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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在世系上牵联于商之先祖,周公行事也颇仿商王。例如《商书·汤诰》中谈到商有天灾,汤以自己作牺牲奉祭,向上天祷告“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意思是说若老天要降罪,就罚我一个人好了。周人在克商之后第二年,武王生病不愈,周公去祝祷,也一样,说请由我代死好了:“惟尔元孙某遘厉疟疾,若尔之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这篇祷辞,还曾封起来,藏在金缄的柜子里,那就是收入《周书》的《金縢》篇。这样的举措与祝辞,显示周公并不像后人所以为的那么人文性,其奉天翦商之际,同时也继承了商人“率民以事鬼”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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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与文王一样,都强调天、天命的德性义,说人须以德奉天。但这也只是发扬着商人的看法,《商书·咸有一德》就曾说:“惟天降灾祥,在德。”此虽伪篇,其语固不伪也。试看《汤誓》,汤对自己起兵革命的解释是:“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此与《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都可证明天命观本是商人的观念,上天降命,有德者获佑、无德者获咎。后来周人革命,当然据此而更强调之。所以像周公《多士》说“向于时夏,弗克庸帝,大淫逸有辞,惟时天罔念闻,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在令后嗣王,诞丕显于天,显民祇。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不就像《汤誓》的续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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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洛诰》云:“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这个王,是成王。成王即位,建新邑,却仍用殷礼。且据郑玄注说:“伐纣以来,皆用殷之礼乐,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礼作乐之后,也未立刻改变,“仍令用殷礼者,欲待明年即取告神受职,然后颁行周礼”。可见周朝对殷礼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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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种种情况下,立基于殷礼而建立起来的新制(周礼),才可能迅速被人接受。周的“革命”也才形成为一种非断裂式的继承性创新。因与革、损与益同时存在,成了中国后来文化变迁的主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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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观的确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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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革命,主要是政治意义的,周公制礼作乐,才使得这个变革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而这次文化变革,既因又革,既创又述,在历史观上奠定了一种特殊的模式,周公本人也因此而成为“集大成的创制者”,成了一个人物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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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之处,那就是:他是“中国”概念的确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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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历史因革主要是在时间之流中的问题,“中国”涉及的则是空间问题。《尚书·梓材》载周公进谏武王时,即提及“中国”:“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在此之前,《诗经·大雅·荡》中也用文王的口吻说:“咨!咨!汝殷商,汝炰休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由乎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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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之前,与此相关的另一概念“四方”,早已出现于《禹贡》:“九州攸同,四隅既宅……四海会同”,“迄于四海”。四海,是说禹所规划的整个区域,到达四边海隅。隅,就是水涯。这个讲法,与《皋陶谟》说“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恰相符应,代表古人早期的天下观。整个天宇苍穹盖覆之下的大地,四边为海水所包围,王者治理之地即为此天下。四海之内,所有土地均含在内。《诗经·小雅》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即指此义。其实这是很早就有的观念。天下广有四海,包涉万邦,因此,它本身不是民族国家的讲法,而是由天、由上帝的角度说,大气磅礴,总摄四方。如《诗经》所说:“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瘼。”所有四方万邦,都在上帝的眷顾与监察之下,故《召诰》云:“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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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的注视下,所有邦国都是一样的,四方之民都是天所哀矜的。虽是小邦,也可能格外获得天眷,如周那样:“天体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大诰》)大邦也可能获得天谴,如殷那般:“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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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万邦”这些观念下的国,也就是邦国之义。或邦等于国,如《酒诰》说“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这个国就是周邦。或邦中又分若干国,如《商颂·殷武》说“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这个国就是殷邦内部的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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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周公所说的“中国”,却是相对于这些观念而说的,与它们不同。在万邦诸国之中,“中国”跟一般邦国不同,是特殊的国。中国与四方相对,所以《诗经·大雅·民劳》说:“民亦劳止,汽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从前讲四方,是天底下直抵海隅的四方各地;现在,则是中央有一国,其余才是其四方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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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相对于“四方”的概念,不只是空间上一在中央,一分列四方,更在于它具价值判断。中国所代表的文化价值意义,甚且超越了空间上的意义。这在文王、周公的用法中就已明确可见。因为文王崛起西岐,若以空间疆域说,他只是西伯,其国只能是西土西方,岂宜说中国如何如何?周公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云云,则表明“中国”之具体内涵在于天命与德治的应和关系上。因此,“中国”乃是有德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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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四方就是德义较逊之邦了。后来乃以此而形成了华夷之辨,“中国/四方”、“华夏/四夷”等区分,皆本于此。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周王赐晋侯以阳樊之地,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大学》载:“唯仁人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孟子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禹疏大河……然后中国得而食也。……教以人伦。……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滕文公上》)中国与四夷相对,都用以代表文明昌盛之地、礼义之邦。而这个概念及夷夏之分,孟子也很清楚地将之推本于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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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个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是不待多说的。中国人以此指明并辨识自我,中国以此为国号,中国自认为是礼义之邦,中国人在文化意义上强调华夷之辨、对四裔邦国有文化自豪感,而且向来倾向以文化而非以政治体统治辖区来界定中国等,都与周公确定中国这个概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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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这时已成了四夷,其地位与中国不可相提并论,是以殷商时代仍祭奉的方神也不再有作用了。殷时崇祀,是要向方神献祭祈求的,例如:“壬辰卜,其宁疾于四方,三羌又九犬”(《合集》,30178),指以三羌人、九条犬献祭四方神,以宁息疾病;“甲子卜,其求而于东方”(同上),向东方神祈雨;“南方受耳”(《屯南》,2377),南方神授予丰年。这是关联着四方而有的神。可是到周初,四方就不再有神义,只指方位。要到战国时期,才再结合中央,形成东西南北中五方帝的新讲法,或说东西南北中之上还有一个上帝,五帝则为其佐。《周礼·春官·小宗伯》说“兆五帝于四郊”就明显是战国以后的说法,非周公时的观念。至于郑玄注“苍曰灵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把五方帝神跟上古五帝结合起来,更是受汉代纬书的影响而然,也不是周公时能有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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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礼乐文德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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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民族及其所在地视为宇宙中心,是世上许多民族或国家常有的观念。但许多人都没弄清楚,文王、周公所提的中国观实与之不同:其一,这个观念并不起于民族中心主义。其二,这个观念反而是后起的,我国早期并没有其他民族常有的民族中心意识。“天下意识”本来就是超越我族中心的,故后来天下与中国两个观念仍可相结合。其三,自居中国,充满文化自豪感,认为自己的文化高于周边邦国,这种态度仍不脱我族中心心态。但中国观并不只是这种感情态度,更包含着实质的文化内涵。亦即中国之所以能为中国,须有德、须是礼义之邦。其四,这些实质文化内涵,亦非就本民族本邦国已具备者说,不是以自己为标准的论断,而是说须达致这些实质文化内涵方足以称为中国。非“我即中国”,乃“我成为中国”。中国观,亦因此而是一文化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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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活动,具体表现于文王的修德和周公的制礼作乐。文王之德,成于克殷之前,使周朝的建立具有天命的正当性。周朝建立之后,周公的制礼作乐则让周真正成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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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殷后,武王去世。成王初立之时,周贵族中管叔、蔡叔发动了武装叛乱,周公统兵平叛后,便规划了以礼治国的大政方针。《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代殷,三年践奄,四年封卫侯,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逸周书·明堂解》又载:周公于成王六年建明堂。史料上记载周公制礼作乐者,类似之文句甚多。唯因记载简略,许多典制并不清楚。例如“明堂”究竟为何,历来就有不少争论。但其礼乐之内容,若以《周礼》为基本材料予以勾勒,则大抵可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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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吉礼。《周礼·地官·司徒》: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祭祀之礼曰吉,因有受福之义)。其别十有二:1.以禋祀祀昊天上帝;2.以实柴(实牲于柴而燔之)祀日月星辰;3.以(读酉,积木燎之)燎祀司中、司命(文星第四、五星)、风师、雨师;4.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行之神)五岳;5.以狸沈祭山林川泽(祭山林曰狸、祭川泽曰沈);6.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披牲胸曰疈,磔牲体曰辜);7.以肆献裸享先王(肆谓荐熟,献谓荐肢,裸是灌郁鬯之酒);8.以馈食享先王(馈食荐黍稷);9.以祠春享先王(春物初生,未有以享,故曰祠);10.以禴享先王(夏物未成,用薄物以祭,故曰禴);11.以尝秋享先王(秋物既成,以尝新为之,故曰尝);12.以烝冬享先王(冬物大备,可进者众,曰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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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凶礼。《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凶礼哀邦国之忧,其别有五:1.以丧礼哀死亡,归以赙赠;2.以丧礼哀凶札(民饥曰凶、民病曰札,馈以财粟);3.以吊礼哀祸灾(遣使慰问);4.以稽礼哀围败(国被围败,丧失财物,会财货以补之);5.以恤礼哀寇败(兵作于外为寇、兴于内为乱,出师旅以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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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宾礼。《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凡八:1.春夏曰朝;2.夏见曰宗;3.秋见曰觐;4.冬见曰遇;5.时见曰会;6.殷见曰同(殷,众也。二岁王不巡狩,则六服尽朝,王为坛以命政;其来必同,故谓之同);7.时聘曰问;8.殷曰视(王室有故,庆喜吊忧,而六服皆使人专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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