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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述，形式甚多，直引、径用或转引都很常见。如《墨子·兼爱下》引周诗，《明鬼上》引《甘誓》，《管子》说“择士必取好学孝慈”，又见《左传》僖公廿七年赵襄子语，显然也都是传述古语。其他诸子百家说志曰、古云、圣人言等等甚多，大抵均是如此（见下图）。也就是说，各类史官所典守职管之文籍，后来便成为诸子百家奉行或传述的经典。而诸子引用经典、传述经典的方式，大概也就是王官世传其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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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籍引用《尚书》篇数次数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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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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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旧法世传之史”，正是指王官世传其学。如何世传呢？这里不妨来看个例子。晋之“董史”，即历代相传的史官。《左传》昭公十五年周景王说：“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又宣公二年：“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杜预谓董狐为董史之后，不误。盖董史在晋，历数百年，均为史官。而春秋时齐之太史，且有兄弟继承者，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此是兄弟四人，相继为太史也。以上两椿，皆因有弑君之事而偶然记载在《左传》中，其余世袭的太史，因未遇到政变，故亦无此类记载，但依此类推，便可知“世传之史”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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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2月陕西扶风庄白村发现一号窖藏，出土微氏铜器103件，其铭文中述及微氏的世代系统，亦可考知微氏一族七代为史，从武王时开始，经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恭王、懿王到夷王。世传史职的情况，再明显不过了。家学、世传，显然也就是史官之学的基本传承授受状态。这种方式，与周朝另一种公开的公众教育系统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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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针对贵族子弟实施的公众教育，也就是所谓的小学和大学。《大戴礼记·保傅》说：“及太子少长，知妃（配）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又说：“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八岁而出就外舍”，就是入小学；“束发而就大学”，束发谓成童，一般是指十五岁以上。《白虎通·辟雍》说“八岁入学，学书计。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学经籍”，即指此。《礼记·内则》说得更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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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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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儿童教育凡三个阶段：（1）六至九岁在家中学习，学习简单的数字、方名、干支等。（2）十岁“出就外傅，居宿于外”，便是入小学，学习以书记、音乐（包括舞蹈等）为主；这和前引各书所说八岁入小学略有出入。（3）十五岁为成童，以学习音乐、射御为主。这时该已入大学，音乐、射御正是大学的主要课程。到二十岁举行“冠礼”后，便为成人，开始学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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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的大学，有两个特点：第一，建设在郊区，四周有水池环绕，中间高地建有厅堂式的草屋，附近有广大的园林。这主要是为了便于练习弋猎，以训练武艺。第二，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贵族子弟在此学习成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必要的知识、技能。当时贵族生活中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有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但是，因为“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故他们实是以礼乐和射御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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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诸子》说“凡国之政事，国子存游倅（萃），使之修德学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礼记·燕义》同。郑注说：“学，大学也；射，射宫也。”射宫就是大学中的厅堂，前后两句，前称“学”，后称“射”，只是行文的变化。《礼记·射义》又说：“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所谓“泽”，即是辟雍的大池；所谓“射宫”，就是辟雍中的厅堂。学校的“校”字，本义也是指射猎练武之场所。后世“校场”一词仍保留这个意思，检阅士兵也称为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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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中，除了举行饮酒礼、射礼以外，还举行献俘的庆功典礼。《礼记·王制》说：“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诗《泮水》也说：“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可知古代献俘的庆功典礼，除了在宗庙举行外，确有在学宫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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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中执教者称为师或夫子。其语意亦与军事射猎有关。《书·牧誓》以师氏和千夫长、百夫长连称，师氏在周朝常简称为师，以师和人名连称则为师某，例如齐国的始祖吕尚，又称师尚父，《诗经·大雅·大明》说：“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又如《大雅·常武》说：“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所说的“大师”，即是武官。故《周礼·师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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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氏，掌以媺（美）诏王，以三德教国子。……居虎门（路寝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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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大学教师由师氏兼任，所以“师”就成为教师的称呼。其主要教学内容，除了射以外，还有乐。乐的教学由乐官担任，因此到西周后期，乐官也开始称为师。到后来，“师”就成为教师的通称，担任教导手工业技术的工官也称为师。“夫子”之称，则最早见于《尚书·牧誓》。《牧誓》开头说：“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康、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结尾说：“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这里的“夫子勖哉”、“勖哉夫子”，很明显都是指前述的各级军官。故黄以周《儆季杂着》的《礼说》卷四先生夫子条说：“夫即千夫长、百夫长之夫。夫子者千夫、百夫以上尊者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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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周朝平行着两个教育系统，一是学校，贵族子弟八岁就离家去上小学，十五岁以上则去上大学，在学校中习礼乐习射御，修成一个贵族子弟所应有的文化教养。这是一个系统，以通识教养教育为主。另一个系统则是家学。贵族往往世袭其职，关于这个职事的知识专业均得自家学，此即“旧法世传之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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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170728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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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历史性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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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史职众多，皆秉其家学世传之法执事，也以其法纪录。其典守之档案文书又成为累世不断传述的经典。这样的体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历史意识，正是周朝的文化思想特色，与古印度、古希腊都完全不同。古印度人无历史意识、无历史观、也无史著。希腊文化则是反历史（antihistorical tendenc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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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对本民族的起源很不感兴趣。他们的好奇心只追溯到前几个世纪为止，他们相信自己的祖先是神。柏拉图在《泰米阿斯篇》一书中所说梭伦的一件轶事可以说明这点，他说，梭伦在埃及祭司们提问时，才发现他自己或任何其他希腊人谁也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古代史。埃及祭司说：‘你们希腊人仍处在幼年时期，你们没有从你们祖先那里得到任何古老的教诲，也没有得到任何一门古老的学问。’和埃及人想象所及的漫长的远古回忆比较起来，希腊人所能回顾到的景象就有如小巫见大巫。希腊人的头脑中追溯到的，一点都没有超过特洛伊战争以及在那次战争中那些天生的英雄们”（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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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哲学家都不关心历史，没有人精研历史，历史在教育中也没有确定的地位。仅有的一位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前425），虽创造了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史学，但是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其所创的史学便中断了。当时之史学更是不能取代哲学或宗教，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史学也从无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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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如此呢？首先，希腊人不喜欢写历史，他们感兴趣的是当代之事和过去史事中的细节。所以在古希腊，并无整体历史的叙述，即使叙述了古代史事，所描写的大多也是与历史不相干的事情，譬如酒宴、景色乃至阿喀琉斯的盾牌。被誉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亦是如此。他对一切都感兴趣，他的《历史》充满着鸡毛蒜皮的奇闻轶事。他告诉我们：漂亮的伊利里亚姑娘如何选择丈夫；湖区的居民怎么防止儿童失足落水；埃及人驱除蚊子的办法以及蚊帐形状；波斯国王在旅途中只喝煮沸的开水；亚得利马基第人对付跳蚤的办法；塞西亚人怎样挤马奶等等。然而，对于民族的起源、国家的形成、制度的演变、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希罗多德则很少涉及。换言之，希腊人关注的并非历史，而只是一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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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追求永恒、确定性和事物的有序性，是希腊人的思维特征。他们认为，哲学和科学的使命就是寻求世界的秩序和确定性。不管是泰勒、毕达哥拉斯还是德谟克利特，哲学家们都在寻找世界的本原。这种寻找世界本原的哲学运动，与历史学意义上的寻根完全是两回事。世界的本原不是世界的初始状态，而是世界的内在本质和原因，它所体现的是事物的确定性和秩序，强调的是永恒，而不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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