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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官学的失坠，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的灭亡。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这个礼即指官学，野泛指民间。官学的废弛，典籍的散失，学官流落到民间，必然促进学术下移的进程。因此从西周末到春秋时期，社会上逐步形成了一个在野的士阶层，他们拥有官府散失而一部分为民间保存着的文化典籍和知识。这是儒学与儒家产生的历史条件，也是后来百家之学兴起的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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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第八讲 史学：史官与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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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旧法”世传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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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官之学，均由官吏职掌，而这些职掌的业务知识则存于其所掌理的文书档案。因此古人常说王官之学均由史掌。其实不是由史官所掌，而是王官之学具存于文书档案中，史则是主管文书典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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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据说起源甚早，黄帝时已有。不过我们纵使不讲得那么远，只从商代说，商代之史亦已甚多。盖殷商已有“作册”一类官。作册是司理典册与册告、册命的职官，可说是史官的起源或同类人。本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武丁朝已出现册命的举措，包括征伐之前请示祖先的“告庙”和祭牲的登记等，所以商朝作册之官不少，如作册（见《京津》703，作册般甗）、作册甾（见《乙》4269）、作册丰（见鼎铭）、作册宅（见方彝铭）、作册（见其卣）、作册友（见寝晨鼎）等等。西周王朝也有作册官，各封国亦有设置，其长官称作册尹。西周作册的职务与内史最为接近，因为两者都负责册命工作，故亦有作册内史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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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史官，卜辞中大部分的“史”字其实是“事”字。在军事、祭祀、农业各领域，事务繁杂，需有书契铭记之事，便从中派生担任书契的职务，史即随之产生，故“史”与“事”相关。在晚商，部分“事”更向“史”过渡。《酒诰》、《商誓》中已说到商代有“大史友、小史友”，卜辞也有“大史寮”等记载，可见商代已有专门史职的出现，可能也区分了职务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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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官制庞大，典书册之史当然也远较殷商为多。金文中，太史见于中方鼎、大史友甗、作册卣、从，大史寮见番生簋、毛公鼎等。《金研》汇集了内史的铭文廿八件，并把作册尹、作册隶于大史属下，把作册内史、作命内史统属于内史之下。其他一般的史也很多，金文中可见者即达六十多件。除王朝外，地方亦皆有史，职务大体是传命、册命和作傧右，这是本职；另外也受命视察地方、参与军事活动，则是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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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可考的史更多。如《周礼》谓天子建天官，先六太，太史居其一，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八柄之法，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外令掌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赞书。此外尚有女史、州史、闾史。四官所属，可数者就有986人，冬官尚不可知，足见其多。还有些不可考的，如商肆之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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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这么多，似乎凡掌书册（《左传序疏》）、造文书（《周礼天官序疏》）、载笔（《曲礼上》）、执策（《穆天子传》卷六）者都被称为史，亦即所有官僚系统中主管文书档案纪录的都算，不像后代史官只是众多职官中的一种官。他们被称为史，显然与“史”这个字的字义相符，因这个字就是以手持笔之形，在机关中掌文书做纪录的人乃因此而均称为史。王国维《释史》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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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古之官名多从史出。殷商之间，王室执政之官，经传作卿士（书牧誓、洪范、顾命；诗商颂）；而毛公鼎、小子师敦、番生敦作卿事；殷虚卜辞作卿史；是卿士本名史也。又天子、诸侯之执政，通称御事（书牧誓、大诰、酒诰、梓材、洛诰、文侯之命），而殷虚卜辞则称御史，是御事亦称史也。又古之六卿，《书·甘誓》谓之六事；司徒、司马、司空，《诗·小雅》谓之三事，又谓之三有事；春秋左氏传谓之三吏；此皆大官之称事若吏，即称史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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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史因所在机关不同、单位不同，执掌当然也不一样。考之《周礼》，五史之秩以内史为尊（中大夫），太史次之（下大夫），外史又次之（上士），小史、御史为下（中士）。内史掌书王命，同于唐宋之知制诰，即“左史记言”之谓也。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同于魏晋六朝之著作郎，即“右史记事”之谓也。《尚书》之《酒诰》、《顾命》，或即内史所撰之王命。《春秋》为事典、《周礼》为政典、《仪礼》为礼典，或即大史所掌六典之类。此外，太史又掌天时。《周礼》说“太史抱天时”，郑司农注：“大出师，则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时，主吉凶。”其余各种史，各有职掌，文献所载，如五帝三王之书掌于外史，见《周礼·春官》。《左氏》庄公廿二年云“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襄公十四年云“史诵书”，昭公十二年云“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又云祁招闻诗于倚相，可见《易》、《诗》、《书》及其他典籍均由史官掌理。史官也娴熟这些文献，兼及这些文献所涉及的知识性事务。例如史掌易，则卜占筮祝或“抱式以知天时”这类事就也都属史官之职。其所掌文献，跟他主管的事是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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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周代官制的学者，有些认为当时可分“卿士寮”与“太史寮”两大系统。卿士寮包括司徒、司马、司寇、大师、公族、宰等职官；太史寮则包括太史、太祝、太卜等，举毛公鼎“彶（及）兹卿事寮、大（太）史寮，于父即尹。命女（汝）司公族雩（与）参（三）司、小子、师氏、虎臣雩（与）朕执事”为证。我以为不然。卿士寮与太史寮非相对的两个系统，否则卿士寮包含各类职官，规模甚大，而太史寮仅卜、祝、作册、书史之类，数量与规模颇不相当。其次，卿士系统中亦有各种史，如宰之下便有史，且有内史尹，下辖内史、作命内史、作册内史等。可见史是整个官僚系统中普遍存在的文书档案法规例则管理人员。只因其数众多且为整个官制之骨干，特为世重，故在称呼时并提罢了，金文语意是说：卿士们、太史们。卿士与太史复文见义，寮即僚，不是有一个卿士寮之外，又另有一个太史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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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史既是王官体制中的中坚，其办事及档案纪录都有一套规则，“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父子相传，以待王公”。所以三代虽亡，治法犹存。《庄子·天下篇》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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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仁为思、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备乎！……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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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王官之制业已瓦解，但世传旧法之史仍然所在多有，史所掌之诗书礼乐典籍及一套相关的学问，也仍有“邹鲁之士、缙绅先生”懂得。邹鲁之士，指的大抵就是以六艺为教的儒家。缙绅先生，则是指衣冠贵族，仍保有老世家学术传统的那批人。《庄子》这一段，讲的是春秋战国时的景象，此时“ 旧法世传之史”尚且如是，则前此王官之学体制正盛时，史官均秉持一套“旧法”办事，是可以推想而知的。庄子所谓“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即是其法之原则，故曰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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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170728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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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旧法世传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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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诸史所司及其所典守者甚杂，整个官僚系统中，有司天之史、有司人事之史，前者如司祝司历，后者如司徒司马。不能说整个官僚系统的史官都共有、共传承一种史官之学，或所有史官都如太史一样，“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以书协礼事、小史以诗协礼法，明礼法、通诗书，应是史官之基本修养，但职掌不同，恐怕其世传之法即差异甚多，不能说大史小史女史州史闾史的道术内容都属于同一类或同一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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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讲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先生们往往弄不清楚这一点，遂以为九流皆出于史，亦即皆为王官之学的流裔，有同一个源头，而这个源头的史官之学就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的。某些人更由此推论，谓太史抱天时知吉凶，又杂于星历卜祝之间，则史官之学自以知天道为特点，后世道家之学即源于此，故史官及道家又为九流诸子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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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年时亦主此说，而后知其不然。这里涉及史官的分职和演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