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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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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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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极反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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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汝），是用大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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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风·墓门》郑《笺》云：“歌谓作此诗。既作，可使工歌之，是谓之告。”《经典释文》引《韩诗》：“讯，谏也。”《说文》：“谏，数谏也。”段玉裁注：“谓其失而谏之。凡讥刺字当用此。”这些都是讽刺劝诫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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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来，有不少学者谓《诗三百》为民歌，大肆嘲笑汉人美刺之说，谓古人把诗作谏书看而不作诗读，太过冬烘。此实不知诗非民歌，民不作诗，作诗者乃国人或贵族，国人“是用大谏”、“是以为刺”，亦见于《诗经》本文，岂汉人所杜撰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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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有不善，献诗劝诫，即是“胥教诲”之一法。彼此规过劝善，形成一套行事习惯、典故制度，这就是礼教。能行事有礼，才足以称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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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成公九年“文子曰：楚囚（指仲仪），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太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虽大事必济。”又，成公十三年：“刘子曰：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襄公三十一年：“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讲的都是君子德义风仪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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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有许多篇章也反复称颂君子，例如：“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既见君子，为宠为光”，“既见君子，乐且有仪”，“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可见君子是有德义也有美感的，唯其为君子，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充耳琇莹，会弁如星”，“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国风》，言及君子一词者凡53次，《小雅》言及君子95次，《大雅》28次，《颂》1次，《君子阳阳》等标题带“君子”者则有3个。这些“君子”，都不只有阶层义，更有德性义，动止合礼之人才配称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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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周礼·春官·大司乐》说得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盘、大夏、大、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悦远人，以作动物。”政治、教育、礼教，在这套封建制度之中，是整体结合了的。整个周朝的封建体系，事实上也即是一个礼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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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170728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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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郁郁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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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有的学者认为“礼”即礼仪，是阶层社会的统治者对古老的风俗习惯进行加工改造后，用以巩固对阶级内部组织和人民的统治的一种手段。有的学者认为“礼”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礼包括风俗信仰、礼仪制度等等，狭义的礼则指礼物、礼仪两部分。有的学者则认为“礼”是制度化的习俗，是古代统治阶级日常道德生活、宗教生活和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等等。这些讲法都对也都不对。礼是习俗，但非一般之习俗；礼是统治的手段，但又非一般手段，故其他民族、其他时代并未发展出这样一套礼文化体系。礼含有许多进退揖让之仪节，可是又非仪式、礼节而已。礼有规范的意味，但又不是法律式的规范，也不是道德的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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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准确地认识周朝视为“立国之本”的礼，至少必须把握以下两条原则：第一，“礼”是一套制度与文化的架构，是一个整合性的文明体系，具有多维度、多层面的特征。在文献记载中、在古代礼学家的阐释中，可以发现，礼的涵盖面之宽泛，内涵之丰富，在世界文化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对于这样一个内容整合、涵盖面极为广泛的概念，用西方的分化式文化结构的理论模式来分析，犹如圆凿而方枘。古代中国的礼，既不能与政治、法律、宗教、伦理、习俗等任何一个分离式的概念相对应，又包含着政治、社会、宗教、伦理、法律和文化的各个方面。第二，“礼”又是一个历史概念。历经夏商周，礼的基本原则及其社会功能固然在千年间未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其内容、结构及适用的范围，则因王朝兴废、社会变迁而发生过多次重大改变。三代损益之详，连孔子也讲不清楚。但仅就周公制礼作乐之后的周文化状况来看，仍可以看出礼与整个封建体制合和的状况。此即孔子所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个周文化体系，正是孔子及尔后诸子百家之学诞生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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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世礼家归纳，周礼大约可概括为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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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吉礼，以“事邦国之神祇”，包括上帝、日、月、风神、雨师、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以及先公先王等十二个项目的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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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凶礼，以“哀邦国之忧”，包括丧礼、荒礼、吊礼、礼、恤礼等五个项目的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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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宾礼，以“亲邦国”，包括朝、宗、觐、遇、会、同等六种天子款待四方诸侯来朝会的典礼，以及问、视二种诸侯遣使向天子问安的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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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军礼，以“同邦国”，包括大师、大均、大田、大役、大封等五项军旅的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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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嘉礼，以“亲万民”，包括饮食、婚冠、宾射、餐燕、脤膰、贺庆等六个项目的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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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除此五类典礼之外，尚有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中庸》），可谓包罗万象。但综合来看，周代的礼，涵盖着礼制和礼典两大部分。一代王朝的政教刑法、朝章国典，包括赐姓、胙土、命氏的分封制度、朝觐贡巡制度、军族田狩制度、赋税刑法制度、祭祀丧葬制度、学校养老制度等，依靠一系列具体的礼典来体现，如政教、祭祀、兵戎、农耕等方面的、在贵族阶层内部实行的朝觐、盟会、祭祀、丧葬、军旅等礼典，用以定名分、序民人、明尊卑、别贵贱，规定和明确贵族阶层内部的关系及权利义务，用古代礼家的话说即“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因此，不同的等级要用不同的礼典：有的礼典只在某一阶层贵族举行，如觐礼只有王才能举行；有的礼典虽各阶层贵族都能举行，但具体仪式不同，如射礼，诸侯举行“大射”，卿大夫则举行“乡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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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礼，非周朝才有。据陈剩勇考证，良渚文化的墓葬，无论从墓葬形制、随葬品的规格及其多寡优劣看，四种类型之间界限分明、悬殊极大。墓葬形制和规格的等级分化以及反映墓主身份的礼仪用器的多寡优劣，投射出礼制在良渚文化社会的成熟和发达之历史。极有规则的随葬礼器的分布情况，也表明了在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社会时代，礼已经趋于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成为兼具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多重功能，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礼仪体系。（《礼的起源》，见《汉学研究》十七卷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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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以后，礼当然续有发展。夏礼之详虽不可考，但至少已知有飨礼、养老礼、冠礼等。商礼则可就见于卜辞者予以勾稽。可是，跟周相比，夏商之礼都显得较为简直，椎论大辂，尚是“质而不文”的阶段。因此古人盛称周公制礼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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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周公制礼作乐，并不是说自周公以后才有了礼乐，而是说周公使礼乐文明粲然大备。其“制礼作乐”的意义，在于他发展且丰富了夏商以来宗教礼仪为主的古礼体系，在继承鬼神祭祀传统的同时，注入了丧祭、冠婚、朝聘、射御等大量的人际礼仪，使礼系统化、社会化而成为规范，又调整统治阶级内部个人与他人、宗族、群体之关系，由此而使得周人的交往关系“文”化，进而使整个社会生活高度仪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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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所说的“周文”或“郁郁乎文哉”的文明彰盛之美，即由此礼制体现而出。“礼”与“文”一般均视为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