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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史所执之礼、所掌之法，是官僚制度中的文书法例。这些东西，既为法则典秩，即有一定的制度，不能随意乱来，柳诒徵《国史要义·史权》说“春秋之时，史官盖有共同必守之法。故曰君举必书，又曰德刑礼义，无国不记。故一国君臣之大事，他国史策亦皆书之。如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名在诸侯之策。知一国之事，非仅本国记之，他国之史官有共同之书法以记之矣”，确实不错。这就是所谓的“书法”，指各种史官书写的一套传统、惯例、规矩、格式。凡办过公的人都知道，在一个成熟的官僚体系中，这类规格是非常严格的，没有任意书写或杜撰造假的空间。后来中国史学强调“直书”、“君举必书”以及“书法”，都是由这个地方发展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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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170728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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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旧法“世传”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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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所掌文籍，有些为邦国要典，有些为小单位的档案文书，性质并不一致。比较重要的就称为坟、典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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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考证，多谓“经”这个名称应始于战国末年，是诸子百家把他们推崇的文籍经典化以后才有这样的名称。其实不然。《国语·吴语》已说“挟枹秉经”，经之名，至少在这个时候就有了。《老子》书中引古说，也往往说“经言”如何如何；荀子则更征引过“道经”说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另外，《大略篇》云“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劝学篇》云“学恶夫始？恶夫终？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管子·戒》云“译其四经”等，都已提到经的名称，可见不是战国末年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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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纵或经这个字用的年代较晚，也并不代表古无经典，只是古或称坟或称典或用其他名称罢了。坟乃隆起堆高之意，正如“九丘”之“丘”，典则象册在几上，也是尊崇的意思，都是指文籍中比较重要的，也就是后世经典的含义，二者字义亦相通。如《礼记·曲礼下》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典不就是经吗？《周礼》郑玄注“典，经也”即是此义。后来魏文侯师李悝，撰次诸国法，著为法经，见《晋书·刑法志》；韩非作内外《储说》云有经二十二篇；墨家也传《墨经》；《汉书·艺文志》则载老子有傅氏、徐氏、邻氏三家经传。凡此等等，均可见以“经”为经典的通称，在战国前期即已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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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荀子《大略篇》言“国风之好色也，其《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纳于宗庙”，可知在荀子以前，《诗》已有传，而《史记·伯夷列传》所引佚诗传，似乎更显示了孔子前也许即已有了诗传。若然，则经传，也就是经典及其传述材料间的关系也是很早就形成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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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述，形式甚多，直引、径用或转引都很常见。如《墨子·兼爱下》引周诗，《明鬼上》引《甘誓》，《管子》说“择士必取好学孝慈”，又见《左传》僖公廿七年赵襄子语，显然也都是传述古语。其他诸子百家说志曰、古云、圣人言等等甚多，大抵均是如此（见下图）。也就是说，各类史官所典守职管之文籍，后来便成为诸子百家奉行或传述的经典。而诸子引用经典、传述经典的方式，大概也就是王官世传其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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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籍引用《尚书》篇数次数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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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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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旧法世传之史”，正是指王官世传其学。如何世传呢？这里不妨来看个例子。晋之“董史”，即历代相传的史官。《左传》昭公十五年周景王说：“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又宣公二年：“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杜预谓董狐为董史之后，不误。盖董史在晋，历数百年，均为史官。而春秋时齐之太史，且有兄弟继承者，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此是兄弟四人，相继为太史也。以上两椿，皆因有弑君之事而偶然记载在《左传》中，其余世袭的太史，因未遇到政变，故亦无此类记载，但依此类推，便可知“世传之史”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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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2月陕西扶风庄白村发现一号窖藏，出土微氏铜器103件，其铭文中述及微氏的世代系统，亦可考知微氏一族七代为史，从武王时开始，经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恭王、懿王到夷王。世传史职的情况，再明显不过了。家学、世传，显然也就是史官之学的基本传承授受状态。这种方式，与周朝另一种公开的公众教育系统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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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针对贵族子弟实施的公众教育，也就是所谓的小学和大学。《大戴礼记·保傅》说：“及太子少长，知妃（配）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又说：“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八岁而出就外舍”，就是入小学；“束发而就大学”，束发谓成童，一般是指十五岁以上。《白虎通·辟雍》说“八岁入学，学书计。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学经籍”，即指此。《礼记·内则》说得更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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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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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儿童教育凡三个阶段：（1）六至九岁在家中学习，学习简单的数字、方名、干支等。（2）十岁“出就外傅，居宿于外”，便是入小学，学习以书记、音乐（包括舞蹈等）为主；这和前引各书所说八岁入小学略有出入。（3）十五岁为成童，以学习音乐、射御为主。这时该已入大学，音乐、射御正是大学的主要课程。到二十岁举行“冠礼”后，便为成人，开始学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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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的大学，有两个特点：第一，建设在郊区，四周有水池环绕，中间高地建有厅堂式的草屋，附近有广大的园林。这主要是为了便于练习弋猎，以训练武艺。第二，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贵族子弟在此学习成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必要的知识、技能。当时贵族生活中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有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但是，因为“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故他们实是以礼乐和射御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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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诸子》说“凡国之政事，国子存游倅（萃），使之修德学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礼记·燕义》同。郑注说：“学，大学也；射，射宫也。”射宫就是大学中的厅堂，前后两句，前称“学”，后称“射”，只是行文的变化。《礼记·射义》又说：“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所谓“泽”，即是辟雍的大池；所谓“射宫”，就是辟雍中的厅堂。学校的“校”字，本义也是指射猎练武之场所。后世“校场”一词仍保留这个意思，检阅士兵也称为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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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中，除了举行饮酒礼、射礼以外，还举行献俘的庆功典礼。《礼记·王制》说：“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诗《泮水》也说：“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可知古代献俘的庆功典礼，除了在宗庙举行外，确有在学宫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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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中执教者称为师或夫子。其语意亦与军事射猎有关。《书·牧誓》以师氏和千夫长、百夫长连称，师氏在周朝常简称为师，以师和人名连称则为师某，例如齐国的始祖吕尚，又称师尚父，《诗经·大雅·大明》说：“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又如《大雅·常武》说：“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所说的“大师”，即是武官。故《周礼·师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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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氏，掌以媺（美）诏王，以三德教国子。……居虎门（路寝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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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大学教师由师氏兼任，所以“师”就成为教师的称呼。其主要教学内容，除了射以外，还有乐。乐的教学由乐官担任，因此到西周后期，乐官也开始称为师。到后来，“师”就成为教师的通称，担任教导手工业技术的工官也称为师。“夫子”之称，则最早见于《尚书·牧誓》。《牧誓》开头说：“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康、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结尾说：“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这里的“夫子勖哉”、“勖哉夫子”，很明显都是指前述的各级军官。故黄以周《儆季杂着》的《礼说》卷四先生夫子条说：“夫即千夫长、百夫长之夫。夫子者千夫、百夫以上尊者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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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周朝平行着两个教育系统，一是学校，贵族子弟八岁就离家去上小学，十五岁以上则去上大学，在学校中习礼乐习射御，修成一个贵族子弟所应有的文化教养。这是一个系统，以通识教养教育为主。另一个系统则是家学。贵族往往世袭其职，关于这个职事的知识专业均得自家学，此即“旧法世传之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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