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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述,形式甚多,直引、径用或转引都很常见。如《墨子·兼爱下》引周诗,《明鬼上》引《甘誓》,《管子》说“择士必取好学孝慈”,又见《左传》僖公廿七年赵襄子语,显然也都是传述古语。其他诸子百家说志曰、古云、圣人言等等甚多,大抵均是如此(见下图)。也就是说,各类史官所典守职管之文籍,后来便成为诸子百家奉行或传述的经典。而诸子引用经典、传述经典的方式,大概也就是王官世传其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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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籍引用《尚书》篇数次数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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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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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旧法世传之史”,正是指王官世传其学。如何世传呢?这里不妨来看个例子。晋之“董史”,即历代相传的史官。《左传》昭公十五年周景王说:“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又宣公二年:“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杜预谓董狐为董史之后,不误。盖董史在晋,历数百年,均为史官。而春秋时齐之太史,且有兄弟继承者,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此是兄弟四人,相继为太史也。以上两椿,皆因有弑君之事而偶然记载在《左传》中,其余世袭的太史,因未遇到政变,故亦无此类记载,但依此类推,便可知“世传之史”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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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2月陕西扶风庄白村发现一号窖藏,出土微氏铜器103件,其铭文中述及微氏的世代系统,亦可考知微氏一族七代为史,从武王时开始,经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恭王、懿王到夷王。世传史职的情况,再明显不过了。家学、世传,显然也就是史官之学的基本传承授受状态。这种方式,与周朝另一种公开的公众教育系统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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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针对贵族子弟实施的公众教育,也就是所谓的小学和大学。《大戴礼记·保傅》说:“及太子少长,知妃(配)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又说:“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八岁而出就外舍”,就是入小学;“束发而就大学”,束发谓成童,一般是指十五岁以上。《白虎通·辟雍》说“八岁入学,学书计。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学经籍”,即指此。《礼记·内则》说得更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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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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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儿童教育凡三个阶段:(1)六至九岁在家中学习,学习简单的数字、方名、干支等。(2)十岁“出就外傅,居宿于外”,便是入小学,学习以书记、音乐(包括舞蹈等)为主;这和前引各书所说八岁入小学略有出入。(3)十五岁为成童,以学习音乐、射御为主。这时该已入大学,音乐、射御正是大学的主要课程。到二十岁举行“冠礼”后,便为成人,开始学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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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的大学,有两个特点:第一,建设在郊区,四周有水池环绕,中间高地建有厅堂式的草屋,附近有广大的园林。这主要是为了便于练习弋猎,以训练武艺。第二,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贵族子弟在此学习成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必要的知识、技能。当时贵族生活中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有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但是,因为“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故他们实是以礼乐和射御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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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诸子》说“凡国之政事,国子存游倅(萃),使之修德学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礼记·燕义》同。郑注说:“学,大学也;射,射宫也。”射宫就是大学中的厅堂,前后两句,前称“学”,后称“射”,只是行文的变化。《礼记·射义》又说:“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所谓“泽”,即是辟雍的大池;所谓“射宫”,就是辟雍中的厅堂。学校的“校”字,本义也是指射猎练武之场所。后世“校场”一词仍保留这个意思,检阅士兵也称为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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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中,除了举行饮酒礼、射礼以外,还举行献俘的庆功典礼。《礼记·王制》说:“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诗《泮水》也说:“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可知古代献俘的庆功典礼,除了在宗庙举行外,确有在学宫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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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中执教者称为师或夫子。其语意亦与军事射猎有关。《书·牧誓》以师氏和千夫长、百夫长连称,师氏在周朝常简称为师,以师和人名连称则为师某,例如齐国的始祖吕尚,又称师尚父,《诗经·大雅·大明》说:“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又如《大雅·常武》说:“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所说的“大师”,即是武官。故《周礼·师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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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氏,掌以媺(美)诏王,以三德教国子。……居虎门(路寝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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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大学教师由师氏兼任,所以“师”就成为教师的称呼。其主要教学内容,除了射以外,还有乐。乐的教学由乐官担任,因此到西周后期,乐官也开始称为师。到后来,“师”就成为教师的通称,担任教导手工业技术的工官也称为师。“夫子”之称,则最早见于《尚书·牧誓》。《牧誓》开头说:“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康、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结尾说:“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这里的“夫子勖哉”、“勖哉夫子”,很明显都是指前述的各级军官。故黄以周《儆季杂着》的《礼说》卷四先生夫子条说:“夫即千夫长、百夫长之夫。夫子者千夫、百夫以上尊者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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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周朝平行着两个教育系统,一是学校,贵族子弟八岁就离家去上小学,十五岁以上则去上大学,在学校中习礼乐习射御,修成一个贵族子弟所应有的文化教养。这是一个系统,以通识教养教育为主。另一个系统则是家学。贵族往往世袭其职,关于这个职事的知识专业均得自家学,此即“旧法世传之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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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历史性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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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史职众多,皆秉其家学世传之法执事,也以其法纪录。其典守之档案文书又成为累世不断传述的经典。这样的体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历史意识,正是周朝的文化思想特色,与古印度、古希腊都完全不同。古印度人无历史意识、无历史观、也无史著。希腊文化则是反历史(antihistorical tendenc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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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对本民族的起源很不感兴趣。他们的好奇心只追溯到前几个世纪为止,他们相信自己的祖先是神。柏拉图在《泰米阿斯篇》一书中所说梭伦的一件轶事可以说明这点,他说,梭伦在埃及祭司们提问时,才发现他自己或任何其他希腊人谁也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古代史。埃及祭司说:‘你们希腊人仍处在幼年时期,你们没有从你们祖先那里得到任何古老的教诲,也没有得到任何一门古老的学问。’和埃及人想象所及的漫长的远古回忆比较起来,希腊人所能回顾到的景象就有如小巫见大巫。希腊人的头脑中追溯到的,一点都没有超过特洛伊战争以及在那次战争中那些天生的英雄们”(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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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哲学家都不关心历史,没有人精研历史,历史在教育中也没有确定的地位。仅有的一位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前425),虽创造了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史学,但是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其所创的史学便中断了。当时之史学更是不能取代哲学或宗教,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史学也从无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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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如此呢?首先,希腊人不喜欢写历史,他们感兴趣的是当代之事和过去史事中的细节。所以在古希腊,并无整体历史的叙述,即使叙述了古代史事,所描写的大多也是与历史不相干的事情,譬如酒宴、景色乃至阿喀琉斯的盾牌。被誉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亦是如此。他对一切都感兴趣,他的《历史》充满着鸡毛蒜皮的奇闻轶事。他告诉我们:漂亮的伊利里亚姑娘如何选择丈夫;湖区的居民怎么防止儿童失足落水;埃及人驱除蚊子的办法以及蚊帐形状;波斯国王在旅途中只喝煮沸的开水;亚得利马基第人对付跳蚤的办法;塞西亚人怎样挤马奶等等。然而,对于民族的起源、国家的形成、制度的演变、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希罗多德则很少涉及。换言之,希腊人关注的并非历史,而只是一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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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追求永恒、确定性和事物的有序性,是希腊人的思维特征。他们认为,哲学和科学的使命就是寻求世界的秩序和确定性。不管是泰勒、毕达哥拉斯还是德谟克利特,哲学家们都在寻找世界的本原。这种寻找世界本原的哲学运动,与历史学意义上的寻根完全是两回事。世界的本原不是世界的初始状态,而是世界的内在本质和原因,它所体现的是事物的确定性和秩序,强调的是永恒,而不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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