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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062 所谓轴心期,在拉索尔克思(Lasaulx)和维克多·冯·施特劳斯(Victor Von Strauss)的著作中已讨论到。雅斯培更予以发挥,他认为:世界各大文明在战国同一时期内都共同经历了一场哲学的突破。在中国,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列子等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印度出现了《奥义书》(Upanishads)和佛陀(Buddha),探究了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虚无主义等哲学之可能性。伊朗有锁罗亚斯德,巴勒斯坦有以利亚(Elijah)、以赛亚(Isaiah)、耶利米(Jeremiah)、以赛亚第二(Deutero-Isaiah),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巴门尼德斯、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及许多悲剧作者。在这数个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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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064 除了跨地域共同出现大批哲人外,轴心期还有如下几个特点:(1)轴心期结束了几千年古代文明。前轴心期文化,像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河流域文化和中国土著文化,其本身规模可能十分宏大,但却没有显示出某种觉醒的意识。与轴心期相比,古老的文化似乎罩上了面纱,人仿佛仍未真正苏醒过来。(2)任何未同轴心期获得联系的民族仍保持“原始”状态,继续过着已达几十万年的非历史生活。(3)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花。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故这个时代产生了至今仍在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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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066 为什么轴心时期能有如此宏大之影响呢?雅斯培说: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三个地区的人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们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们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们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这一人性的全盘改变,可称为“精神化”。人不再封闭在自身之中。他们变得不能确定自己,因此向新的无限进行探索。“哲学家”首次出现了。人敢于依靠个人自身。中国的隐士和云游哲人、印度的苦行者、希腊的哲学家和以色列的先知,尽管其信仰、思想内容和内在气质迥然不同,但都统统属于哲学家之列。人证明自己有能力,从精神上将自己和整个宇宙进行对比。他们在自身内部发现了将他们提高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这些信念和教义虽然途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人能够在整体内不断地意识到自己而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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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068 这个历史解释看起来有趣,但到底说明了什么呢?三大文明,除了时间上相近外,有什么相似或相同的性质吗?而所谓时间的相近,不恰好就是把孔子以前划为原始神话时代所致吗?假若我们认为殷周文明并不能视为原始蒙昧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就不能描绘成是一个精神飞跃的时代。换言之,轴心时期云云,根本是为符合结论而制造出来的。因为之前是不自觉的蒙昧时期,所以春秋战国才有一精神性的飞跃;因为春秋战国有一场哲学的突破,故前此又必须是蒙昧原始时期。这不是自我循环论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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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070 其次,所谓精神性的飞跃或哲学的突破,指的是人的意识自觉。但,人的意识自觉,这个观念根本就是西方的,具有希腊式或现代性之特征,能用以解释中国或印度的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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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072 而且,介绍者往往不晓得雅斯培描述轴心时期的用意何在。他可不是要谈古代史,而是要利用一个“世界历史的结构”来指明人类未来应循之道路。这个道路是什么?就是西方现在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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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074 雅斯培认为,人类在轴心时期,其实就已在大同中存了小异。西方一些特殊的文化质素,即是后来可以产生现代文明的种子。现代科学技术不产生于中国印度,而产生于欧洲,即证明了:“那最终在科学中显现自己的东西,在轴心期已经作为胚胎存在了。”所以,“科学技术的根源,与日耳曼、罗马民族一起奠定。由于科学技术,这些民族完成了历史的突变,他们开始了真正世界性的、全球的人类历史。只有这些民族,才仍然能在决定人类命运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详见Karl jaspers,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New Har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也就是说,轴心期只是第一度的世界历史同一结构,未参与轴心期哲学突破的民族都落伍了,永远停留在原始阶段。而参与轴心期突破的民族,现在又皆耗尽了轴心期以来创辟的资源,如中国、印度俱已衰颓。只有欧洲,因具有“西方的特殊性”,所以才能一枝独秀。这样的文明,才能成为世界史真正的方向,为全人类发挥作用,成为普遍的。于是,世界都走向西方式,就成为再一度的世界历史同一结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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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076 此等论调,岂不荒谬?雅斯培还有其他诸般荒谬,例如他说“与西方相比,中国和印度没有正史”。就不必再谈了。论者徒摭拾其轴心期之说,却未审其立说之底蕴,竟持此以描述吾国思想史,殊欠考虑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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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078 而轴心期这类说法,之所以会被接受,跟“截断众流”、“周文疲弊”诸说会流行一样,又都是现代性社会历史观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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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080 现代社会的自我定位,本来就是依历史断裂观,把现代社会形容成是由传统社会变革而成的,所以与传统有着断裂的关系。传统代表蒙昧,现代则是理性、民主、科学、工业化的。所谓轴心期或截断众流云云,其实也就是这样的关系在古代的再现:文明在变革以前,甚为平庸,甚且停留在人的自我意识尚蒙昧不清的阶段;变革以后,精神自我醒觉了,遂产生了飞跃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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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082 历史当然不会是这样的。我们讲历史的人,要“通古今之变”。通变,就是不能只知变而不能通其变,若知变而不知常,即不能通矣!何况,在雅斯培所说的轴心期以前,周文王、武王、周公所开之文明,早已“郁郁乎文哉”,或如孔子所赞叹,是“尽善尽美”了。吾人能用截断众流之法去抽刀断水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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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084 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1707283818]
1707286085 三 集大成的创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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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087 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来说,周公所代表的周文化即为其拥有之传统。他们的变,乃是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变。同理,周公也是本于夏商之传统而予以斟酌损益之。有因有革,革本于因,因出于革,又遂以革为因,因革损益,是整体滚在一块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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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089 这时,传统、现在、未来,也是合在一起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所谓传统,既指所因之夏礼殷礼,也指商周依本身当时之价值判断而作的损益抉择,所形成之殷礼周礼。殷礼周礼在商周被当成时代之典制,而同时也具有传统之性质。其作用则又非只用以缅怀既往,乃是用以示人以一条可往前走下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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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091 于是,传统以过去为导向,过去被用来对现在施加重大影响。早已约定俗成的东西(礼俗)被当做集体决策和个人行为的重要标准。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乃是一种途径。通过它,过去在现在中生活着,从而塑造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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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093 传统不只是风俗,也不是任何信仰与实践的特定制度,而是使信仰和实践能够被组织起来的一种惯例。它内在地充满了意义,因为它含有规范的、道德的或情感的内容,因而具有约束性和控制性的特征。它所体现的,不仅是一个社会做了什么,而且体现了这个社会“应当”做什么。传统的这种道德性,为坚持它的人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和方向性。传统同时也可以区别彼此,知礼守礼的人是“自己人”,不知礼的是异文化的“他者”。对于内部人而言,传统是维系个人身份并与更广泛社会身份相联系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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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095 这样一种传统,完全可以“礼”这个字来概括,这是因为典章制度乃至仪式,是传统中强制性的内容,它所注入的是一套庄严的神圣性实践,其功能不仅在于维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续性,而且也为个体生存提供了安慰机制、为区域内的人际关系提供了信任机制。故若整体说夏文化、殷文化、周文化,就说夏礼、殷礼、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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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097 当然,若细说,周礼之因革于夏商者,也是可以辨识出来的。例如《逸周书·世俘》说“文考修商人典”,讲文王修商人之典籍或学着商人修典籍。《周书·多士》载周公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强调殷革夏命,载在其典册。殷的典册之多,确实是周所羡慕的。因为周人初始本无文字,当然不会有典册。故周人在文王以前之历史,皆为传说,今出周原甲骨,纪事亦不出文王以前。后来周开始使用文字了,用的即为殷人之文字。周人采用了殷人文字后,随即也吸收了殷人作典作册的文化,且发扬光大之。周公强调殷人册典之语,适可印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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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099 文字的使用、记载,以及典册化、历史化(把殷革夏命的“史实”系于典册有征的“史载”),表明周人的历史意识继承于殷而又有所增强。靠着这种历史意识,商周之革命便被解释成是沿续而非替代。周之代兴,不再是异族消灭殓覆了殷商。商与周,被解释成同一族的两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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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101 商人以契为始祖,周人以稷为始祖。但在周文王时,已祭成汤、太甲等商人先祖,周原甲骨中多有证据。为什么周人竟祀商人祖先呢?《国语·鲁语上》有个记载说:“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鲁为周公之后,故此语应即代表周人正统观点,亦即把周人的族属关系放在一个更大更长远的历史脉络中去看,于是商与周均非孤立的两个族,乃是可以上接舜与帝喾之胤的血统。舜与帝喾,按《鲁语》又都可以再往上追溯到黄帝。这样与殷商攀亲戚,起初也许是不得已的,但自文王时已如此做了,后来索性将它攀个彻底。于是从黄帝以下,喾舜夏商周遂串成一个整体的历史,周也成为这个久远传统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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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103 不但在世系上牵联于商之先祖,周公行事也颇仿商王。例如《商书·汤诰》中谈到商有天灾,汤以自己作牺牲奉祭,向上天祷告“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意思是说若老天要降罪,就罚我一个人好了。周人在克商之后第二年,武王生病不愈,周公去祝祷,也一样,说请由我代死好了:“惟尔元孙某遘厉疟疾,若尔之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这篇祷辞,还曾封起来,藏在金缄的柜子里,那就是收入《周书》的《金縢》篇。这样的举措与祝辞,显示周公并不像后人所以为的那么人文性,其奉天翦商之际,同时也继承了商人“率民以事鬼”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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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105 周公与文王一样,都强调天、天命的德性义,说人须以德奉天。但这也只是发扬着商人的看法,《商书·咸有一德》就曾说:“惟天降灾祥,在德。”此虽伪篇,其语固不伪也。试看《汤誓》,汤对自己起兵革命的解释是:“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此与《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都可证明天命观本是商人的观念,上天降命,有德者获佑、无德者获咎。后来周人革命,当然据此而更强调之。所以像周公《多士》说“向于时夏,弗克庸帝,大淫逸有辞,惟时天罔念闻,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在令后嗣王,诞丕显于天,显民祇。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不就像《汤誓》的续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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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107 另外,《洛诰》云:“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这个王,是成王。成王即位,建新邑,却仍用殷礼。且据郑玄注说:“伐纣以来,皆用殷之礼乐,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礼作乐之后,也未立刻改变,“仍令用殷礼者,欲待明年即取告神受职,然后颁行周礼”。可见周朝对殷礼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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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86109 在上述种种情况下,立基于殷礼而建立起来的新制(周礼),才可能迅速被人接受。周的“革命”也才形成为一种非断裂式的继承性创新。因与革、损与益同时存在,成了中国后来文化变迁的主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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