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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大计京朝官，都御史辛自修掌计事。工部尚书何起鸣在拾遗中，自修坐是失执政意。给事中陈与郊承风旨并论起鸣、自修，实以攻自修而庇起鸣。于是二人并罢，并责御史纠起鸣者四人。宪成不平，上疏语侵执政，被旨切责，谪桂阳州判官。稍迁处州推官。丁母忧，服除，补泉州推官。举公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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擢吏部考功主事，历员外郎。会有诏三皇子并封王。宪成偕同官上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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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因《祖训》立嫡之条，欲暂令三皇子并封王，以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臣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不可者。太子，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就见在论是也，待将来则非也。我朝建储家法，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廷臣言甚详，皇上概弗省，岂皇上创见有加列圣之上乎？有天下者称天子，天子之元子称太子。天子系乎天，君与天一体也；太子系乎父，父子一体也。主鬯承祧，于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今欲并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系乎？无所系，则难乎其为名；有所系，则难乎其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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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以为权宜云耳。夫权宜者，不得已而行之也。元子为太子，诸子为藩王，于理顺，于分称，于情安，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钧大，逼所由生。皇上以《祖训》为法，子孙以皇上为法。皇上不难创其所无，后世讵难袭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无东宫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凡皇子皆东宫也。无乃启万世之大患乎？皇后与皇上共承宗祧，期于宗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诸子，即皇后之元子诸子。恭妃、皇贵妃不得而私之，统于尊也。岂必如辅臣王锡爵之请，须拜皇后为母，而后称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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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二十年，又改于二十一年，然犹可以岁月期也。今曰“待嫡”，是未可以岁月期也。命方布而忽更，意屡迁而愈缓。自并封命下，叩阍上封事者不可胜数，至里巷小民亦聚族而窃议，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犹责辅臣以担当。锡爵夙夜趣召，乃排群议而顺上旨，岂所谓担当；必积诚感悟纳皇上于无过之地，乃真担当耳。不然，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锡爵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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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神明天纵，非溺宠狎昵之比。而不谅者，见影而疑形，闻响而疑声，即臣等亦有不能为皇上解者。皇上盛德大业，比隆三五。而乃来此意外之纷纷，不亦惜乎？伏乞令皇元子早正储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庙之福，社稷之庆，悉在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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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成又遗书锡爵，反覆辨论。其后并封议遂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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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执政私人，宪成实左右之。及南星被斥，宪成疏请同罢，不报。寻迁文选郎中。所推举率与执政牴牾。先是，吏部缺尚书，锡爵欲用罗万化，宪成不可，乃用陈有年。后廷推阁臣，万化复不与。锡爵等皆恚，万化乃获推，会帝报罢而止。及是，锡爵将谢政，廷推代者。宪成举故大学士王家屏，忤帝意，削籍归。事具《有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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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成既废，名益高，中外推荐无虑百十疏，帝悉不报。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禄少卿，力辞不就。四十年卒于家。天启初，赠太常卿。魏忠贤乱政，其党石三畏追论之，遂削夺。崇祯初，赠吏部右侍郎，谥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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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成姿性绝人，幼即有志圣学。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力辟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邑故有东林书院，宋杨时讲道处也，宪成与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宰为之营构。落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学者称泾阳先生。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宪成尝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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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而淮抚李三才被论，宪成贻书叶向高、孙丕扬为延誉。御史吴亮刻之邸抄中，攻三才者大哗。而其时于玉立、黄正宾辈附丽其间，颇有轻浮好事名。徐兆魁之徒遂以东林为口实。兆魁腾疏攻宪成，恣意诬诋。谓浒墅有小河，东林专其税为书院费；关使至，东林辄以书招之，即不赴，亦必致厚餽；讲学所至，仆从如云，县令馆谷供亿，非二百金不办；会时必谈时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图；及受黄正宾贿。其言绝无左验。光禄丞吴炯上言为一一致辨，因言：“宪成贻书救三才，诚为出位，臣尝咎之，宪成亦自悔。今宪成被诬，天下将以讲学为戒，绝口不谈孔、孟之道，国家正气从此而捐，非细事也。”疏入，不报。嗣后攻击者不绝，比宪成殁，攻者犹未止。凡救三才者，争辛亥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场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梃击者，最后争移宫、红丸者，忤魏忠贤者，率指目为东林，抨击无虚日。借魏忠贤毒焰，一网尽去之。杀戮禁锢，善类为一空。崇祯立，始渐收用。而朋党势已成，小人卒大炽，祸中于国，迄明亡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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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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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万历四年乡试中举，名列第一。万历八年中进士，被授予户部主事。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患病时，朝臣们都为他祈祷，只有顾宪成坚持认为不可。他的同僚代他署名，顾宪成又亲手把自己的名字划掉。张居正去世后，他改任吏部主事，请了三年的假告归故里，期满后又被补为验封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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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对京官朝官进行全面考核，都御史辛自修负责这次官吏考核之事。工部尚书何起鸣被排在拾遗（居官有遗行，给事中、御史纠劾，谓之拾遗）之列，辛自修因此失去了执政者的信任。给事中陈与郊秉承执政者的意旨，主张把何起鸣和辛自修一同论罪，实际上是攻击辛自修而庇护何起鸣。于是二人都被罢免，并严旨斥责纠劾何起鸣的四个御史。顾宪成为此感到愤愤不平，就上了一份奏疏，语句中有触犯执政者之处，结果皇帝降旨对他严厉斥责，贬到桂阳州作判官。不久，又调到处州作推官。其母去世，他丁忧家居为母守孝，期满后补为泉州推官，被推举为公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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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又被擢升为吏部考功主事，历任员外郎。恰逢皇帝下诏把三个皇子同封为王，顾宪成和他的同僚给皇帝上疏进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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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根据《祖训》上关于立嫡子为嗣的条款，要暂时把三个皇子并封为王，以待将来有嫡子就立嫡子，没有嫡子就立长子为太子。我们几个认真地想了想，这个“待”字有很多欠妥的地方。太子是天下的根本，预先确立太子，正是为了固定根本。因此《祖训》上说的有嫡子就立嫡子，没有嫡子就立长子，就是以目前的情况而论，如果等待将来就不对了。根据我朝确立储君的家法，东宫太子是不待嫡子的，皇长子是不和其他皇子一并封王的。朝廷众臣的议论已经很详尽了，而皇上却一概不听，难道皇上的识见要高出列位圣主先王之上吗？据有天下的人称为天子，天子的长子称为太子。天子受命于天，君主和天是一体的；太子受命于其父，父子是一体的。君主能够顺利地继承宗祧，道理就在这里，不能够分封其他爵位。如今想要三个皇子并封为王，那么皇太子受封的依据是什么？没有什么依据，就难以名正言顺；如果有所依据，是不是真实可靠还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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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认为这样做是权宜之计，权宜之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而皇长子为太子，诸子为藩王，在道理上顺通，在名分上相称，在感情上也能心安，有什么不得已之处，而为此权宜之计呢？如果几位皇子的爵位和权力一样尊贵、重大，那么威胁也就由此而产生了。皇上以《祖训》作为法，而子孙们则以皇上的言行为法。皇上不难创造过去没有的法，那么后代也就难以继承前代所有的祖宗家法。如果这样下去，就会乱了章法，若幸而都有嫡子，还可以立为太子，不然的话，就是没有太子了。又幸而如当今皇上这样英明，不然的话，凡是皇子都要成为太子了。那样不就是引发世代的大患吗？皇后与皇上共同承继宗祧，自然也期望自己的宗祧后继有人。皇上的长子和诸子，也就是皇后的长子、诸子。恭妃、皇贵妃不能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私有的，而都必须以皇帝、皇后为至尊。为什么一定要像辅臣王锡爵所奏请的那样，皇子们必须拜皇后为母，而后才能称皇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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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当初奉皇上圣旨，说立太子少则只须等两三年罢了。忽而又改为二十年，又改为二十一年，然而还可以用年月来计算。现在说要“待嫡”，这是无法用岁月来计算的。诏令刚刚发布而又突然改变，意旨屡屡变化，而且越来越慢。自从三王并封的诏令下达以后，叩宫门上书进谏者不可胜数，甚至连里巷间的平民百姓也聚集在一起窃窃私议，是什么东西导致如此呢？是人心的公正。而皇上还在责备辅臣，要他们去担当责任。王锡爵日夜不停地接受皇上召见，是为了力排众议而一味顺从皇上的旨意，这难道是担当责任吗？只有那些集中自己的全部诚意去感化醒悟皇上，从而使皇上处于没有过错的境地的，才是真正担当责任的人。不然的话，连皇上都不能把天下人怎么样，更何况王锡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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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天生神圣英明，固然不是那些一味沉迷不悟、宠幸和亲近小人的人所能比，然而那些不能看到如此真相的人，看见影子就会怀疑真形，听到动静就会怀疑真声，即便是我们几个人也有不能为皇上解释的地方。皇上的盛德大业，如日中天，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比美。然而却产生意料之外的纷纷嚷嚷，不让人感到可惜吗？我们几个人恳请皇上让皇长子早正皇储之位，而使皇三子、五子各就王位。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关系就明确了。这既是大明宗庙的洪福，也是我们国家值得庆贺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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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又写信给王锡爵，反复辩论这个问题。此后，有关三王并封的议论就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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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一年，进行京官的考核，吏部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把当朝执政者任用的私人亲信都罢黜了。顾宪成实际上主持了这件事。等到赵南星被斥退，顾宪成也上疏请求一同罢免，没被准许。不久又升为文选郎中，他所推举的人总是和执政者的意思相抵触。起初，吏部缺少尚书，王锡爵想任用罗万化，顾宪成认为不可以，后来就用了陈有年。后来朝廷推举阁臣，罗万化又没有被推举。王锡爵等人非常恼恨，罗万化才终于获得推荐，恰适皇帝又否决了这件事。这时，王锡爵即将退休，朝廷推举代替他为首辅的人，顾宪成推举原内阁大学士王家屏，违背了皇帝的意旨，被削去官籍，罢归故里。详情见《陈有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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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被罢官以后，声名越来越高，朝廷内外向皇帝推举的奏疏就有一百多件，皇帝一概不准。到万历三十六年，才又任用为南京光禄少卿，顾宪成极力推辞，坚不就职。万历四十年，死于家中。天启初年，追赠为太常卿。魏忠贤乱政时，其党徒石三畏追论其事，所赠官职又被削夺。崇祯初年，又追赠为吏部右侍郎，谥号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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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天性不凡，聪慧绝伦，从小就有志于复兴圣人之学。被削去官籍回到故里后，就更加集中精力研讨学问，极力驳斥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学说。他的家乡无锡旧有东林书院，是宋朝学者杨时讲学论道的地方。顾宪成和他的弟弟顾允成倡议重修，由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出面筹划建造。书院落成之后，他又和志同道合的朋友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人在其中讲学，学者们尊称他为泾阳先生。当时，士大夫中凡是抱有远大志向而又不合时宜、无法施展才华的，大都退处于山野林下，听到顾宪成倡办书院讲学的消息，纷纷前来归附响应，以致学舍无法容纳得下。顾宪成曾说：“做官的做到朝中高官近臣，若志向不在君父；做到封疆大吏，若志向不在百姓生活；士大夫居于水边林下，若志向不在世道；在君子看来，都是不可取的。”因此他在讲学之余，往往议论朝政，评价人物。朝中官员倾慕其风采的，也都和他遥相呼应。从此，东林党人名声大震，而忌恨他们的人也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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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凤阳巡抚李三才被弹劾论罪，顾宪成写信给叶向高、孙丕扬为李三才说情。御史吴亮把这封信刻印在邸报上，于是攻击李三才的人大哗。而当时于玉立、黄正宾等也夹杂其中相附和，颇有轻浮好事的名声。于是，徐兆魁等人就以东林党结党营私为口实进行攻击，上疏对顾宪成肆意进行诬蔑诋毁。说什么浒墅关有条小河，东林党人把持占有小河并强行征取税金，作为书院费用；浒墅关的官吏到无锡，东林党人总是以书信相招，即使不赴，也一定用厚礼相赠；顾宪成等讲学所到之处，所带仆从众多，县令用学馆中的粮食供应招待，没有二百两银子办不下来；东林书院集会讲学时总要谈论政治时事，郡县的长官行事偶尔有和他们不合的地方，东林党人一定会迫使他们改变；还有接受黄正宾的贿赂，等等。这些话绝没有丝毫根据，光禄寺丞吴炯上书替他们一一辩解。他说：“顾宪成写信给叶向高营救李三才，确实是超越了本分，我曾经责备过他，他也感到后悔。如今顾宪成受到诬陷，天下人将会以讲学为戒，绝口不谈孔孟之道，国家的正气将由此而受到损耗，这不是小事啊！”奏疏呈上之后，没有结果。此后攻击东林党人仍然不断，直到顾宪成去世时，攻击他的人还没有停止。凡是营救李三才的人、争议辛亥年考核之事的人、坚持确立太子的人、揭发韩敬科场舞弊案的人、请求勘验复查熊廷弼罪责的人、抗旨论处张差梃击案的人，一直到最后争议移官、红丸二案的人、违背魏忠贤意志的人，都被指为东林党，没有一天不受到抨击的。借助魏忠贤的毒焰陷害异己，力求一网打尽。或被杀戮，或被禁锢，善良正直的官吏被处置一空。崇祯即位后，东林党人才渐渐地得到任用。然而，此时朋党的局面已经形成，奸佞小人终于大得其势，祸害国家，一直到明朝灭亡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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