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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41 史官史职众多,皆秉其家学世传之法执事,也以其法纪录。其典守之档案文书又成为累世不断传述的经典。这样的体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历史意识,正是周朝的文化思想特色,与古印度、古希腊都完全不同。古印度人无历史意识、无历史观、也无史著。希腊文化则是反历史(antihistorical tendenc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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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43 希腊人“对本民族的起源很不感兴趣。他们的好奇心只追溯到前几个世纪为止,他们相信自己的祖先是神。柏拉图在《泰米阿斯篇》一书中所说梭伦的一件轶事可以说明这点,他说,梭伦在埃及祭司们提问时,才发现他自己或任何其他希腊人谁也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古代史。埃及祭司说:‘你们希腊人仍处在幼年时期,你们没有从你们祖先那里得到任何古老的教诲,也没有得到任何一门古老的学问。’和埃及人想象所及的漫长的远古回忆比较起来,希腊人所能回顾到的景象就有如小巫见大巫。希腊人的头脑中追溯到的,一点都没有超过特洛伊战争以及在那次战争中那些天生的英雄们”(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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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45 希腊哲学家都不关心历史,没有人精研历史,历史在教育中也没有确定的地位。仅有的一位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前425),虽创造了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史学,但是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其所创的史学便中断了。当时之史学更是不能取代哲学或宗教,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史学也从无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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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47 为什么会如此呢?首先,希腊人不喜欢写历史,他们感兴趣的是当代之事和过去史事中的细节。所以在古希腊,并无整体历史的叙述,即使叙述了古代史事,所描写的大多也是与历史不相干的事情,譬如酒宴、景色乃至阿喀琉斯的盾牌。被誉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亦是如此。他对一切都感兴趣,他的《历史》充满着鸡毛蒜皮的奇闻轶事。他告诉我们:漂亮的伊利里亚姑娘如何选择丈夫;湖区的居民怎么防止儿童失足落水;埃及人驱除蚊子的办法以及蚊帐形状;波斯国王在旅途中只喝煮沸的开水;亚得利马基第人对付跳蚤的办法;塞西亚人怎样挤马奶等等。然而,对于民族的起源、国家的形成、制度的演变、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希罗多德则很少涉及。换言之,希腊人关注的并非历史,而只是一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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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49 其次,追求永恒、确定性和事物的有序性,是希腊人的思维特征。他们认为,哲学和科学的使命就是寻求世界的秩序和确定性。不管是泰勒、毕达哥拉斯还是德谟克利特,哲学家们都在寻找世界的本原。这种寻找世界本原的哲学运动,与历史学意义上的寻根完全是两回事。世界的本原不是世界的初始状态,而是世界的内在本质和原因,它所体现的是事物的确定性和秩序,强调的是永恒,而不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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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51 相对来看,中国自黄帝以来,即有史官的设立,即使迟一点说,商周皆有史官,而且史官的数目相当可观,从中央到地方都设史官,一直到清代,中国没有一代没有史官。这是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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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53 而且中国远古史官的纪事,是源于历史的兴趣,是为了绵延历史。且中国的史官神圣独立、正直不屈,其纪事遵守共同必守之法,“君举必书”、“书法不隐”。君王无法操纵历史,史官负有神圣的历史使命,直书当代所发生的事件,这是对历史负责任,也显示一种极浓厚的历史观念。他们留下的大量历史文献,又强化了历史对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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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55 商周时期更弥漫着以历史作鉴戒的观念。如《尚书·召诰》云:“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诗经·节南山》云:“国既卒斩,何用不监。”《诗经·文王》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诗经·荡》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召诰》是西周初年的作品,《节南山》、《文王》、《荡》诸篇,属于《小雅》及《大雅》部分,作于西周初年到东周初年,可知以历史作鉴戒的观念在殷周已极流行,形之于诗歌、载之于誓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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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57 史官又是文献的保存者。《国语·周语上》记周厉王时邵公云:“……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周书《楚语上》记卫武公事迹,也说:“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都表明史官确有藏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曾适周,向他问礼。《孔子世家》也有鲁南宫敬叔与孔子适周,见老子问礼的故事。《十二诸侯年表》序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严氏春秋》引《观周篇》还有孔子与左丘明“如周,观书于周史”的说法。尽管这些记载的确切性尚有争议,在史官处可以观书却应系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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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59 由于历史意识强烈,因此古史官有时弃国出奔,抱史而行,“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这似乎又是后来人说“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历史观念的远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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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61 相对于希腊人不重史而重永恒,中国的史官之学最重视“通古今之变”,其学以春秋和易为要。《左传》昭公二年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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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63 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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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65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周史以《周易》见陈侯,筮遇《观》之《否》,解释说:“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昭公五年,叔孙穆子生时,其父得臣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卜楚丘论云:“明夷,日也。……明夷之谦,明而未融……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于人为言,败言为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这些也都是对《易象》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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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67 可以推想,在《易传》撰成以前,已经存在类似的讲卦象的书籍,供筮者习用。这种书是若干世代筮人知识的综合,对《易》有所阐发,是后来《易传》的一项来源和基础。《左传》记韩起所见《易象》,应该就是这样一类书,系鲁人所作所传,有其独到之处,以至韩起在太史氏处见后顿生赞叹的心情。太史之学,无疑即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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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72 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1707283803]
1707285473 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第九讲 用思:思维模式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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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75 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1707283804]
1707285476 一 思维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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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78 (一)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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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80 由周代《诗》、《书》、《礼》、《易》及其他相关典籍来观察,中国人的一些基本思维模式,到此时大抵定型,后世通常都仍利用这些思维在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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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82 其一是“本—末”的思维模式。也就是凡事以本末来进行价值判断,主要且重要的部分称为本,不重要的、附属的称为末。两者间又有连带关系,如果掌握了本,末也就不必太予理会而自然得以掌握。反之,若凡事只注意到末节,就会失落了根本。例如《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左传》桓公二年“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庄公元年“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后主衷焉。不知基本,不谋;知本不知枝,弗强。《诗》曰:本枝百世”,这些都是本末思维的例证。以树木作类比,本是根,末是枝叶。一事之中,何者为本,何者为末,则须由作此类比的人来作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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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84 稍后的文献和战国诸子的言论中,遍布着这些思维模式的痕迹。如儒家文献《论语·学而》“孝悌者也,其为人之本欤”,《礼记·礼器》“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哀公问》“礼,其政之本欤”、《礼运》“礼,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礼必本于天”、《郊特牲》“万物本于天”、《大学》“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乡饮酒义》“经之以天地,纪之以日月,参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都是。道家文献,如《老子》说“万物芸芸,各归其根”(十六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廿六章),庄子说“请循其本”,亦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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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86 重根本而轻枝末,故本是君、是一、是静、是源、是宗、是母、是根、是主、是先,末是臣、是多、是动、是派、是子、是流、是枝叶、是从。本末之间,形成这样一种“关系”,因此这是关系性的思维。针对一事一物,寻绎其内在之主从、轻重关系,而以“本—末”界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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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88 “本—末”就是这么一个思想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中国人会说做事勿舍本逐末、本末倒置,会强调根深才能柢固,会说某些事是一本万殊、源远益分,又说应强干弱枝,而不可令枝大而根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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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5490 与此框架相类的,是“纲—目”、“母—子”、“源—流”、“主—从”、“一—多”、“先—后”、“静—动”、“根—枝”、“君—臣”、“质—文”、“正—变”、“重—轻”、“宗—派”等等类似的思维模式。纲举则目张,源亦为本,流亦为末。论事者,须观澜而索源、振叶而寻根,举纲维而张网目。本为主、末为从,纲为主、目为从,这不但是观物、思维之法,也是中国人所强调的做事态度。如老子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三九章),“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五九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是以圣人执一为天下牧”(廿二章),“载营魄抱一”(十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十六章),五千言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如何运用这个框架来构思。可以说,在后来兴起“体—用”、“表—理”等思维模式之前,这是最常见、使用最广的架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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