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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攀龙，字存之，无锡人。少读书，辄有志程、朱之学。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授行人。四川佥事张世则进所著《大学初义》，诋程、朱章句，请颁天下。攀龙抗疏力驳其谬，其书遂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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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郎赵用贤、都御史李世达被讦去位，朝论多咎大学士王锡爵。攀龙上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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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见朝宁之上，善类摈斥一空。大臣则孙鑨、李世达、赵用贤去矣，小臣则赵南星、陈泰来、顾允成、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贾岩斥矣。迩者李祯、曾乾亨复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选郎孟化鲤又以推用言官张栋，空署而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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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天地生才甚难，国家需才甚亟，废斥如此，后将焉继。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弹冠，世道人心何可胜慨！且今陛下朝讲久辍，廷臣不获望见颜色。天言传布，虽曰圣裁，隐伏之中，莫测所以。故中外群言，不曰“辅臣欲除不附己”，则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诸臣贤否陈于左右；而陛下于诸臣，亦尝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为皆由圣怒，则诸臣自孟化鲤而外，未闻忤旨，何以皆罢斥？即使批鳞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尝收录，何独于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断，而左右反借以行媢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遗以拒谏静之诮。传之四海，垂诸史册，为圣德累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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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臣王锡爵等，迹其自待，若愈于张居正、申时行；察其用心，何以异于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诸臣罢斥，果以为当然，则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视至尊之过举，得毋内泄其私愤，而利于斥逐之尽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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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力诋郑材、杨应宿谗谄宜黜。应宿亦疏讦攀龙，语极妄诞。疏并下部院，议请薄罚两臣，稍示惩创。帝不许，镌应宿二秩，谪攀龙揭阳添注典史。御史吴弘济等论救，并获谴。攀龙之官七月，以事归。寻遭视丧，遂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屡荐，帝悉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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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宗立，起光禄丞。天启元年进少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郑养性，言：“张差梃击实养性父国泰主谋。今人言籍籍，咸疑养性交关奸宄，别怀异谋，积疑不解，当思善全之术。至刘保谋逆，中官卢受主之，刘于简狱词具在。受本郑氏私人，而李如桢一家交关郑氏，计陷名将，失地丧师。于简原供，明言李永芳约如桢内应。若崔文升素为郑氏腹心，知先帝症虚，故用泄药，罪在不赦。陛下仅行斥逐，而文升犹潜住都城。宜勒养性还故里，急正如桢、文升典刑，用章国法。”疏入，责攀龙多言，然卒遣养性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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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慎行以“红丸”事攻旧辅方从哲，下廷议。攀龙引《春秋》首恶之诛，归狱从哲。给事中王志道为从哲解，攀龙遗书切责之。寻改太常少卿，疏陈务学之要，因言：“从哲之罪非止红丸，其最大者在交结郑国泰。国泰父子所以谋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张差之梃，继以美姝之进，终以文升之药，而从哲实左右之。力扶其为郑氏者，力锄其不为郑氏者；一时人心若狂，但知郑氏，不知东宫。此贼臣也，讨贼，则为陛下之孝。而说者乃曰‘为先帝隐讳则为孝’，此大乱之道也。陛下念圣母则宣选侍之罪，念皇考则隆选侍之恩，仁之至义之尽也。而说者乃曰‘为圣母隐讳则为孝’。明如圣谕，目为假托；忠如杨涟，谤为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观，此大乱之道也。惑于其说，孝也不知其为孝，不孝也以为大孝；忠也不知其为忠，不忠也以为大忠。忠孝皆可变乱，何事不可妄为。故从哲、养性不容不讨，奈何犹令居辇毂下！”时从哲辈奥援甚固，摘疏中“不孝”语激帝怒，将加严谴。叶向高力救，用夺禄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邹元标建书院，攀龙与焉。元标被攻，攀龙请与同罢，诏留之。进太仆卿，擢刑部右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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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杨涟等群击魏忠贤，势已不两立。乃向高去国，魏广微日导忠贤为恶，而攀龙为赵南星门生，并居要地。御史崔呈秀按淮、扬还，攀龙发其秽状，南星议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贤所，乞为义儿，遂摭谢应祥事，谓攀龙党南星。严旨诘责，攀龙遽引罪去。顷之，南京御史游凤翔出为知府，讦攀龙挟私排挤。诏复凤翔故官，削攀龙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杀之，窜名李实劾周起元疏中，遣缇骑往逮。攀龙晨谒宋儒杨龟山祠，以文告之。归与二门生一弟饮后园池上，闻周顺昌已就逮，笑曰：“吾视死如归，今果然矣。”入与夫人语，如平时。出，书二纸告二孙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扃户。移时诸子排户入，一灯荧然，则已衣冠自沈于池矣。发所封纸，乃遗表也，云：“臣虽削夺，旧为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谨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复别门人华允诚书云：“一生学问，至此亦少得力。”时年六十五。远近闻其死，莫不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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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秀憾犹未释，矫诏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闲其父，谪为徒。崇祯初，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授世儒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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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海内学者率宗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高、顾无异词。攀龙削官之秋，诏毁东林书院。庄烈帝嗣位，学者更修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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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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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攀龙，字存之，无锡人。少年时候读书，便有志于程颐、朱熹的学说。万历十七年中了进士，授职行人。四川佥事张世则进呈他所著的《大学初义》一书，诋毁程颐、朱熹的著作，并请求颁示天下。高攀龙极力上疏激烈地反驳他的错误，张世则这本书便没有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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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郎赵用贤、都御史李世达被别人揭发他的阴私，丢了官，朝中的议论多数归咎于学士王锡爵。高攀龙上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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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朝廷之上，正人君子被排挤一空。大臣则孙鑨、李世达、赵用贤走了，小臣则赵南星、陈泰来、顾允成、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贾岩被斥退了。近来李祯、曾乾亨又无法安于其位而乞求走了，选郎孟化鲤又借口推荐任用言官张楝，随着这股潮流去了。天地之间出现一个人才是很难的，国家需用人才是很急迫的，这样的废置排斥，以后人才怎能接得上。这些情况已经使得正直的人扼腕叹息，奸邪的人弹冠相庆，世道人心如此使人不胜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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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现在陛下的朝讲已经停止了很久，朝臣不能见到皇帝的面。皇帝的话传了出来，虽然说是圣上亲自裁定，但这里面隐藏了些什么，难以测度。所以朝廷内外的舆论，不是说“辅臣想除掉那些不归附自己的人”，便是说“近侍不利用正直的人”。陛下深居九重之内，亦曾经把各臣贤能与否的情况写了陈列在左右；而陛下对于各臣，亦曾经想过他为什么会得罪的原因吗？如果以为都是由于圣上发怒，则各臣除孟化鲤以外，未曾听说有触犯圣旨，为什么都罢免斥退？即使违抗了皇帝讲了不中听的话，例如董基等，陛下亦已经录用，为什么对于这些人却不是这样呢？我恐怕陛下有驱逐奸邪的果断，而左右的人反而利用来实现自己嫉妒的私心；陛下有接纳进言的博大胸怀，而臣下反而留给你拒绝谏诤的讥嘲。传到各地，写在史册，使圣德受累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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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臣王锡爵等，看他律己的情况，好像胜过张居正、申时行；察看他的用心，和五十步笑百步有什么不同。即如各臣被罢退斥逐，如果以为当然是这样，则是非邪正，一般的人都能辨别，怎么忍心坐看皇帝的错误做法，难道不是为了泄私愤，而得益于把那些人全都罢免斥退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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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又极力诋毁郑材、杨应宿说人坏话、巴结奉承应该罢免。杨应宿亦上疏揭发高攀龙的阴私，所讲的话极其荒诞无稽。两份奏疏一起发下部院，议论结果是请求对两人都稍加责罚，以表示惩治过去警诫未来。皇帝不准，降了杨应宿二级，把高攀龙贬职流放到揭阳为添注典史。御史吴弘济等议论挽救，都受到谴责。高攀龙到官七个月，因事归去。接着父母去世，于是不出仕，在家住了将近三十年。言事的人屡次推荐，皇帝都不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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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宗即位，起用高攀龙为光禄寺丞。天启元年升为少卿。第二年四月上疏弹劾外戚郑养性，说：“张差梃击谋害太子实在是郑养性的父亲郑国泰所主使。现在人们议论纷纷，都怀疑郑养性勾通宫内外犯法作乱的人，另有异谋，堆积着怀疑得不到解决，应当考虑一个妥善的处理办法。至于刘保谋反，是中官卢受主使的，刘于简的供词都在。卢受本来是郑氏的人，而李如桢一家勾结郑氏，设计陷害名将，以致失地丧师。刘于简原来的供词，说明李永芳约了李如桢做内应。像崔文升素来是郑氏心腹，知道先帝患的是虚症，故意给他服用泄药，这罪不能赦免。陛下仅仅将他斥责赶走，而崔文升还秘密住在京城。应该勒令郑养性回家乡，赶快对李如桢、崔文升改用通常在这情形下该用的刑罚，以昭彰国家大法。”奏疏送入，皇帝责怪高攀龙多事，但终于遣送了郑养性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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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慎行因为“红丸”这件事攻击前朝首辅方从哲，发下廷议。高攀龙引用《春秋》首恶之诛为例，把红丸一案的主要责任归到方从哲身上。给事中王志道为方人哲辩解，高攀龙写了封信切实责备他。不久改为太常寺少卿，上疏陈述努力学习的重要，接着说：“方从哲的罪并非仅仅红丸一件事，他最大的罪在于勾结郑国泰。郑国泰父子有计划地谋害先帝的事不止一件，开始是张差的梃击，接着是郑贵妃进送美女，最后是崔文升的药，而方从哲实在是袒护他。尽力扶持帮助为郑氏的人，尽力锄去不为郑氏的人；一时人心都好像发了狂一样，只知道郑氏，不知道东宫。这是盗贼一样的臣，讨伐盗贼，就是陛下的孝。而论说的人却说‘为先帝隐讳才是孝’，这是搞乱天下的歪理。陛下顾念圣母，则应宣布李选侍的罪，顾念皇考，则应加厚对李选侍的恩，这样就仁至义尽了。而论说的人却说‘为圣母隐讳才是孝’。明明是圣谕，看作是假托；像杨涟那样忠心，却诽谤为居功自傲。大臣怕被说成居功，宁愿以戴罪之身躲在一边，当君父有急难的时候，袖手旁观，这也是导致天下大乱的歪理。被这样的说法所迷惑，真正的孝不知道是孝，把不孝也当作大孝；真正的忠不知道是忠，把不忠也当作大忠。忠和孝都可以颠倒，什么事情不可以胡为。所以方从哲、郑养性不能够不讨伐，为什么还让他们住在天子脚下！”当时在朝中暗中支持方从哲的势力很大，他们摘取了高攀龙奏疏中“不孝”的话激怒皇帝，将要对他严加谴责。叶向高大力拯救，这才停发俸禄一年。不久改为大理寺少卿。邹元标建立书院，高攀龙也参加了。邹元标受到攻击，高攀龙请求和他一同罢免，皇帝下诏挽留他。升为太仆卿，提升刑部右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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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四年八月拜左御史。杨涟等一群人攻击魏忠贤，双方已经发展到势不两立。及至叶向高离职，魏广微天天引导魏忠贤作恶，而高攀龙是赵南星的门生，一同在重要部门。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扬回来，高攀龙揭发了他贪污受贿的邪恶行为，赵南星建议把他充军。崔呈秀处境困迫，急忙跑到魏忠贤那里，乞求当他的干儿子，于是捡了谢应祥的事，说高攀龙党附赵南星，皇帝下了道严厉的圣旨责问追究，高攀龙自己承当了罪责走了。不久，南京御史游凤翔调出当知府，揭发高攀龙挟持私人的势力排挤他。下诏恢复了游凤翔过去的官职，革高攀龙职。崔呈秀的恨还不解，一定要杀他，把他的名字偷偷塞在李实弹劾周起元的奏疏中，派遣缇骑前往逮捕他。高攀龙早上拜谒宋代儒家学者杨龟山的祠，有人把这公文告诉了他。高攀龙回去和两个门生一个弟弟在后园的池上喝酒，听说周顺昌已经被逮捕，笑说：“我视死如归，现在果然如此。”入内和夫人谈话，和平常一样。出来，写了两张纸告诉两个孙儿说：“明天交给官府的校尉。”于是让他们出去，关好门。过了一会各儿子推门入内，一盏灯火光微弱，高攀龙已经整整齐齐的穿戴好衣帽自己溺死在池中了。拆开他所封住的纸，是一个遗表，说：“我虽然被革职，从前曾经是大臣，大臣受侮辱就是侮辱国家。谨向北面叩首，跟从屈原遗留下来的法则。”再有告别门人华允诚的信说：“到了这个地步，我能如此从容不迫，多少还是得力于我一生治学的结果。”当时他六十五岁。远近的人听到他的死讯，没有不为他哀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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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呈秀还不解恨，假传圣旨把他的儿子世儒交给司法部门审理。刑部判世儒不能防范他的父亲，流放服劳役。崇祯初年，赠高攀龙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号忠宪，授予世儒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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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海内学者全都遵奉王守仁，高攀龙心里很不以为然。他和顾宪成一同在东林书院讲学，以和平安静为主。品行纯良忠厚，完全是一个正直的人，被当时学者所尊奉。海内士大夫，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对称颂高攀龙、顾宪成都没有不同的意见。高攀龙被革职的时候，下诏拆毁了东林书院。庄烈帝即位，学者重新修复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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