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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庙建立，则可明其世代及大小宗之别等等，以建立起各种宗法系统。同时，在周代，因“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丧服小记》），宗庙祭祀工作中就可由尊祖而敬祖所出之“宗”，以确定宗子的领导地位和权力。其中，天子又为天下之大宗，政教遂自然统合于宗庙制度之下来运作。不祭者刑之、不祀者伐之、不享者征之，宗朝便不仅为宗教祭祀之所，也是敷教设政之地，庙受、庙见、制裁、移国、即位、誓师、献俘……都在此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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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也是自有宗庙以来一贯的传统。部落氏族举行一切仪式及商讨征战等合族大事，例在宗庙中举行，东南亚、台湾和太平洋区部落族群的会所（assembly house），即是如此。排湾族的罗打结社、鲁凯族的大南社、卑南族的射马干社会所都供有祖像可证。周代不过以一制度化之过程，将这些政教事项及功能厘定于宗庙中而已。但早期仅是单纯祖先崇拜及无特殊用意的会商行仪，至此遂皆成为具有某一架构意义的安排了。例如族长有生杀等大权，自古而然；族长在宗庙中招聚族人晓谕行事方针及祖宗戒训，也由来已久；在周则将它们纳入宗庙制度中运作，构成大小宗的宗法，并在宗庙设立太学。诸如此类，使得一切政教统于宗庙，而表现出一种亲亲的伦理精神来，所谓“祀乎明堂，而民知孝”（《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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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降，大小宗制宗法逐渐隳坏，但宗族仍为社会构成的基本组织。汉魏六朝以迄隋唐，强宗大族的地位和社会作用，无殊于两周诸侯邦国内的大夫公族；宋元以后，其势稍戢，但也只是散为更多的宗族系统而已。宗庙在宗族内的意义，仍具有由尊祖、敬宗、收合族而表现出亲亲的伦理精神之特质，成为团结各社会内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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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儒者大体也都依据孔子所说“若有明于禘祫之义者，治天下其犹视诸掌”来思考治道。如汉儒强调孝，要求人君“以孝治天下”，是大家都知道的。宋儒之学与汉儒不同，但其重视孝并无二致。他们就认定祭祀及宗庙之礼是治国理政的根本，然后进而探究禘祫之义，认为那就是一个孝字、一个仁字。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故欲存仁践仁，必当由孝悌始。朱子《论语集注·学而》引程子曰“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云云，是宋代知识分子大抵相同的信念。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司马光进《孝经指解》，并有札云“窃以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始于事亲，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诚为学者所宜先也”，即是一次具体的行动与呼吁。后来他撰《家礼》，也就是基于这种信念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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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理想和做法，在宋代知识分子中，获得了广大的回响。例如朱熹，不仅在《跋古今家祭礼》一文中说“盖人之生，无不本乎祖者，故报本返始之心，凡有血气者之所不能无也。古之圣王，因其所不能无者，制为典礼，所以制其精神，笃其恩爱，有义有数，本未详焉”（《朱熹文集》卷十四），更在《跋三家礼范》中，自居司马光之后，把厚彝伦、新陋俗的工作，视为他与他朋友、同志们共同的事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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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礼废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于闾里、传之子孙，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长沙博士邵君囦，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礼范》之书，而刻之学宫，盖欲吾党之士，相与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彝伦而新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张之言犹颇未具，独司马氏为成书。……熹尝欲因司马氏之书，参考诸家之说，裁行增损，举纲张目，以附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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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欲参考增损者，即是“采集附益，并得善本，通校而广传之，庶几见闻有所兴起，相与损益折衷，共成礼俗”（《跋古今家祭礼》）之意。移风易俗，而一再强调家礼祭祀，正是希望透过这些制度，让人能体现亲亲孝悌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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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悌，既然是每个人都必须具有的德行，孝悌的伦理要求便可以不限于宗族之内，具有社会性普遍行为规范的意思。如吕祖谦在淳熙八年（1181），也就是他死的那一年定了《宗法条目》，而在此之前，则一直致力于制定“规约”。乾道四年（1168）九月，又推广宗族宗会法之义于社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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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预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预集而或犯，同志者规之；规之不可，责之；责之不可，告于众而共勉之；终不悛者，除其籍。（《吕祖谦文集》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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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努力，其实并不仅宋人在做，反对宋代理学的顾炎武也在《华阴王氏宗祠记》说“有人伦然后有风俗，有风俗然后有政事、有政事然后有国家”，“先王之于民也，其生也，为之九族之纪，大宗小宗之属以联之；其死也，为之疏衰之服，哭泣殡葬虞祔之节以送之；其远也，为之庙事之制、禘尝之礼、鼎俎笾豆之物以荐之。其施之朝廷、用之乡党、讲之庠序，无非此之为务也。故民德厚而礼俗成、上下安而暴慝不作”。可见透过宗法宗庙，以厚人伦以敦风俗，是中国人基本的想法。欲以此上追先王遗风，则因此种制度肇自文武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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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辨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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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人伦结构自从进入周朝，即形成封建宗法式的人伦关系，强调君臣父子的支配服从关系（礼教），所以尽管重视仁，但把宗法等级制度同人伦的亲爱之道融合为一，还是掩盖不了它对人的压迫性质。中国人出现个人个性独立解放的要求和自觉，始于近代、始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因为西方人从古希腊起，就逐步突破了他们源于远古的氏族制家族制度，因而也就改变了他们的人伦关系和社会结构。商品市场的经济渗透进原来的结构，使这些关系解体，建立起个人（及个体家庭）对个人的一种新的联系。这是一种通过物（商品、货币）的价值交换而形成之人际关系，藉由物，一物的主人同另一个物的主人形成对立的联系。每个人都为自己，以对方作手段，彼此进行着不讲情感只问利益的计较。另一方面，每个人又必须承认对方作为其商品主人的主权，承认对方在交换中自愿的意志，承认平等的自愿的交换法则。这些都是违反人伦关系性质的。同这种社会经济交往方式相应，希腊人也改变了自己原来城邦中的氏族贵族制度，建立起公民间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城邦民主制度。在这种历史过程中，希腊人逐步摆脱了氏族和家族的人伦结构制度，演变成一种新型的人，即所谓“自由人”。而这种自由是一种偏重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和对立的文明，其特点正好与我国注重人与人的联结和和谐的人伦文化成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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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看法，是把“自由的西方”和“专制封建的东方”对比着说，并为它找理由。殊不知古代中国亦有商业，贸易亦甚发达。殷商之商，就是“商人”一词的语源。但《诗·氓》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其伦理关系却不是偏于人与人之分离与对立的。故以商业兴起来解释希腊伦理异于中国，颇昧理实，仍不脱依“中国文明起于农业，西方文明起于商业”的偏见而作的推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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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城邦民主制，更曾被许多人视为西方民主传统源远流长之证。但希腊时期，雅典只是其中一部分，斯巴达的制度就与雅典迥然不同，难道希腊时期的经济活动同时又孕育出了斯巴达军国主义吗？！难道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论述方式，来说西方拥有同样悠久的军国主义传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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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所谓城邦民主来说，希腊两大思想家倒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捧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将民主政体列为最坏的两种政体之一（另一种是僭主政体），属于非正常的“变态”政体。原因有二：一是民主政体内部机制存在种种缺陷，这些缺陷源于民主本身。平等和自由既是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产生不平等和暴政的根源。二是从外部环境因素来讲，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了，城邦的衰落，领袖人物、道德和法律标准的沦丧，更使民主政治内在的弱点暴露无遗。故思想家深切感受到城邦精神正在急剧沉沦，正义原则受到私人利益的蛀蚀，因而痛批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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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民主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极端的自由必然导致暴政；第二，绝对的平等致使才德、知识和财富边缘化，必然无法真正实现社会的普遍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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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自由是民主制的标志。从短期效应来看，每个人自由地去做他想做的事，会产生多元社会。但从长期效应来看，结果必定是纵容对政治、法律和道德权威的怀疑，乃至彻底反叛和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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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深切地感到民主制的自由观必然造成人格的多重性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而这又是造成反社会、反政府、反传统价值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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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自由风气不仅弥漫于城邦政治生活中，还会表现于家庭生活中，乃至散布于动物世界中。“当前风气是父亲尽量使自己像孩子，甚至怕自己的儿子；而儿子也跟父亲平起平坐，既不敬也不怕自己的双亲，似乎这样一来他就是一个自由人”；在民主城邦中“什么东西都充满了自由精神”，即使“驴马也惯于十分自由地在大街上到处撞人，如果你碰上它们而不让路的话”（《国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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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则说，民主政治追求的是“一事平等（指自由身份）而万事平等”。忽略了每个公民在才德和知识上存在的差别和实际上的“不等”，试图以平等原则来实现社会普遍正义，必然导致反效果：政治的绝对平等蕴涵着权利分配上的不公正。同时，民主政体把最高权力寄托于“多数人”，认为“多数”平民集体的意见一定优于“少数人”的个别判断。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追求“数量相等”的正义理想，即平等的正义原则，势必排斥了有德有才的杰出之士在城邦生活中的贡献，对他们造成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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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主制的平等必然意味着对知识、德性和才能的排斥，即“民主制使智慧边际化”（democracy marginalizes the wise），不能形成具备必要知识技能和优良政治德性的专业领导阶层。知识与美德“退场”，而政治操作过程中非理性化“入场”，再加上公民团体缺乏应有的专门知识和政治素质，若再有缺少政治道德感的平民领袖（demagoqos）的蛊惑煽动，往往难以形成理智的、客观的、公正的裁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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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雅典民主制之实际状况，吾人对之也应稍有了解。民主雅典的公民不同于斯巴达。他们绝大多数在郊外务农，是自耕业主。从事农业，被视为是同公民身份和本性相适宜的高尚职业。城区的公民才是手工业者和大小商人。何况，在伯利克里时代，奴隶和自由民的比例悬殊，奴隶人口总数为8—10万，遍及农业、工业和矿业以及家庭事务等所有领域。因此希腊的民主制同奴隶制是不可分割的。最多不过万人的公民，监督、控制、统治着超过他们8到10倍的奴隶。其民主制以奴隶制为前提，奴隶经济为公民们提供了大量“自由”时间来从事议事、诉讼、军事、宗教、比赛、节日庆典等公共活动。公民是自己的“主人”，这句话也意味着公民同时也是奴隶、外邦人、边区居民这些非公民以及他们自己家中的妇女和儿童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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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伦关系，怎么可能会比我国周朝封建时代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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