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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呢？宗法的精神是“亲亲”，可是政治上的实际的权力与利益竞争，往往压倒了亲亲之义。寻常百姓，争夺起家产来，尚且毫不顾惜亲情，何况王公？欲以亲亲之义维系政治秩序，其结果便是权力创造了新秩序而伤了亲亲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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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士食田”很难维持。战争的频繁、从军资格的松弛、征兵界限的缩小，使大量的平民涌入军队，士垄断甲士的局面也被打破。诸侯大夫在势力斗争中往往打破宗法界限，任用新兴的士人，亦使传统的士阶层失去了担任家臣的垄断地位。总之，士阶层曾经拥有的田地、宗庙和社会地位都受到冲击，当然就无法继续尽其宗法职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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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宗法制，本身也存在着难以久长的窘境。因为家产分数子，数子再各分数孙，数孙再各分数曾孙，越分越少，最后势必出现无田土可分的贵族，其实质便同于庶人。以周公自己为例。周公一直在周王室服务，实际没有其国。子伯禽代替周公封鲁，伯禽成为周公的继别者大宗，他的嫡长子也世世成为鲁国的继别者大宗。而在诸侯国内又实行分封，诸侯的支子又成为继祢者小宗，可是在他们自己的采邑内成为别子——始祖，他们的嫡长子又成为继别者大宗，支子又成为继祢者小宗，成为士阶层。士还是别子为祖，他们的嫡长子又成为继别者大宗，支子成为继祢者小宗。再往下就无法再分封，因此也就无法再序宗法了。贵族凌夷，乃成必然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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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制又有其不利于大宗的一面，它同时树立“尊尊”、“亲亲”的原则，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血缘关系的制约，它的发展总是有利于血缘相近的集团。以姓氏制度为例，同氏比同姓亲近，小范围的近亲比大范围的远亲亲近。周人于姓为姬，于氏则为周，太王这一支周人就比其他姬姓亲近。取得政权后，周族又进一步发展，新分化出的氏（族）就比其他氏（族）亲近，如对厉王以后的周室而言，郑比晋亲近，晋比鲁、卫亲近。因为鲁卫是文王的后裔，而晋是武王的后裔，郑则是厉王的后裔。所以东周之初，郑国地位最高，郑武公、郑庄公父子连任王室卿士，执掌朝政，有号令诸侯的权威。诸侯的氏（族）也进一步分化，新的氏（族）内部各支也比原来的氏（族）亲近，如对三桓来说，鲁桓公以前的公室支子（小宗）就没有他们之间亲近。可见氏是一种联系，又是一种分别，各氏之间隔着深深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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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这个规律，很自然地，小宗都在发展自己的宗法系统，都以自己的宗法关系为最亲近。随着历史的发展，必然形成脱离大宗的趋势。诸侯都在发展自己的氏（族），由此而距离周王室越来越远；在诸侯国内，大夫们也在积极发展自己的氏（族），由此形成了与诸侯大宗的分离倾向。可见，宗法制是自我否定的，它一方面要维护大宗的地位（尊尊），另一方面又在加强小宗的宗法势力（亲亲），腐蚀和瓦解大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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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因素，合起来就构成了宗法封建之变。这是一条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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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脉络，是官僚制度原先被镶嵌在宗法制中，但越发展到后来，官僚制就越呈脱离宗法封建另成体系之势，封建也逐渐变为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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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大国并吞小弱，新扩张的领土往往与他国接邻，具有战略意义，在这样的地区就出现了“县”。如《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前688）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前687），初县杜、郑。《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前627），晋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宣公十一年（前598），楚子县陈。十二年（前597）郑伯逆楚子之辞曰：“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十五年（前594），晋侯赏士伯以瓜衍之县。以上均属此类。可知县制在春秋时代已经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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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时，郡也出现了。如《国语·晋语》：“公子夷吾私于公子挚曰：‘君实有郡县’。”又《左传》哀公二年赵简子之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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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县不是封建邦国或采邑，而是官僚组织。春秋出现郡县，即标明其正在转变，由春秋至秦汉，正是由封建转向郡县制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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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以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夷是在下、在野的意思，不是指夷人。西周后期逐渐衰落，制度逐渐瓦解，掌握着学术文化的礼官不断流佚，官学废弛，典籍散失、流落外方的不可胜数，至春秋时期已极严重。像史籍中提到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古籍，早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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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官学的失坠，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的灭亡。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这个礼即指官学，野泛指民间。官学的废弛，典籍的散失，学官流落到民间，必然促进学术下移的进程。因此从西周末到春秋时期，社会上逐步形成了一个在野的士阶层，他们拥有官府散失而一部分为民间保存着的文化典籍和知识。这是儒学与儒家产生的历史条件，也是后来百家之学兴起的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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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1707283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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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第八讲 史学：史官与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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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1707283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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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旧法”世传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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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官之学，均由官吏职掌，而这些职掌的业务知识则存于其所掌理的文书档案。因此古人常说王官之学均由史掌。其实不是由史官所掌，而是王官之学具存于文书档案中，史则是主管文书典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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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据说起源甚早，黄帝时已有。不过我们纵使不讲得那么远，只从商代说，商代之史亦已甚多。盖殷商已有“作册”一类官。作册是司理典册与册告、册命的职官，可说是史官的起源或同类人。本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武丁朝已出现册命的举措，包括征伐之前请示祖先的“告庙”和祭牲的登记等，所以商朝作册之官不少，如作册（见《京津》703，作册般甗）、作册甾（见《乙》4269）、作册丰（见鼎铭）、作册宅（见方彝铭）、作册（见其卣）、作册友（见寝晨鼎）等等。西周王朝也有作册官，各封国亦有设置，其长官称作册尹。西周作册的职务与内史最为接近，因为两者都负责册命工作，故亦有作册内史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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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史官，卜辞中大部分的“史”字其实是“事”字。在军事、祭祀、农业各领域，事务繁杂，需有书契铭记之事，便从中派生担任书契的职务，史即随之产生，故“史”与“事”相关。在晚商，部分“事”更向“史”过渡。《酒诰》、《商誓》中已说到商代有“大史友、小史友”，卜辞也有“大史寮”等记载，可见商代已有专门史职的出现，可能也区分了职务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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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官制庞大，典书册之史当然也远较殷商为多。金文中，太史见于中方鼎、大史友甗、作册卣、从，大史寮见番生簋、毛公鼎等。《金研》汇集了内史的铭文廿八件，并把作册尹、作册隶于大史属下，把作册内史、作命内史统属于内史之下。其他一般的史也很多，金文中可见者即达六十多件。除王朝外，地方亦皆有史，职务大体是传命、册命和作傧右，这是本职；另外也受命视察地方、参与军事活动，则是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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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可考的史更多。如《周礼》谓天子建天官，先六太，太史居其一，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八柄之法，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外令掌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赞书。此外尚有女史、州史、闾史。四官所属，可数者就有986人，冬官尚不可知，足见其多。还有些不可考的，如商肆之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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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这么多，似乎凡掌书册（《左传序疏》）、造文书（《周礼天官序疏》）、载笔（《曲礼上》）、执策（《穆天子传》卷六）者都被称为史，亦即所有官僚系统中主管文书档案纪录的都算，不像后代史官只是众多职官中的一种官。他们被称为史，显然与“史”这个字的字义相符，因这个字就是以手持笔之形，在机关中掌文书做纪录的人乃因此而均称为史。王国维《释史》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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