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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诸子出于王官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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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及思想的发展状况，在西方，往往用树木分枝的图像来比拟或描述。可是在中国最常见的乃是“源流观”，以水源出于一，再分流发展，来形容思想的演变。故“渊源”、“流派”等词，都是极为常见的。最早在《庄子·天下篇》就采用了这种源流观。认为古道术为“本”为“源”，后来各家“各得其一察焉以自好”，宛如水之分流，才形成了诸子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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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后来演变为“诸子出于王官论”，如班固《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论渊源，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由于各家均出于王官，故王官之学为本源，各家为众流，合称九流十家。此说与庄子不同之处有二，一是渊源分散了，非共出于一源，而是各家各有源流；二是源不一而归向仍然是一，所以说诸子百家“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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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所谓诸子出于王官，又具体指出于周官。如清朝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提出“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即是。所谓“周公之旧典”或“周公之典章”，其含义可理解为：上古的文献档案传到周公时，曾经过整理；到了孔子，再度删定，并拿自己编的这六部教科书授予一般平民。六艺正是儒家开的六门功课，把六艺普及到民间，始于孔子。因此，诸子出于周官，又蕴涵了“六经皆史”及“官学至孔子时变为私学”等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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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源流观底下，也蕴涵了价值判断，认为本源是盛、末流是衰。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云“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于声诗，乐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诸子以术鸣。故专门治术，皆为官礼之变也”，《易教下》说“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都认为诸子百家不如周官旧学，是末流之衰。中国人平常用“末流”批评任何事物时，也都是贬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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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六艺皆为官守，故论者均会强调它的实用性格，谓其非徒托诸空谈而无裨于实用者。亦即学术皆非只是基于知识及理论之兴趣，而是具实践性的。章学诚云“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制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即就此而言。他又说：“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文史通义·诗教上》）后来柳诒徵云“孔门讲学，根据六艺，以之从政，告冉有以富教、语子贡以食兵、示颜渊以为邦、许仲由以治赋。未尝离家国天下而言学，唯其术，本末始终，一贯相承，必自身心推及事物，无所畸轻畸重。故空言心性，偏尚事功，亦不可谓非儒术，特非其全耳”（《国史要义·史术第九》），亦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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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公”与“私”的问题。王官之学，代表学术出于公家、公意，也施用于公众。孔子以后则是私学、私人著述，代表个人意见。官学好还是私学好呢？主张“六经皆史”者，如章学诚等，大抵均认为官学较好。反对者则有不同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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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张尔田又特别说明其中还有文字体系与口述传统之分的问题：“政教之书，六艺为最大。六艺之外，官司之职掌、百官曲技之授受，其有别识心传，非书契所能具，则治其学者，相与口耳讲习而世守之，此天下所以无私家之著述。”又说：“六艺有两大派焉，一曰古文，一曰今文。古文者，旧史说经之言，而孔子采之者也。今文者，孔子说经之言而弟子述之者也。纯乎明理者，今文也，兼详纪事者，古文也。”（《史微》）可见口说与文字、古文与今文之争，也由此一问题衍出或与此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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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章学诚以孔子为中国政教与学术由合而分的界限，以周公代表周代王官之学，孔子开启后来末流泛滥之说，故尊周公而抑孔子。张尔田则点出王官学术中的史官由道家继承，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流衍为儒家，故尊道家而抑儒家，谓：“周之东迁，天子失官，百家始分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司徒之官衍为儒家……而史官之大宗独降为道家。”其意涵都在尊源而贬流，且有把“出于史官”的道家视为正宗或源头之意，认为孔子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回到鲁国删述六艺之前，曾到雒邑（今河南洛阳）向东周守藏史老聃问礼，并“观书周室”，所以儒学渊源于道家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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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等等，诸如“源／流”、“本／末”、“一／多”、“盛／衰”、“正／变”、“经／史”、“公／私”、“官学／专家”、“周公／孔子”、“道家／儒家”、“今文／古文”、“口说／文字”、“实践／空言”等后世思想史中不断会涉及的架构与区分，都可从“诸子出于王官”这样的论述中发见其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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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出了一个新讲法，认为诸子不出于王官，而是基于春秋战国特殊时代与社会而发的思考。故其说不就源论，只说流变，自老子孔子讲起，不叙周公周官。蔡元培称之“截断众流”，固然不错，但其实非截断众流，乃是截断众源，因其不言诸子各出于何官也。然胡适本人最终也仍不能不讨论源的问题，《原儒》之作即是追溯儒家之源。后来原儒原墨，蔚为热门话题，正是因诸子之学的源流毕竟不能不讲。不过，因追考源流比较困难，缺乏古史研究训练的哲学史家，自然会以胡适“诸子学皆面对时代挑战而发”这样的论述为主，由孔老讲起。冯友兰、牟宗三、劳思光等，其实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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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论述，又较强调历史的变。诸子不出于王官，乃面对新时代变局而发，历史在此间是断裂的。诸子出于王官论，或曰源流观，较强调的则是历史的传承沿续，其变，也是在源流架构中的变。如章学诚说“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即是就其变而说其源，而且重源而轻变，谓其变而渐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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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不必再坚持诸子出于王官或不出于王官，因为学术必有渊源，也有发展变化。说诸子出于王官，强调的是渊源；谓其不出于王官，则是着眼于思想的创新与应变。整个思想史，乃是继承中有发展的。王官之学，是孔子之前的学术状态。孔子之后，王官之学产生变化，诸子百家蠭起，遂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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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王官本于宗法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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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在尧舜夏时，“皋陶作士以理民。……非其人居其官，是谓乱天事”，以士来治民。士，是专作“天事”的官，故须精心挑选。当时的官多称为“正”，如“南正”（司天以属神）、“火正”（司地以属民）、“工正”、“农正”等。商代官吏主要是祝（司祭天神）、宗（司祭祖）、卜（司占卜）、史（修史、观星象与管理文籍典册）。到了周代，这些礼官又担负着师、保，掌管教育，而司徒之属则管农业、民事、财务、教民等，此即所谓“学在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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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天下》称这个时期的学术是“以天为宗，以德为本”。此说也表示了宗教与哲学、政治及伦理的密切关系。《尚书·盘庚》中，商王向臣民宣称：“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意思是说，不论亲疏远近，犯罪者处死，行善者表彰。这时“德”、“礼”、“孝”的思想均已经产生。后来周人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更为系统的伦理观念，并作为官学中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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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周本纪》、《史记·鲁周公世家》称，周公曾作《大诰》、《微子之命》、《归禾》、《嘉禾》、《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佚》、《周官》、《立政》诸篇。鉴于夏商的灭亡，周公认识到“天命不僭”而又“天命靡常”，因而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作稽中德”、“孝养父母”、“以德辅天”的思想。又参酌殷礼，制定了田制、官制、禄制、乐制、法制、谥制、畿服制、嫡长子继承制等，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典章制度，称为“周礼”或“周公之典”。以此为后人所称道。如孔子就一再说“吾从周”，一切是非都要用“周公之典”加以衡量。后代儒家也普遍视周公为圣人。孟子在回答齐大夫陈贾问“周公何人也”时曾说：“古圣人也”。他还把“周公、仲尼之道”合称。荀子对周公也给以极高的评价，说：“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他是把周公视为“大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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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公之制，又是怎么回事呢？据《左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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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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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有公，诸侯有亲，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左传》襄公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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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周代社会的特征是“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实行世卿世禄制度，由宗法等级下的各级贵族世袭土地，掌握周王室、诸侯国和大夫之家的行政管理权，亦即血缘族属关系跟政治管理关系合一。如周初，郑武公、庄公父子连续两代为周卿士，权限相当于后代的宰相，执掌王室权柄。晋国荀氏从荀林父到荀寅，五世担任中军统帅，竟连姓氏也改为官职之称，即中行氏。公族荡任宋国司城一职，死后由孙子担任，后人称司城氏。其他以官为氏的还有司马（掌军事）氏、司空（掌土建）氏等。这些宗法贵族世代担任职官，也世代享受爵禄，血统越贵，官位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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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血统划分，诸侯国也是有等差的，最高的当然是周人所建的诸侯国，其次是其他姬姓国，又其次是姻亲国，复又其次是三代后裔之国，最低的是原有的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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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诸侯国里，也实行分封，国君把自己的子弟封为大夫，给他们封地，叫“采邑”或“邑”。大夫的子弟为士，士以上属贵族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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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的宗法制度即在这个时候定型。它是用来确立宗子继承、规范本族等级秩序的制度。当时，周人实行分封制，说明他们对宗族的分化有系统的规定。其次，周人实行一妻多妾制，即所谓媵妾制，正妻叫嫡妻、冢妇。其名称，天子的叫后，诸侯的叫夫人，大夫的叫孺人，士的叫妇，平民的叫妻。妾叫庶妻，庶妻还有若干等级。天子的庶妻有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等；诸侯的庶妻有世妇、妻、妾等侄娣九人；大夫可以蓄二妾；士一妾。（《左传》定公四年）历史实际是否如此严格，很难确证，但贵族实行多妾制却是事实。多妻妾必然多子，由于众子出自不同的母亲，故有身份的不同，为了区别他们的不同身份，于是有嫡庶之别。在这种情况下，大小宗的划分、宗子继承制度必然要有明确的规定，这就是宗法制产生的内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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