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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物昭庸，采饰显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顺，容貌有崇，威仪有则，五味实气，五色精心，五声昭德，五义纪宜，饮食可餐，和同可观，财用可嘉，则顺而建德。（《国语·周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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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礼记·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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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言论，也是不胜枚举的。系物以数，而论事理，后来在以两仪、三才、四季、四方、五行、六合、七音、八风、九歌、十二月、十二律、廿四气相比配方面，越来越形成为一个庞大的系统，正是此一思维模式之推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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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思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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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思维模式与希腊传统是极为不同的。例如从巴门尼德斯区分真理与俗见、柏拉图区分理型世界与现实感官世界以来，在存有论上有真实与虚假之分，在价值论上有价值真假之分。依这个两分的模式，大抵把世界划分成一个真实且具永恒或完美性（perfectio）的本体界和另一个较不真实也较不完美的感官界。这种二分模式，或称为两领域定理（zweisphärenthenorem，指本体与现象之分），自柏拉图以降，可谓一脉相承，影响深远，至康德，才将之翻转，认为现象界是真实的，本体才是一种权宜概念（problematischer begriff），并非实相。但这虽逆转了柏拉图以来的真假区分与价值判断，且谓柏拉图硬说现实世界虚妄不实是自作孽（selbst schuldig），可是整个二分的模式并未突破。本体与现象之分，依然是西方最重要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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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柏拉图说，先有床的理念，才有具体的床。后来亚里士多德再区分：床有质料部分和形式部分。兹先谈这种二分。二分的思维，就是将物事一分为二，A与非A；A之中再分成A-1、A-2，非A也可再分为二，一直分下去。这是整个分类学的基础，也是逻辑的起点。因为A与非A，形成“矛盾律”；其间并无另一物，两者为相排斥的穷尽关系，则是“排中律”。依此二分之法，主客分了，理性与感性分了，本质与现象分了，一般与个别也分了。主体之中，又可再分为心灵与身体；客体事相，亦可分为实体与属性。凡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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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分之下，界定或描述所分的两个部分，则有本体与现象、质料与形式、主体与客体、真实与虚假等。运用这样的二分以及这类区分二者的语词，西方思想家以此思维着事物、论析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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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二分法以及两领域论述之外，希腊传统在思维上还广泛运用范畴（category）。运用范畴，主要是用以描述自然世界。据亚里士多德之见，描述事物时可用十个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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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是什么？）（实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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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什么大小？）（形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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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什么性质？）（形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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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什么关系？）（形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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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什么地方？）（副词）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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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什么时候？）（副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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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什么姿态？）（动词）关身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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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具体什么？）（动词）完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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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做什么行动？）（动词）主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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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接受什么行动？）（动词）被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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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个范畴，后来成为西方思维并描述物事时的重要方法，也有些人予以损益，发展了不少引申范畴（predicables），形成一个陈述网路，对西方经验科学的发达极具影响，甚且被认为是人类普遍具有的内在化的“认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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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样的认识能力，并不是所有人类都具有的或该具有的。因为认识或表述世界的方法，正因文化不同而有所差异。在不同文化传统中或不同时代中，人可以“看”到意义不同的“世界”，因为看的方法本来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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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上述中国在春秋时期即已具有的思维模式，大抵也是两分，例如“本—末”、“阴—阳”、“始—终”均是两分。然而两分皆不涉及价值上的真假，而是性质上的比较。较重要者为本，较不重要者为末；较偏于刚者为阳，较少刚者就是柔、是阴。因此既非真假，亦非相对立、互排斥之两端。且是相依相待相需而成：物极者必反，始卒则若环；攻乎异端，乃得中庸。这些都迥异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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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倾向于对事物作确定的描述，是客观性的说明。我们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则重在体会事物内部之关系。这也是中西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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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国人思维的人，都晓得中国人办事时有多么讲究人际关系。其实中国人面对任何事务都是如此，着重于去体察、体会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或事物内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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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认定，有许多地方，非十范畴所能奏功，须恃乎体察。因此中国人俗话说“找关系”，关系确实是找出来的。一件事的本末、轻重、终始、阴阳或者与什么数相系，每个人的认定都会不同。前引《左传》庄公六年说凡事“必度于本末，而后立衷焉”，度，就是仔细揣量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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