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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官制庞大，典书册之史当然也远较殷商为多。金文中，太史见于中方鼎、大史友甗、作册卣、从，大史寮见番生簋、毛公鼎等。《金研》汇集了内史的铭文廿八件，并把作册尹、作册隶于大史属下，把作册内史、作命内史统属于内史之下。其他一般的史也很多，金文中可见者即达六十多件。除王朝外，地方亦皆有史，职务大体是传命、册命和作傧右，这是本职；另外也受命视察地方、参与军事活动，则是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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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可考的史更多。如《周礼》谓天子建天官，先六太，太史居其一，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八柄之法，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外令掌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赞书。此外尚有女史、州史、闾史。四官所属，可数者就有986人，冬官尚不可知，足见其多。还有些不可考的，如商肆之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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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这么多，似乎凡掌书册（《左传序疏》）、造文书（《周礼天官序疏》）、载笔（《曲礼上》）、执策（《穆天子传》卷六）者都被称为史，亦即所有官僚系统中主管文书档案纪录的都算，不像后代史官只是众多职官中的一种官。他们被称为史，显然与“史”这个字的字义相符，因这个字就是以手持笔之形，在机关中掌文书做纪录的人乃因此而均称为史。王国维《释史》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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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古之官名多从史出。殷商之间，王室执政之官，经传作卿士（书牧誓、洪范、顾命；诗商颂）；而毛公鼎、小子师敦、番生敦作卿事；殷虚卜辞作卿史；是卿士本名史也。又天子、诸侯之执政，通称御事（书牧誓、大诰、酒诰、梓材、洛诰、文侯之命），而殷虚卜辞则称御史，是御事亦称史也。又古之六卿，《书·甘誓》谓之六事；司徒、司马、司空，《诗·小雅》谓之三事，又谓之三有事；春秋左氏传谓之三吏；此皆大官之称事若吏，即称史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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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史因所在机关不同、单位不同，执掌当然也不一样。考之《周礼》，五史之秩以内史为尊（中大夫），太史次之（下大夫），外史又次之（上士），小史、御史为下（中士）。内史掌书王命，同于唐宋之知制诰，即“左史记言”之谓也。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同于魏晋六朝之著作郎，即“右史记事”之谓也。《尚书》之《酒诰》、《顾命》，或即内史所撰之王命。《春秋》为事典、《周礼》为政典、《仪礼》为礼典，或即大史所掌六典之类。此外，太史又掌天时。《周礼》说“太史抱天时”，郑司农注：“大出师，则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时，主吉凶。”其余各种史，各有职掌，文献所载，如五帝三王之书掌于外史，见《周礼·春官》。《左氏》庄公廿二年云“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襄公十四年云“史诵书”，昭公十二年云“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又云祁招闻诗于倚相，可见《易》、《诗》、《书》及其他典籍均由史官掌理。史官也娴熟这些文献，兼及这些文献所涉及的知识性事务。例如史掌易，则卜占筮祝或“抱式以知天时”这类事就也都属史官之职。其所掌文献，跟他主管的事是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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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周代官制的学者，有些认为当时可分“卿士寮”与“太史寮”两大系统。卿士寮包括司徒、司马、司寇、大师、公族、宰等职官；太史寮则包括太史、太祝、太卜等，举毛公鼎“彶（及）兹卿事寮、大（太）史寮，于父即尹。命女（汝）司公族雩（与）参（三）司、小子、师氏、虎臣雩（与）朕执事”为证。我以为不然。卿士寮与太史寮非相对的两个系统，否则卿士寮包含各类职官，规模甚大，而太史寮仅卜、祝、作册、书史之类，数量与规模颇不相当。其次，卿士系统中亦有各种史，如宰之下便有史，且有内史尹，下辖内史、作命内史、作册内史等。可见史是整个官僚系统中普遍存在的文书档案法规例则管理人员。只因其数众多且为整个官制之骨干，特为世重，故在称呼时并提罢了，金文语意是说：卿士们、太史们。卿士与太史复文见义，寮即僚，不是有一个卿士寮之外，又另有一个太史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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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史既是王官体制中的中坚，其办事及档案纪录都有一套规则，“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父子相传，以待王公”。所以三代虽亡，治法犹存。《庄子·天下篇》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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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仁为思、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备乎！……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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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王官之制业已瓦解，但世传旧法之史仍然所在多有，史所掌之诗书礼乐典籍及一套相关的学问，也仍有“邹鲁之士、缙绅先生”懂得。邹鲁之士，指的大抵就是以六艺为教的儒家。缙绅先生，则是指衣冠贵族，仍保有老世家学术传统的那批人。《庄子》这一段，讲的是春秋战国时的景象，此时“ 旧法世传之史”尚且如是，则前此王官之学体制正盛时，史官均秉持一套“旧法”办事，是可以推想而知的。庄子所谓“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即是其法之原则，故曰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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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170728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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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旧法世传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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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诸史所司及其所典守者甚杂，整个官僚系统中，有司天之史、有司人事之史，前者如司祝司历，后者如司徒司马。不能说整个官僚系统的史官都共有、共传承一种史官之学，或所有史官都如太史一样，“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以书协礼事、小史以诗协礼法，明礼法、通诗书，应是史官之基本修养，但职掌不同，恐怕其世传之法即差异甚多，不能说大史小史女史州史闾史的道术内容都属于同一类或同一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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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讲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先生们往往弄不清楚这一点，遂以为九流皆出于史，亦即皆为王官之学的流裔，有同一个源头，而这个源头的史官之学就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的。某些人更由此推论，谓太史抱天时知吉凶，又杂于星历卜祝之间，则史官之学自以知天道为特点，后世道家之学即源于此，故史官及道家又为九流诸子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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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年时亦主此说，而后知其不然。这里涉及史官的分职和演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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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史之分职，是说史是执事之官而掌文献者，乃文官体系中的基本文官，所以《周官》释史说：“史掌官书以赞治”。百官官府之征令甚繁，分职也甚繁，不能说史都属一类人，也不能以后代特定分职的史官一职来想象。其次，古代立官较简，虽然《五行大义》卷五引《帝王世纪》，殷汤问伊挚立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的道理，伊挚说：“三公智通于天地，应变于无穷，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九卿通于地理，能通利不利，故九卿之事常在德。大夫通于人士，行内举绳，故大夫之事常在仁。元士知义而不失期，事功而不独专，故元士之事常在义。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矣。”（《帝王世纪辑存·殷商第三》）用道、德、仁、义来分说三公以下各官职，确实可能是殷代已有的事情，本段也或许是道家《伊尹》四十一篇的遗说，而由皇甫谧所保存的（见《海日楼札丛》四说）。但殷商时期立官分职之细密，无论如何不能与周相比。依卜辞所见，其官亦以卜祝为大宗。因此，殷商以来，史以星历卜祝为事，乃是传统的职能，也是早期政治较重视宗教祭祀的征象。后来设官越来越繁，史便不只限于宗教事务了。《周礼》所述，史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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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都鄙及万民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约剂乱，则辟法，不信者刑之。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辨事者考焉，不信者诛之。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及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大师，抱天时，与太师同车。大迁国，抱法以前。大丧，执法以莅劝防。遣之日，读诔，凡丧事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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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大丧、大宾客、大会同、大军旅，佐大史。凡国事之用礼法者，掌其小事。卿士夫之丧，赐谥读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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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法。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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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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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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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礼、掌法、授时、典藏、策命、正名、书事、考察，都是史所负责的事。整个政治运作，显然也以史为轴心，礼、法、典均由史执掌，政治则是依法行政，不守法则刑辟诛考之。《周语》记载：“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稷以告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太史赞王，王敬从之。后稷省功、太史监之。”太史的提议，王须敬从之；王执事时，太史也要监临之。史在官僚制度中的地位，可以想见。此时政权的代表虽是帝王，可是实际施政责在卿宰，而史则是掌握治事之法的人。此法通贯着天时、丧祭、世系昭穆，史有早期宗教祭司般的神圣性，故其所执之礼法，虽王与诸侯亦皆不能不依循之。职官之生杀予夺、爵禄废置，也均须通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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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官僚制度，之所以是一种韦伯所说的理性法制型支配，关键即在于此。后来我国史官传统一向可独立于王权之外，自主运作，也本于这个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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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史所执之礼、所掌之法，是官僚制度中的文书法例。这些东西，既为法则典秩，即有一定的制度，不能随意乱来，柳诒徵《国史要义·史权》说“春秋之时，史官盖有共同必守之法。故曰君举必书，又曰德刑礼义，无国不记。故一国君臣之大事，他国史策亦皆书之。如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名在诸侯之策。知一国之事，非仅本国记之，他国之史官有共同之书法以记之矣”，确实不错。这就是所谓的“书法”，指各种史官书写的一套传统、惯例、规矩、格式。凡办过公的人都知道，在一个成熟的官僚体系中，这类规格是非常严格的，没有任意书写或杜撰造假的空间。后来中国史学强调“直书”、“君举必书”以及“书法”，都是由这个地方发展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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