、百司所联属统制，定为图。七年，奏上之。翌日，使集公卿杂议中书、院台行移之体，衡曰：“中书佐天子总国政，院台宜具呈。”时商挺在枢密，高鸣在台，皆不乐，欲定为咨禀，因大言以动衡曰：“台院皆宗亲大臣，若一忤，祸不可测。”衡曰：“吾论国制耳，何与于人。”遂以其言质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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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几，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领尚书省六部事，因擅权，势倾朝野，一时大臣多阿之，衡每与之议，必正言不少让。已而其子又有佥枢密院之命，衡独执议曰：“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虑其反邪？”衡对曰：“彼虽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马由是衔之，亟荐衡宜在中书，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屡入辞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阈，还奏曰：“陛下命臣出，岂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门耳。”从幸上京，乃论列阿合马专权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报。因谢病请解机务。帝恻然，召其子师可入，谕旨，且命举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论其贤否则可，若授之以位，则当断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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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久欲开太学，会衡请罢益力，乃从其请。八年，以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择蒙古弟子俾教之。衡闻命，喜曰：“此吾事也。国人子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乃请征其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燉、孙安、刘安中十二人为伴读。诏驿召之来京师，分处各斋，以为斋长。时所选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其为教，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相其动息以为张弛。课诵少暇，即习礼，或习书算。少者则令习拜跪、揖让、进退、应对，或射，或投壶，负者罚读书若干遍。久之，诸生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三纲五常为生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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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权臣屡毁汉法，诸生廪食或不继，衡请还怀。帝以问翰林学士王磐，磐对曰：“衡教人有法，诸生行可从政，此国之大体，宜勿听其去。”帝命诸老臣议其去留，窦默为衡恳请之，乃听衡还，以赞善王恂摄学事。刘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苏郁、白栋为助教，以守衡规矩，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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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0156
国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历》，自大定是正后六七十年，气朔加时渐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协时正日。十三年，诏王恂定新历。恂以为历家知历数而不知历理，宜得衡领之，乃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为冬至者历之本，而求历本者在验气。今所用宋旧仪，自汴还至京师已自乖舛，加之岁久，规环不叶。乃与太史令郭守敬等新制仪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测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时，减《大明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损古岁余岁差法，上考春秋以来冬至，无不尽合。以月食冲及金木二星距验冬至日躔，校旧历退七十六分。以日转迟疾中平行度验月离宿度，加旧历三十刻。以线代管闚测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气立损益限，以定日之盈缩。分二十八限为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迟疾。以赤道变九道定月行。以迟疾转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实合时刻定晦，而不用虚进法。以躔离朓朒定交食。其法视古皆密，而又悉去诸历积年月日法之傅会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数，可以施之永久而无弊。自余正讹完阙，盖非一事。十七年，历成，奏上之，赐名曰《授时历》，颁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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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以疾请还怀。皇太子为请于帝，以子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养之，且使东宫官来谕衡曰：“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其善药自爱。”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宁不有事于祖考。”扶而起，奠献如仪。既撤，家人馂，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电，风拔木。怀人无贵贱少长，皆哭于门。四方学士闻讣，皆聚哭。有数千里来祭哭墓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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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故所至，无贵贱贤不肖皆乐从之，随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为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条，终身不敢忘。或未尝及门，传其绪余，而折节力行为名世者，往往有之。听其言，虽武人俗士异端之徒，无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见衡，语同列曰：“若辈自谓不相上下，盖十百与千万也。”翰林承旨王磐气概一世，少所与可，独见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元〕年，赠荣禄大夫、司徒，谥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皇庆二年，诏从祀孔子庙廷。延祐初，又诏立书院京兆以祀衡，给田奉祠事，名鲁斋书院。鲁，衡居魏时所署斋名也。子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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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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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衡字仲平，怀州河内人，世世代代务农为生。父亲许通，避兵乱逃于河南，泰和九年九月许衡生于新郑县。自幼禀赋便与常人不同，七岁进入学校，老师教授他章句，问他的老师说：“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老师说：“为了考试中举。”许衡说：“仅只是为了这些吗？”老师对他暗暗称奇。每次老师给他讲解书籍，都要寻根究底，询问其中的微言大义。时间长了，老师对他的父亲说：“这个孩子聪明不凡，将来必然超过一般人，我担当不了他的老师。”于是辞去，父母尽量挽留，也没有留住。就这样，许衡换了三个老师。年龄稍长了几岁，喜欢学习，就好像又饥又渴的人要吃饭喝水一样，但是正逢上乱世，而许衡家又贫穷，没书。曾经跟随一个算卦的人到他家去，见那人家有《书经疏义》一书，于是就请求住在他家里，抄写完才回来。后来逃难到徂徕山，才得到王辅嗣解说的《易经》。当时正在兵荒马乱之中，许衡夜晚思考，白天朗诵，身体力行去实践，一言一行必要合乎礼仪，然后才去行动。有一次他在炎热的季节路过河阳，口渴得很，道路旁有梨，大家争着去吃，许衡独自正襟危坐在梨树下，没事人一样。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不是属于我的东西，怎能去拿取呢？”别人说：“现在世道混乱，这棵梨树没有主人。”许衡说：“梨没有主人，我的心难道也没有主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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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衡转道鲁国而留在魏国，别人看他是很有德行的人，跟随他学习的人渐渐多了。在魏国住了三年，听说混乱已快要平定了，便回到了怀州。他往来于黄河、洛水之间，从柳城人姚枢那里得到伊洛程氏和新安朱氏的书，大有收获。不久许衡迁居苏门，与姚枢、窦默互相研究探讨。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许衡慷慨地以继承道学传统作为自己的任务。他曾经对别人说：“伦理纲常一天也不能从天下消失，如果地位高的人担当不起来，地位低的人就要担当起来。”凡是丧祭娶嫁，许衡便追究是否合乎礼，以便在乡中作倡导，学生渐渐多了起来。家里贫穷，亲自种田，粮食丰收时就有饭吃，粮食不足时便吃糠咽菜，许衡能泰然处之，读书之声一直到达窗户之外，就像金属乐器发出的声音那样悦耳动听。财产有多余的，便分给族人和贫苦的学生。有人送他东西，不义之财一丝一毫也不接受。姚枢曾经被召入京城，便把自己的雪斋让给许衡居住，让看守人住在客舍里，但许衡不肯接受这座房屋。他家庭院中果树的果实熟透了掉在地上，小孩子从这里经过，连看也不看就走了，他的家人所受的教育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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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寅年，世祖到秦中称王，任命姚枢为劝农使，教百姓耕田。又考虑用什么方法教育秦人，便召许衡为京兆提学。秦人刚刚脱离战火，打算学习，却苦于没有老师，听说许衡来此，人人都争先恐后地来求学。各郡县都设置了学校，百姓都受到了教化。世祖南征，许衡又回到了怀州，学生攀车挽留，但没有结果，跟着送行，一直送到潼关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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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元年，世祖即皇帝位，把许衡召到了京城。当时王文统因提出赚钱的建议而被任命为平章政事，许衡、姚枢等人入朝任侍从，建言国家从混乱到安定，从破落衰败到繁荣昌盛，一切都应该把义当作根本，王文统对此感到不快。加上窦默天天向世祖面前说他心术不正，文统怀疑许衡与窦默互相配合，便上奏世祖，请求任命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表面上是尊宠重用他们，实际上是不让他们接近天子。窦默因屡次弹劾文统而没有结果，打算借助东宫太子的庇护以避祸，与姚枢一起接受了任命，打算进宫向世祖拜谢。许衡说：“你们这样做与义理不合，这可以置之不论。按照礼法，师傅与太子坐的位置是一东一西，师傅就座后，太子才能坐。你们考虑能做到这一点吗？要是不能，那么当老师的应该遵循的道理，便从我们开始废除了。”姚枢认为许衡说得对，便和窦默怀里揣着任命诏书站立殿下，推辞了五次，才得到批准。世祖改任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为国子祭酒。不久许衡推说有病辞职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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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二年，世祖任命安童为右丞相，打算让许衡辅佐他，再次把他召入京师，让他在中书省议论朝政得失。许衡上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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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臣我生性愚笨，见识浅陋，学术上荒疏没有建树，不料虚名偶然被圣上您知道了。陛下喜爱贤人，乐于办成善事，善于舍人之短，用人之长，就比如我这没有才能的人，从甲寅年至今，已经十三年了，曾经八次接到诏旨，心中自思，怎样才能报答陛下的恩德。臣又能够天天见到陛下，聆听教诲，恳切叮咛，无所不至，中书省的重大事务，允许臣畅所欲言。臣虽然然昏暗愚钝，蒙陛下知遇之恩，待我这样深厚，敢不谒尽忠诚，给陛下以万分之一的帮助呢？孟子说：“以困难的事勉励人，对君王来说叫作恭，陈述好的意见，拒绝邪恶叫作敬。”孔子说：“以道义奉事君主，行不通就停止。”为臣所遵循的，大致上也是如此。请求陛下宽恕我无才，体谅我的用心，那么，为臣我这微不足道的愚笨见解，也许对国家小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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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自古以来建立国家，都有规模。遵照这个模式去治理国家，治理的功绩指日可待。不然的话，心存疑问，眼睛迷惑，经常变更国家政策，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昔日子产在周朝衰落时的郑国为相，孔明治理偏在一角的西蜀，其治绩后人自有定论，并终身遵循不变，而堂堂大元天下，难道没有一定的规矩而随便制定政策吗？考查先前的朝代，北方民族能够占有中原地区者，一定要实行汉人的制度才能够长久，因此后魏、辽、金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最长，其他朝代做不到这一点，都相继灭亡了，史册上记载得很清楚，可以查考。如果国家仍然居住在北方大漠中，就可以不推行汉人制度了。今天治理国家，还有什么比汉人制度更合适的制度呢？在陆地上行走应该用车，在水上行走应该用船，反过来便不能行走了。幽燕之地吃冷一点的食物，蜀汉之地吃热一点的食物，如果相反，就会发生变故。从这个道理来推论，国家应当推行汉法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国家旧有的习俗传了上万代，世世代代都是显赫家庭出身的人物，一旦要驱使他接受臣仆提出的建议，服从已经灭亡国家的习俗，实行起来有一定难度。我曾经想过，寒冷与炎热，固然不一样，但是从寒冷变炎热，开始只是稍微温和一些，由温和而变为热，由热而变为炎热，积聚了一百八十二天寒冷才消退完。由炎热变为寒冷，道理也是这样，这是积累起来的经验。如果能逐渐地揣摩汉法，等待时日，心坚不变，经常更换一些不合适的旧法，事情不是没有转机的。这就在于陛下尊重相信汉法并能坚持下去，不让小人插手此事，不要指望在短期内取得效果，不要听信流言蜚语，那么治理国家的功效就可有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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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书省的事务非常繁杂，但是主要职责不外乎用人、立法两项而已。打一个近一点的比方，头发在头上，不用手去梳头而用篦梳去梳头；食物在器皿里，不用手去拿着吃而用勺子去舀。这两件事不能用手，但用篦梳与勺子，也就代表了手的功能。天子用人，与这有什么两样呢？当然人是否有才能，不一定知道得很详细，不可能得到一个人，就马上委以重任。不过要是知道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仍然患得患失，拿不准是用还是不用，仅仅号称了解人，而实际上不能用人，这又有什么好处呢？每个人都要吃饭，只有厨师才能调和五味；每个人都看得见太阳和月亮，只有星官才能推算出日月盈亏之术，这是因为他们方法得当的缘故。古人有话说“想登高必须凭借丘陵，想到低处去必须凭借河流湖泊，治理天下必须凭借先王留下的那些治国的方法”。如今街谈巷议，动不动就拿古人开玩笑，殊不知现在口里吃的东西，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古人留下来的成法，是不能违背的，何况天下这样大，国家这么重要，古代的成法反而可以违背吗？这些人也太欠考虑了。治理人靠法律，守法律的是人。人和法律互相联结，上面安定，下情顺达，当宰相大臣的[只要处理好人和法的关系]就能够优哉游哉地坐在庙堂之上，没有烦恼，没有劳累，这就叫作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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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令，用人才，现在虽不能马上做到和古人一样，但是已经当官的要给他俸禄，以培养他为政廉洁的情操；没有当官的，应当从宽制订政策，使他有被任用的机会，这样，不能被任用的怨声就可稍为缓和了。对外设立监察机构以便查处贪污和滥用职权，对内责成吏部定出升官需要什么样的资历，这样一来，资历低而想当大官的人，就慢慢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了。有再任和三任的官员，压一压地位高的，提拔一下地位低的，那么其才能的大小与爵位的高低，大致就可以平衡了。至于权贵之家的世袭制度，品级官员恩荫他的儿子，户口登记等，也应陆续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应拖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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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姓生来就有欲望，没有国君就要发生混乱，上天宠爱并赋以重任，做国君和师长，这是把非常难的任务交给国君，不是把他放在很安全的地方让他享乐。因此，从尧、舜以来，聪明睿智的帝王都是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确实知道天帝给他的是很艰巨的任务，受命之初就没有把事情设想得很容易。知道办事困难就从困难处着手，那么困难或许可以克服；不知道办事的困难而认为很容易办成，那么将来的困难说不定就无法克服了。孔子说：“当君王难，当大臣也不容易。”当大臣的道理方法，臣已经告诉安童了。至于当君王的困难，尤其是陛下所应当注意的，臣请求叙述其中迫切而重要的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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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子说什么话都容易，担忧的是做到很难。知道实践自己说的话不容易，说话就不能不谨慎了。从前刘安世言行一致，不说办不到的话，七年之后，终于有成就了。安世只是一个读书人，所交往的是一家中的亲人、一个乡村的群众，和他身份相同的大臣不过数十、百人到顶了，而他说话还这样谨慎，何况天下这么广大，百姓有上兆之多，事情千变万化，每天要处理上万件事情，当君王的以一人之身、一人之心去应酬这么多事情，想做到说话没有失误，哪里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有过去所说的话现在忘记了，今天所下达的命令后来又自己违犯了，一会答应，一会否定，一会一样，一会不同，政令变化无定，因此制度无法刊布，法律无法建立，臣下没有东西可以遵循，奸邪之人乘机作弊，天下的百姓对这种混乱现象疑惑惊诧，无所适从，议论国家没有法制、没有威信，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非常难办的事情而不当成困难事情，而认为办着很容易的缘故。如能遵循《大学》所说的道理，以提高自身修养作为根本，一句话，一个行动，必须要弄清如何办，为什么要这样办，不因为喜爱谁而受到他的牵制，不因憎恶谁而掩盖掉他的长处，不凭借着一时高兴办事，不因一点小事的刺激而发怒，虚心诚意，办事情要深思熟虑而谨慎处理，虽偶有失误，但不会太多。但就是高居人上的人多数喜欢生活过得舒适惬意，当臣子的多喜欢拍马奉迎。拍马奉迎本是为的私利，私心太盛就不怕别人议论了；生活过得舒适惬意本来是人的欲望，欲心太盛就连天也不怕了。拿不怕天的心和不怕人的心结合在一起，那么他们所干的都是称心快意的事。心里痛快就会想起什么说什么，身体想动就动，哪里还肯兢兢业业，以修身养性作为根本，一言一行，经过深思熟虑而谨慎地去行事呢？这就是当君王的实践自己的话很难、对天下人说话算数就更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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