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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的注视下，所有邦国都是一样的，四方之民都是天所哀矜的。虽是小邦，也可能格外获得天眷，如周那样：“天体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大诰》）大邦也可能获得天谴，如殷那般：“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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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万邦”这些观念下的国，也就是邦国之义。或邦等于国，如《酒诰》说“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这个国就是周邦。或邦中又分若干国，如《商颂·殷武》说“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这个国就是殷邦内部的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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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周公所说的“中国”，却是相对于这些观念而说的，与它们不同。在万邦诸国之中，“中国”跟一般邦国不同，是特殊的国。中国与四方相对，所以《诗经·大雅·民劳》说：“民亦劳止，汽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从前讲四方，是天底下直抵海隅的四方各地；现在，则是中央有一国，其余才是其四方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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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相对于“四方”的概念，不只是空间上一在中央，一分列四方，更在于它具价值判断。中国所代表的文化价值意义，甚且超越了空间上的意义。这在文王、周公的用法中就已明确可见。因为文王崛起西岐，若以空间疆域说，他只是西伯，其国只能是西土西方，岂宜说中国如何如何？周公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云云，则表明“中国”之具体内涵在于天命与德治的应和关系上。因此，“中国”乃是有德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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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四方就是德义较逊之邦了。后来乃以此而形成了华夷之辨，“中国／四方”、“华夏／四夷”等区分，皆本于此。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周王赐晋侯以阳樊之地，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大学》载：“唯仁人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孟子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禹疏大河……然后中国得而食也。……教以人伦。……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滕文公上》）中国与四夷相对，都用以代表文明昌盛之地、礼义之邦。而这个概念及夷夏之分，孟子也很清楚地将之推本于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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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个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是不待多说的。中国人以此指明并辨识自我，中国以此为国号，中国自认为是礼义之邦，中国人在文化意义上强调华夷之辨、对四裔邦国有文化自豪感，而且向来倾向以文化而非以政治体统治辖区来界定中国等，都与周公确定中国这个概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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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这时已成了四夷，其地位与中国不可相提并论，是以殷商时代仍祭奉的方神也不再有作用了。殷时崇祀，是要向方神献祭祈求的，例如：“壬辰卜，其宁疾于四方，三羌又九犬”（《合集》，30178），指以三羌人、九条犬献祭四方神，以宁息疾病；“甲子卜，其求而于东方”（同上），向东方神祈雨；“南方受耳”（《屯南》，2377），南方神授予丰年。这是关联着四方而有的神。可是到周初，四方就不再有神义，只指方位。要到战国时期，才再结合中央，形成东西南北中五方帝的新讲法，或说东西南北中之上还有一个上帝，五帝则为其佐。《周礼·春官·小宗伯》说“兆五帝于四郊”就明显是战国以后的说法，非周公时的观念。至于郑玄注“苍曰灵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把五方帝神跟上古五帝结合起来，更是受汉代纬书的影响而然，也不是周公时能有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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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170728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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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礼乐文德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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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民族及其所在地视为宇宙中心，是世上许多民族或国家常有的观念。但许多人都没弄清楚，文王、周公所提的中国观实与之不同：其一，这个观念并不起于民族中心主义。其二，这个观念反而是后起的，我国早期并没有其他民族常有的民族中心意识。“天下意识”本来就是超越我族中心的，故后来天下与中国两个观念仍可相结合。其三，自居中国，充满文化自豪感，认为自己的文化高于周边邦国，这种态度仍不脱我族中心心态。但中国观并不只是这种感情态度，更包含着实质的文化内涵。亦即中国之所以能为中国，须有德、须是礼义之邦。其四，这些实质文化内涵，亦非就本民族本邦国已具备者说，不是以自己为标准的论断，而是说须达致这些实质文化内涵方足以称为中国。非“我即中国”，乃“我成为中国”。中国观，亦因此而是一文化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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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活动，具体表现于文王的修德和周公的制礼作乐。文王之德，成于克殷之前，使周朝的建立具有天命的正当性。周朝建立之后，周公的制礼作乐则让周真正成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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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殷后，武王去世。成王初立之时，周贵族中管叔、蔡叔发动了武装叛乱，周公统兵平叛后，便规划了以礼治国的大政方针。《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代殷，三年践奄，四年封卫侯，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逸周书·明堂解》又载：周公于成王六年建明堂。史料上记载周公制礼作乐者，类似之文句甚多。唯因记载简略，许多典制并不清楚。例如“明堂”究竟为何，历来就有不少争论。但其礼乐之内容，若以《周礼》为基本材料予以勾勒，则大抵可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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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吉礼。《周礼·地官·司徒》：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祭祀之礼曰吉，因有受福之义）。其别十有二：1．以禋祀祀昊天上帝；2．以实柴（实牲于柴而燔之）祀日月星辰；3．以（读酉，积木燎之）燎祀司中、司命（文星第四、五星）、风师、雨师；4．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行之神）五岳；5．以狸沈祭山林川泽（祭山林曰狸、祭川泽曰沈）；6．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披牲胸曰疈，磔牲体曰辜）；7．以肆献裸享先王（肆谓荐熟，献谓荐肢，裸是灌郁鬯之酒）；8．以馈食享先王（馈食荐黍稷）；9．以祠春享先王（春物初生，未有以享，故曰祠）；10．以禴享先王（夏物未成，用薄物以祭，故曰禴）；11．以尝秋享先王（秋物既成，以尝新为之，故曰尝）；12．以烝冬享先王（冬物大备，可进者众，曰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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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凶礼。《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凶礼哀邦国之忧，其别有五：1．以丧礼哀死亡，归以赙赠；2．以丧礼哀凶札（民饥曰凶、民病曰札，馈以财粟）；3．以吊礼哀祸灾（遣使慰问）；4．以稽礼哀围败（国被围败，丧失财物，会财货以补之）；5．以恤礼哀寇败（兵作于外为寇、兴于内为乱，出师旅以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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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宾礼。《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凡八：1．春夏曰朝；2．夏见曰宗；3．秋见曰觐；4．冬见曰遇；5．时见曰会；6．殷见曰同（殷，众也。二岁王不巡狩，则六服尽朝，王为坛以命政；其来必同，故谓之同）；7．时聘曰问；8．殷曰视（王室有故，庆喜吊忧，而六服皆使人专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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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军礼。《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军礼同邦国，凡五：1．大师之礼用众（师礼有师旅卒两之制，有坐作进退之节，所以用之征伐）；2．大均之礼恤众（均礼，谓赋之轻重，视地肥硗；役之多少，视家上下，所以优恤其民）；3．大田之礼简众（田礼习兵教战，所以简核其材）；4．大役之礼任众（役礼、筑城、修邑，所以任使其力）；5．大封之礼合众（封礼正其封疆沟壑，所以合聚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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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嘉礼。《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嘉礼亲万民（嘉，善也，因人心所善而为之礼），凡六：1．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2．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3．以宾射之礼故旧朋友；4．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5．以赈（轸）之礼亲兄弟之国（社稷之胙曰赈，宗庙之胙曰）；6．以贺庆之礼亲异牲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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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号称周公之书，但此书并非周初所作，多采战国制度，故此处所载，应非周公制礼的原貌。但以上五礼，仍大抵可以与春秋战国时描述周公之礼的文献相参证。所以上述礼制，仍可让人追想其时制礼作乐之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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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谓制礼作乐，并不只有这些。以上各礼，也不只是一些仪制，而是跟整个政治社会体制结合起来的。《周礼》记载诸官教民养民，均与此有关。例如，地官大司徒职司十二教：“以祀礼教敬，以阳礼教让，以阴礼教亲，以乐礼教和，以仪辨等，以俗教安，以刑教中，以誓教恤，以度教节，以世事教能，以贤制爵，以庸制禄。”可见官掌礼，且以礼教、以礼制，一切都成就为礼。司徒这种官，实质上便成为礼官。它除了以十二吉礼教之外，且以“六德”、“六行”、“六艺”之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以“乡八刑”纠万民，以“五礼”防民之伪、以“六乐”防民之情，亦显然是以礼进行民众教育。教敬、教让、教亲、教和、教辨等，教安、教中、教恤、教节、教慎德、教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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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底下，州、党、族、闾、保、比也一样要推行礼乐教养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一曰稼穑，二曰树艺，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饰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敛材，九曰生材，十曰学艺，十一曰世事，十二曰服事。凡此，皆养之事。然后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乡三物，即是乡三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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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官以外，天官之官也是如此。例如冢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又天官宫正：“会其什伍而教之道艺。”五人为伍、二伍为什，此谓会合其民人而教之道艺。郑众注：“教，谓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艺，谓礼乐射御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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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以贤得名，儒以道得名。贤，是指他本身应具备贤德。道，是指儒应负责教导人民，教之以道艺，使之由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学习中获得对道的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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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本不限于六艺，据《周礼·地官·保氏》曰“见于事为艺”，所颁职事十有二，就是广义的艺：稼穑，谓三农先九谷；树艺，谓园圃毓草木；作材，谓虞衡作山泽之材；阜蕃，谓薮牧养蕃鸟兽；饬材，谓百工饬化八材；通材，谓商贾阜通货贿；化材，谓嫔妇化治丝枲；敛材，谓臣妾聚敛疏材；生材，谓闲民无常职，转移职事者；学艺，谓学道艺；世事，谓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服事，谓为公家服事。广义的艺事之下，保氏“掌养国子以道，教之以六艺”，则是狭义的艺。教养人民，本不限于此，而是广及稼穑，阜蕃、通材、疏敛、服事诸行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