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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风化”的三种形式均是无性生殖，这同“圣灵感孕”的单性生殖实质是一样的。雌与雄之间并无肉体上的结合却能受孕生殖，风之媒介作用在这里显然至关重要。可知“牝牡相诱谓之风”的古训渊源有自。汉字“风”为何从“虫”，也当由此风化故事去理解。《说文》说“风”是：“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从虫，凡声。”王充《论衡》也说：“夫虫，风气所生。仓颉知之，故凡、虫为风字。取气于风，故八日而化。”虫是各种生物的代称。风动虫生，就是说风动而万物化生，物皆取气于风，因风而有生气。此风由神所出，或代表着神。这是风与神的关联。后世也有结合为“风神”用以形容人的精神生命状态，如云某人风神俊朗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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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则如《老子》说的：“其中有精。”这个观念，是由风所代表的牝牡交合生化万物意义中转出的。牝牡交合，要能化生后裔，必须其中有精。精，就是生命的元素。后世讲“精、气、神”，教人藏精养气以葆命，都本于这一观念。《难经·第三十六难》云“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元气之所系也”，则说明命门是全身精气和神气所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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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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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至今还常用“声气相通”这个词来说人与人之间颇有关系。而声与气本来就是相通的，古人亦本于此而发展出“声教”，重视声音在沟通神人、协和百姓方面的作用。《礼记·郊特牲》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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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气、血、腥、焰，祭用气也。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阙，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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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用气，其后继之以声。声为什么可以告于天地之间呢？古有伏羲氏作瑟，造《驾辩》之曲（《楚辞·大招》王逸注）的记载，有夏禹之子启从天神处带回《九辨》、《九歌》（《山海经·大荒西经》）的说法，也有黄帝命伶伦定乐律，造作十二律管的传说（《吕氏春秋·仲夏记·古乐篇》）。这些都表明音乐能够沟通圣俗二界并维系神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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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那》：“全诗辞意与周之《有瞽》备举诸乐以成文者，亦复相类。第彼以作乐合祖，‘永观厥成’，是乐之终；以此声音诏神，冀其来享，是乐之始。”又引陈祭泰语云：“商人尊鬼而尚声。声者，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声召风，风召气，气召神。惧其杂而集焉，则有汤孙之思矣。思者，气之精者也。鬼神非其类也，不至；心有精气而借声以召之，神无不格矣。”陈氏讲得很好。声召风，风召气，气召神，在风声神气的关联中，殷人尊鬼而尚声才显得那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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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周朝，这种情形亦无改变，仍是以声教。只不过，声教的内容，从宗教扩及到了教育（教这个字本来就兼有这两种意涵），一方面以声乐致鬼神，一方面以声乐教国子。《周礼·春官》中的大司乐之职，即掌此工作：“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磐》《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以和邦国，以谐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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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这些工作的，是一批盲人。其中，“瞽蒙”的职司是音乐与诗歌的整理及其教育。关于宗教礼仪方面的活动，由盲乐官的首长“大师”主持，其状况据《春官》所述，大抵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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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和阴阳之声。……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征、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大祭祀。帅瞽登歌，令奏击拊。下管播乐器，令奏鼓朄。大飨，亦如之。大射，帅瞽而歌射节。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大丧，帅瞽而作柩谥。凡国之瞽蒙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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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礼记·文王世子》讲到国家级教育体制时也有“礼在瞽宗，书在上庠”之说。郑注：“瞽宗，殷学名。上庠，虞学名。”又《礼记·明堂位》在排比三代官学之名称时亦云：“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学也。泮宫，周学也。”郑注：“瞽宗，乐师瞽蒙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于此祭之。”郑注依据的是《周礼·春官·大司乐》中的说法：“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注云：“道，多才艺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乐教胄子是也。死则以为乐之祖，神而祭之。郑司农云：‘瞽，乐人，乐人所共宗也。或曰：祭于瞽宗，祭于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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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追述中不难看出，我国最初的国家教育体制，是以盲乐师为中心的非文字传授的诗歌礼乐之教。这些人，不仅是宗教知识的传授者，本身亦是以音声为手段，沟通神人、调节宇宙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圣者。他们生前是神的代言人，死后则被进一步神化，获得“瞽宗”或“神瞽”之称。这种名称在殷商时代又成了宗庙和学校的代称。周虽不用瞽宗称呼学校，但瞽者的地位与作用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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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声歌与声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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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孔子所希望的以诗、礼、乐三方面的教养而达成的人格培育，在早期原本就是由盲瞽推动的声教。因古时候诗乐不分、礼乐亦不分，故诗、礼、乐三者原为一个统一体，即由非文字的语音符号（诗歌）、音乐符号（乐）和身体动作符号（舞→礼），综合表现出来的宗教活动和教育方式：“凡国之小事用乐者，令奏钟鼓。凡乐成，则告备。诏来瞽皋舞。及彻，帅学士而歌彻。令相。”（《周礼·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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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教育之外，盲人在朝政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其职能之一即主持王政礼乐，据《周礼·春官·叙官》云：“大师，下大夫二人；小师，上士四人；瞽矇（蒙），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郑注：“凡乐之歌，必使瞽矇为焉。命其贤知者以为大师、小师。”自大师至下瞽皆为王朝乐官，规定人数共达306人，另外有300人之众的眡瞭，也就是专为辅助盲乐师们而设的视力正常的助手，合起来总共606人。人数如此众多，足以显示实际政治行为中礼乐仪制的重要性，与后世礼乐为装饰而无足轻重的情况，实有天渊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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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在礼乐政治中，礼官、乐官并不是仪式性的，均有实质政治权力的功能，故《国语·周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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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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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是天子听政的多种渠道。十二种信息咨询渠道之中，由盲官主持的就多达五种：瞽献曲、师箴（师亦为盲官）、瞍赋、蒙诵和瞽史教诲。瞽者近乎参谋或师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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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的记载很多，《国语·晋语》引范文子语：“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这里的工便多是乐工、瞽蒙。又《楚语》引卫武公所言在朝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一段后说：“……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监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蒙不诗诵，以训御之。”《左传》襄公十四年也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汉书·贾谊传》说：“瞽史诵诗，工诵箴谏。”贾谊《新书·保傅》说：“天子有过，史必书之，……于是有进膳之旌、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凡此诸说，都显示了瞽者在匡辅王政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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瞽蒙作为“声教”（语出《尚书·禹贡》）的主要运作者，以有韵的或合乐的歌诗传播礼乐教化，自殷之瞽宗至汉之乐府，一千多年间不断。这对于我国诗歌普及且持久流行，实在是功不可没。中国文学从开始就侧重在抒情文学方面，而叙事性的散体文学则相对晚熟，亦与此有关。刘师培说“歌谣而外，复有史篇，大抵皆为韵语。言志者为诗，记事者为史篇。史篇起源，始于仓圣。周观之制，太史之职，掌谕书名。而宣王之世，复有史籀作《史篇》。书虽失传，然以李斯《仓颉篇》、史游《急就篇》例之，大抵韵语偶文，便于记诵，举民生日用之字，悉列其中。……盖古代之时，教曰‘声教’，故记诵之学大行，而中国词章之体，亦从此而生。诗篇以降，有屈、诵楚词，为词赋家之鼻祖”，即讲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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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训之例，亦肇端于声教全盛之时，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叙》说：“流求佴贰，例启周公，干健坤顺，说畅于孔子。仁者人也、谊者宜也，偏旁依声以起训；邢者侀也、侀者成也，展转积声以求通。此声教之大凡也。寖寻乎汉世，间见于纬书，韩婴解《诗》、班固辑论，率用斯体。宏阐经术，许郑高张之伦，弥广厥恉。逮刘成国之《释名》出，以声为书，遂为经说之归墟，实亦儒门之奥键已。”声训，就是利用声音寻找意义关联，例如：《易·序卦》曰“蒙者，蒙也；比者，比也”，这是以本字释本字；《易·说卦》曰“乾，健也，坤，顺也”，这是以音近字作解释；《易·彖卦》曰“咸，感也”、“夬，决也”、“兑，说也”，则是以声母与形声字互释。这都叫声训，是我国释义学中一个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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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歌诗传统与释义方法传统，均系殷周“声教”所开，在后世文字系统越来越占优势的时代，仍持续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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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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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教希望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呢？什么声才是最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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