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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在世系上牵联于商之先祖，周公行事也颇仿商王。例如《商书·汤诰》中谈到商有天灾，汤以自己作牺牲奉祭，向上天祷告“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意思是说若老天要降罪，就罚我一个人好了。周人在克商之后第二年，武王生病不愈，周公去祝祷，也一样，说请由我代死好了：“惟尔元孙某遘厉疟疾，若尔之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这篇祷辞，还曾封起来，藏在金缄的柜子里，那就是收入《周书》的《金縢》篇。这样的举措与祝辞，显示周公并不像后人所以为的那么人文性，其奉天翦商之际，同时也继承了商人“率民以事鬼”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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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与文王一样，都强调天、天命的德性义，说人须以德奉天。但这也只是发扬着商人的看法，《商书·咸有一德》就曾说：“惟天降灾祥，在德。”此虽伪篇，其语固不伪也。试看《汤誓》，汤对自己起兵革命的解释是：“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此与《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都可证明天命观本是商人的观念，上天降命，有德者获佑、无德者获咎。后来周人革命，当然据此而更强调之。所以像周公《多士》说“向于时夏，弗克庸帝，大淫逸有辞，惟时天罔念闻，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在令后嗣王，诞丕显于天，显民祇。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不就像《汤誓》的续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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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洛诰》云：“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这个王，是成王。成王即位，建新邑，却仍用殷礼。且据郑玄注说：“伐纣以来，皆用殷之礼乐，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礼作乐之后，也未立刻改变，“仍令用殷礼者，欲待明年即取告神受职，然后颁行周礼”。可见周朝对殷礼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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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种种情况下，立基于殷礼而建立起来的新制（周礼），才可能迅速被人接受。周的“革命”也才形成为一种非断裂式的继承性创新。因与革、损与益同时存在，成了中国后来文化变迁的主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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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观的确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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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革命，主要是政治意义的，周公制礼作乐，才使得这个变革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而这次文化变革，既因又革，既创又述，在历史观上奠定了一种特殊的模式，周公本人也因此而成为“集大成的创制者”，成了一个人物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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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之处，那就是：他是“中国”概念的确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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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历史因革主要是在时间之流中的问题，“中国”涉及的则是空间问题。《尚书·梓材》载周公进谏武王时，即提及“中国”：“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在此之前，《诗经·大雅·荡》中也用文王的口吻说：“咨！咨！汝殷商，汝炰休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由乎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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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之前，与此相关的另一概念“四方”，早已出现于《禹贡》：“九州攸同，四隅既宅……四海会同”，“迄于四海”。四海，是说禹所规划的整个区域，到达四边海隅。隅，就是水涯。这个讲法，与《皋陶谟》说“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恰相符应，代表古人早期的天下观。整个天宇苍穹盖覆之下的大地，四边为海水所包围，王者治理之地即为此天下。四海之内，所有土地均含在内。《诗经·小雅》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即指此义。其实这是很早就有的观念。天下广有四海，包涉万邦，因此，它本身不是民族国家的讲法，而是由天、由上帝的角度说，大气磅礴，总摄四方。如《诗经》所说：“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瘼。”所有四方万邦，都在上帝的眷顾与监察之下，故《召诰》云：“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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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的注视下，所有邦国都是一样的，四方之民都是天所哀矜的。虽是小邦，也可能格外获得天眷，如周那样：“天体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大诰》）大邦也可能获得天谴，如殷那般：“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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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万邦”这些观念下的国，也就是邦国之义。或邦等于国，如《酒诰》说“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这个国就是周邦。或邦中又分若干国，如《商颂·殷武》说“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这个国就是殷邦内部的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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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周公所说的“中国”，却是相对于这些观念而说的，与它们不同。在万邦诸国之中，“中国”跟一般邦国不同，是特殊的国。中国与四方相对，所以《诗经·大雅·民劳》说：“民亦劳止，汽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从前讲四方，是天底下直抵海隅的四方各地；现在，则是中央有一国，其余才是其四方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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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相对于“四方”的概念，不只是空间上一在中央，一分列四方，更在于它具价值判断。中国所代表的文化价值意义，甚且超越了空间上的意义。这在文王、周公的用法中就已明确可见。因为文王崛起西岐，若以空间疆域说，他只是西伯，其国只能是西土西方，岂宜说中国如何如何？周公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云云，则表明“中国”之具体内涵在于天命与德治的应和关系上。因此，“中国”乃是有德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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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四方就是德义较逊之邦了。后来乃以此而形成了华夷之辨，“中国／四方”、“华夏／四夷”等区分，皆本于此。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周王赐晋侯以阳樊之地，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大学》载：“唯仁人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孟子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禹疏大河……然后中国得而食也。……教以人伦。……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滕文公上》）中国与四夷相对，都用以代表文明昌盛之地、礼义之邦。而这个概念及夷夏之分，孟子也很清楚地将之推本于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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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个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是不待多说的。中国人以此指明并辨识自我，中国以此为国号，中国自认为是礼义之邦，中国人在文化意义上强调华夷之辨、对四裔邦国有文化自豪感，而且向来倾向以文化而非以政治体统治辖区来界定中国等，都与周公确定中国这个概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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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这时已成了四夷，其地位与中国不可相提并论，是以殷商时代仍祭奉的方神也不再有作用了。殷时崇祀，是要向方神献祭祈求的，例如：“壬辰卜，其宁疾于四方，三羌又九犬”（《合集》，30178），指以三羌人、九条犬献祭四方神，以宁息疾病；“甲子卜，其求而于东方”（同上），向东方神祈雨；“南方受耳”（《屯南》，2377），南方神授予丰年。这是关联着四方而有的神。可是到周初，四方就不再有神义，只指方位。要到战国时期，才再结合中央，形成东西南北中五方帝的新讲法，或说东西南北中之上还有一个上帝，五帝则为其佐。《周礼·春官·小宗伯》说“兆五帝于四郊”就明显是战国以后的说法，非周公时的观念。至于郑玄注“苍曰灵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把五方帝神跟上古五帝结合起来，更是受汉代纬书的影响而然，也不是周公时能有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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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礼乐文德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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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民族及其所在地视为宇宙中心，是世上许多民族或国家常有的观念。但许多人都没弄清楚，文王、周公所提的中国观实与之不同：其一，这个观念并不起于民族中心主义。其二，这个观念反而是后起的，我国早期并没有其他民族常有的民族中心意识。“天下意识”本来就是超越我族中心的，故后来天下与中国两个观念仍可相结合。其三，自居中国，充满文化自豪感，认为自己的文化高于周边邦国，这种态度仍不脱我族中心心态。但中国观并不只是这种感情态度，更包含着实质的文化内涵。亦即中国之所以能为中国，须有德、须是礼义之邦。其四，这些实质文化内涵，亦非就本民族本邦国已具备者说，不是以自己为标准的论断，而是说须达致这些实质文化内涵方足以称为中国。非“我即中国”，乃“我成为中国”。中国观，亦因此而是一文化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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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活动，具体表现于文王的修德和周公的制礼作乐。文王之德，成于克殷之前，使周朝的建立具有天命的正当性。周朝建立之后，周公的制礼作乐则让周真正成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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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殷后，武王去世。成王初立之时，周贵族中管叔、蔡叔发动了武装叛乱，周公统兵平叛后，便规划了以礼治国的大政方针。《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代殷，三年践奄，四年封卫侯，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逸周书·明堂解》又载：周公于成王六年建明堂。史料上记载周公制礼作乐者，类似之文句甚多。唯因记载简略，许多典制并不清楚。例如“明堂”究竟为何，历来就有不少争论。但其礼乐之内容，若以《周礼》为基本材料予以勾勒，则大抵可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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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吉礼。《周礼·地官·司徒》：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祭祀之礼曰吉，因有受福之义）。其别十有二：1．以禋祀祀昊天上帝；2．以实柴（实牲于柴而燔之）祀日月星辰；3．以（读酉，积木燎之）燎祀司中、司命（文星第四、五星）、风师、雨师；4．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行之神）五岳；5．以狸沈祭山林川泽（祭山林曰狸、祭川泽曰沈）；6．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披牲胸曰疈，磔牲体曰辜）；7．以肆献裸享先王（肆谓荐熟，献谓荐肢，裸是灌郁鬯之酒）；8．以馈食享先王（馈食荐黍稷）；9．以祠春享先王（春物初生，未有以享，故曰祠）；10．以禴享先王（夏物未成，用薄物以祭，故曰禴）；11．以尝秋享先王（秋物既成，以尝新为之，故曰尝）；12．以烝冬享先王（冬物大备，可进者众，曰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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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凶礼。《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凶礼哀邦国之忧，其别有五：1．以丧礼哀死亡，归以赙赠；2．以丧礼哀凶札（民饥曰凶、民病曰札，馈以财粟）；3．以吊礼哀祸灾（遣使慰问）；4．以稽礼哀围败（国被围败，丧失财物，会财货以补之）；5．以恤礼哀寇败（兵作于外为寇、兴于内为乱，出师旅以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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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宾礼。《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凡八：1．春夏曰朝；2．夏见曰宗；3．秋见曰觐；4．冬见曰遇；5．时见曰会；6．殷见曰同（殷，众也。二岁王不巡狩，则六服尽朝，王为坛以命政；其来必同，故谓之同）；7．时聘曰问；8．殷曰视（王室有故，庆喜吊忧，而六服皆使人专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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