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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度文明亦极看重人的体相。因此婆罗门之智能，就很强调相人之术。如《佛本行集经》卷三中云：“（珍宝婆罗门）能教一切毗陀之论，四种毗陀皆悉收尽。又阐陀论、字论、声论，及可笑论、咒术之论、受记之论、世间相论、世间祭祀咒愿之论。”所谓“世间相论”，与婆罗门五法中的“善于大人相法”，都是相术。可见相法是婆罗门极为重要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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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婆罗门还注重相貌容色，认为好的相貌必定由修行善法而来。如优婆耆婆这位婆罗门，在路途中看见佛陀“姿容挺特，诸根寂定，圆光一寻，犹若金山”，便问佛陀：“本事何师？行何道法？以致斯尊。”（《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五）佛典中叙及婆罗门时，也常说该婆罗门“颜貌端正，人所乐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一）。婆罗门法中，对诞生的小孩，如果“仪容端正，人所乐观”，就取名为“孙陀罗难陀”；如果形貌不扬，“具十八种丑陋之相，父母见已，极生不乐，名曰恶相”（《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二八）。小孩恶相，则不教授他婆罗门之学，不让他成为婆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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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般所说的相貌端正，还不是婆罗门相法中最为人所看重的“大人之相”。什么是大人相呢？《四分律》卷三一云：“我曾闻有作如是说：古昔有王，最初出世，名大人，众所举。”《中阿含·三十二相经》也说，诸比丘在讲堂集坐，共同讨论三十二相时，一致认为“甚奇甚特，大人成就三十二相，必有二处真谛不虚”。此所谓大人，即圣贤。其相于世甚为难遇，所以甚奇甚特。由此看来，婆罗门五法中所谓的“善于大人相法”，不同于“世间相论”。大人相应该是婆罗门在芸芸众生中为了找寻理想的圣贤而标举的理想相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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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门大人相法的内容，现在已无法知道全貌。但是根据汉译佛典的记载，仍可以略窥一二，即三十二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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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的阿含部、律部、本缘部等佛典中，多处记载婆罗门的三十二相说。其中凡涉及佛陀诞生时的相貌，也都记录了被召来看相的婆罗门相师，如《增一阿含经》云“召诸师婆罗门道士”（卷十三）、“彼城中有婆罗门名曰摩醯提利，善明外道经术”（卷四），《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云“有道人名曰阿夷，年百余岁，耆旧多识，明晓相法”，《方广大庄严经》卷三云“时有五通神仙名阿斯陀，见菩萨生时有无量希奇之瑞”。同时，对于此说的来源，也一致指出是源于古婆罗门的经典，如《增一阿含经》云“梵志书”、“婆罗门经籍”、“我等经籍”，《南传大藏·长部》云“我等神典”，《四分律》云“诸婆罗门书谶记所载”，《普曜经》云“如我相法”等等。是知三十二相说确实源于古婆罗门吠陀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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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相者，足安平立、足下生轮、足指纤长、足周正直、足跟踝后两边平满、足两踝𦟛、身毛上向、手足网缦似鹰、手足柔软、肌皮软细不着尘水、毛色绀青右旋、鹿腨肠、阴马藏、上下圆相称、手摩膝、身金色、两手两足两肩及颈七处隆满、上身大如狮子、颔如狮、脊背平直、两肩间满、四十齿、牙平、齿间无隙、齿白、齿通味、声悦耳、广长舌、眼睫如牛、眼色绀青、顶有肉髻、眉间生白毛。这是《中阿含·三十二相经》所述之相。于今视之，固觉其怪异无伦，然却是古印度佛教徒理想之形相，盖亦为当时之婆罗门所能欣赏崇仰之形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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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亦甚重视人相问题。亚里士多德《体相学》说：“过去的体相学家分别依据三种方式来观察体相；有些人从动物的类出发进行体相观察，假定各种动物所具有的某种外形和心性。他们先议定动物有某种类型的身体，然后假设凡具有与此相似的身体者，也会具有相似的灵魂。另外某些人虽也采用这种方法，但不是从整个动物，而是只从人自身的类出发，依照某种族来区分，认为凡在外观和禀赋方面不同的人（如埃及人、色雷斯人和期库塞人），在心性表征上也同样相异。再一些人却从显明的性格特征中归纳出各种不同的心性，如易怒者、胆怯者、好色者，以及各种其他表征者。”可见体相学在希腊也是源远流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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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对以上各项观察体相之法均不以为然，因此他参考相士们的说法再予改造，云：“体相学，就正如它的名字所说明的，涉及的是心性中的自然禀赋，以及作为相士研究的那些表征的变化产物的后天习性……相士不外是通过被相者的运动、外形、肤色、面部的习惯表情、毛发、皮肤的光滑度、声音、肌肉，以及身体的各个部位和总体特征来作体相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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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他的观察，软毛发者胆小、硬毛发者勇猛。若肚腹周围毛发浓密，则是多嘴多舌之征。而动作缓慢，表明性情温驯；动作快速，则表明性情热烈。至于声音方面，低沉浑厚标示着勇猛，尖细乏力意味着怯懦。雄性较雌性更加高大强壮，四肢更加健壮光滑，各种德性也更加优良。感觉迟钝者的表征，是脖颈与腿脚一带肥胖、僵硬、密实，髋部滚圆，肩胛上方厚实，额头宽大圆胖，眼神黯淡呆滞，小腿及踝骨周围厚实、肥胖、滚圆，颚骨阔大肥厚，腰身肥胖，腿长，脖厚，脸部肥胖且长。赌徒与舞者双臂皆短。心胸狭窄之人，四肢短小滚圆、干燥，小眼睛，小脸盘，像科林斯人或琉卡底人。由肚脐至胸脯比由胸脯到脖颈更长者能吃，胃口很好。皮肤太黑者胆小，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就是这样。皮肤太白者也胆小，譬如妇人。肤色居中者趋于勇猛。黄褐色毛发者有胆量，譬如狮子。火红色毛发者狡猾，譬如狐狸。身体不匀称者是邪恶的，雌性就带有这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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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相人术，明显带有性别、种族之歧见。但无论如何，由其叙述可知希腊相术之大凡。相法殆亦为时所重，故亚里士多德专门写了《体相学》一书以为斯学张目。该书开宗明义说道：“身体与灵魂之间有相互作用的关系……在同一种类的动物中，必是有如外形则有如是心性。”故其体相学重在由形体观察心性状态，与婆罗门相人术有类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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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古印度古希腊，中国古代相人术却是不发达的。目前所知最早的相术书是《汉书·艺文志》形法类所记载的《相人书》二十四卷，但已亡佚。据班固说，形法这一门学问是观察形象度数的，“大举九州之势，以主城廓、官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也就是跟相地、相宫室、相六畜、相器用等属于同一类事。如此看待相人术，其地位便与婆罗门和古希腊殊不能相比。当时班固所记有《宫宅地形》二十卷、《相宝剑刀》二十卷、《相六畜》三十八卷。相畜物者，其重要性似乎亦在相人之上。今出土文物中相狗相马之简帛甚多，独不见相人者（马王堆有相马经、银雀山有相狗方、双古堆有汉简相狗经、新出居延汉简有相宝剑刀经），亦可见秦汉间所重者在相物而不在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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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汉至隋，相书仅存三种。《旧唐书·经籍志》则不载相书。因此，相人术及书渐盛，时代甚晚，是宋朝以后的事，非古人所重，且或许还与受佛教影响有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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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术存在，当然比相书要早，但最早的相术记录，也只到《左传》文公元年（前626）。以此术闻名者，最早为孔子同时代人，郑国的姑布子卿。但荀子《非相篇》说：“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足证此术最早也仅能上推至姑布子卿，再往上找，就无渊源了。此法渐渐兴起，与相宫宅一般，为流俗所称，则是战国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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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风气惹来荀子的批评并不足怪。因为依中国思想的一般特征或重点而言，中国人是重内不重外的。荀子说“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其实非他一家之私议，即使后世论相面相手相形体者，也仍要说“相由心转”。庄子《德充符》载各种德充于内而形貌丑陋畸特的人，更可以显示思想家对体貌体相不甚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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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庄子这类说法，在婆罗门或亚里士多德那儿，就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依他们的看法，外形与心性是相合的，外貌丑陋者，心性也必不美不善。庄子、荀子则相反。荀子说：“仲尼之状面如彭蜞。周公之状身如断灾。皋陶之状，色如削瓜。傅说之状，身如植鳍。伊尹之状面无须眉。禹跳、汤偏。”圣贤都长得难看，坏人却不然：“古者桀纣长巨佼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窈窕。”因此他们主张不必论形相之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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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以人体为审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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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东西方的体相观是非常有趣的事。苏美文化、古希腊、古印度都有造相的文化，或以铜铸人面人首人身，或以石雕，或以塑相，用以崇拜，十分普遍。但在中国，出土千万件青铜器，除了三星堆有人形及面饰之外，绝不见铸像人体者（三星堆文化也因此显然与中原地区不同），且即使是三星堆，人相也未必是用来祭祀的。据瞿兑之《养和室随笔》考证，《魏书·崔挺传》言“光州故夷莫不悲戚，共铸八尺铜像于城东广因寺”，是铸铜像以资纪念之始，时代甚晚，且是夷人所为，与希腊以铜像纪念人的风气恰可说南辕北辙。上古石刻也不见人相雕石，祭祀则用木主，不立图相、不塑人形。故古希腊古印度是造相的文化，我国是不造相的文化。古希腊等文化又常刻塑人体，以为美善之欣赏崇拜对象，这个观念或行为在中国亦绝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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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古文化的差异，即本于彼此不同之体相观。中国不但不像古希腊古印度那么重视体相之美，认为应重心而不重形；甚且我们认为形体非审美之对象，衣裳才是。赤身露体，那种原始形体，相对于衣裳冠冕黼黻，乃是可羞的。因为衣裳等等才是文化，赤身露体则是非文化、无文化的样态。故赤身跣足肉袒以见人，若非羞辱自己便是羞辱他人。如廉颇向蔺相如左袒负荆请罪，就是自居罪人；祢衡肉袒击鼓骂曹操，即是用以羞辱别人。我们不曾有过人体艺术；自古崇拜天神、人王、父祖，也都不塑相。制俑者更被孔子批评，谓其“相人而用之”，甚为缺德。是人不必相、不可相，相亦无意义也。后世塑相造相之风，乃受佛教影响，始渐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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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中国体相观的第一个特点是不重形相之美，亦无人身形相崇拜（为了强调这一点，往往会故意说丑形者德充、形美者不善）。第二个特点是形德分离，“美人”未必指形貌好，通常是说德性好。三是不以形体为审美对象，而重视衣裳之文化意义及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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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传说，黄帝轩辕氏之后为缧祖，即能制蚕丝为衣。相较于其他民族之以兽皮为衣，则此自为华族之特色。其后“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更说明了中华文明之特点正在服饰。故以往中国往往以“上国衣冠”自居，自认为其文化高于周边民族，唐王维诗所谓“万国衣冠拜冕旒”者，即指此而言。历来帝王建立新政权亦无不以“易服色”为首务、重务。这即是以衣饰为一时代文化之代表的思想的具体表现。在思想文化上，亦不妨说缧祖之重要性胜似黄帝。且以蚕丝制衣之发明，也令其他文明视蚕衣为中国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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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而广之，遂亦有以衣裳喻说思想者，如颜元《存性编·桃喻性》云：“天道浑沦，譬之棉桃：壳包棉，阴阳也；四瓣，元、亨、利、贞也；轧、弹、纺、织，二气四德流行以生万物也；成布而裁之为衣，生人也；领、袖、襟裾，四肢、五官、百骸，性之气质也。领可护项，袖可藏手，襟裾可蔽前后，即目能视、子能孝、臣能忠之属也，其情其才，皆此物此事，岂有他哉！不得谓棉桃中四瓣是棉，轧、弹、纺、织是棉，而至制成衣衫即非棉也，又不得谓正幅、直缝是棉，斜幅、旁杀即非是棉也。如是，则气质与性，是一是二？而可谓性本善，气质偏有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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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论美，更常就“黼黻文绣之美”（《礼记·郊特性》）说。说容，也不只指容貌，而是就衣饰说，如荀子《非十二子》云：“士君子之容，其冠峻，其衣逢，其容良，俨然、壮然、祺然、棣然、恢恢然、广广然、昭昭然、荡荡然，是父兄之容也。”这衣冠黼黻文章，就是古代“文”的意思，一民族、一时代乃至一个人的文章、文化即显示于此。像希腊那样以裸身人体为美者，古人将以之为不知羞，谓其野蛮、原始、无文化也。像印度那样造相论相者，古人亦将以为无聊。因此在我国绝无《造相量度经》、《三十二相经》那样的经典；论佛相塑法画法，也只说“吴带当风”、“曹衣出水”，仍是就衣服讲。在我国，论相也一直只是旁支末流之学，与婆罗门之重视论相、佛教之有“佛身信仰”迥异。后虽受佛教影响，造相之风渐盛，但思想上终究以此为流俗信仰。中国佛教哲学更是强调“不着相”，“若以相见，以声音求，是行邪道，不见如来”。中国人的价值判断，亦是以“着相”为劣，强调凡做人做事都不可太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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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或要观相、见相，大抵也非“观相”而是“观象”。《尚书·益稷》载舜向禹说道：“余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把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绘在衣上，把宗彝、藻、火、白米、黼黻绣在裳上；或加以差参变化，如以日月星三辰为旗旌，以龙为衮，以华虫为冕，以虎为毳；或以之为上下级秩之分，如公用龙以下诸图案，侯用华虫以下诸图象，子用藻火以下各象，卿大夫用粉米以下等等。此即为象也。象非人体形相，乃是秩宗之职、章服之制、尊卑之别，整体表现于衣饰上。观此图象，即见文明。故舜问禹曰：汝明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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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以为文明的想法。象不以形见，文明不由体相上看，故《易》论“文”，以虎豹之纹为说。人身体上的衣服，则如虎豹之纹。其论文明文化，也从不指人体。坤六五“黄裳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矣”，即为一证。此不仅可见文明文化是由衣裳上说，更可见中国人论美，不重形美而重视内在美，是要由内美再宣畅于形貌四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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