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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谓制礼作乐,并不只有这些。以上各礼,也不只是一些仪制,而是跟整个政治社会体制结合起来的。《周礼》记载诸官教民养民,均与此有关。例如,地官大司徒职司十二教:“以祀礼教敬,以阳礼教让,以阴礼教亲,以乐礼教和,以仪辨等,以俗教安,以刑教中,以誓教恤,以度教节,以世事教能,以贤制爵,以庸制禄。”可见官掌礼,且以礼教、以礼制,一切都成就为礼。司徒这种官,实质上便成为礼官。它除了以十二吉礼教之外,且以“六德”、“六行”、“六艺”之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以“乡八刑”纠万民,以“五礼”防民之伪、以“六乐”防民之情,亦显然是以礼进行民众教育。教敬、教让、教亲、教和、教辨等,教安、教中、教恤、教节、教慎德、教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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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底下,州、党、族、闾、保、比也一样要推行礼乐教养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一曰稼穑,二曰树艺,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饰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敛材,九曰生材,十曰学艺,十一曰世事,十二曰服事。凡此,皆养之事。然后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乡三物,即是乡三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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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官以外,天官之官也是如此。例如冢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又天官宫正:“会其什伍而教之道艺。”五人为伍、二伍为什,此谓会合其民人而教之道艺。郑众注:“教,谓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艺,谓礼乐射御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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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以贤得名,儒以道得名。贤,是指他本身应具备贤德。道,是指儒应负责教导人民,教之以道艺,使之由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学习中获得对道的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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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本不限于六艺,据《周礼·地官·保氏》曰“见于事为艺”,所颁职事十有二,就是广义的艺:稼穑,谓三农先九谷;树艺,谓园圃毓草木;作材,谓虞衡作山泽之材;阜蕃,谓薮牧养蕃鸟兽;饬材,谓百工饬化八材;通材,谓商贾阜通货贿;化材,谓嫔妇化治丝枲;敛材,谓臣妾聚敛疏材;生材,谓闲民无常职,转移职事者;学艺,谓学道艺;世事,谓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服事,谓为公家服事。广义的艺事之下,保氏“掌养国子以道,教之以六艺”,则是狭义的艺。教养人民,本不限于此,而是广及稼穑,阜蕃、通材、疏敛、服事诸行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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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德、六行、六艺、十二职事等,都是在陶养人民的实践理性,要让人从生命总体的提升来体现其礼乐教养。也就是说,周公的制礼作乐,并不只如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之类论析那般,只是典章制度方面的事,而更是推动着一种社会文化运动,让国家成为一个文化实体,而非只是一政治实体。“中国”的含义,即在此文化实践中才足以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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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享祚八百年,是我国史上最长的。因此史学上一个热门的论题就是探究周何以能享国如此之久。许多人把答案诉诸制度,认为周因封建井田而长久,恰与秦因中央集权而遽亡,成为强烈的对比。所以论封建与郡县孰优孰劣、封建可不可恢复,是历代争议不休的题目。可是,封建再好,后世各朝不也都仍有封建藩国吗,为什么不能像周一样,起着“封建亲戚,以屏藩周”的作用,反而常成为内部分裂的乱源?周之所以为周,不只是它的封建井田等制度,更是它的文德礼乐。这套周礼周文,凝合了克殷以后的四裔万邦,也让几百年后王室业已衰微时,孔子孟子仍对之钦迟向往不已,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中国人自诩礼乐文明之邦、自觉文化高超、相信文化力优于政治力,都是在这段时间确定的。周公之所以能成为我国思想文化上的人物典型,即形成于此一意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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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第十三讲 画歪的脸谱:孟德斯鸠的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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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想象远方的“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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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年耶稣会传教士鄂本笃由印度启程来中国,1607年抵肃州而病卒,利玛窦据其遗留之日记,撰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他这次旅行最大的意义,在于确认“契丹”即“中国”。在此之前,欧洲人大抵视契丹与中国为两国。稍早,更有不少人以为中国是信奉基督教的。经过利玛窦及鄂本笃等人的实际考察,对中国的理解,才渐渐准确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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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一百多年以后,流行于欧洲学界的中国图像,其实仍如哈哈镜一般,看起来有些滑稽。以1748年出版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为例,其中便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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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这本名著是讨论法律与地理、气候、人种、风格、习惯、政治、宗教等等的关系,说明法律在各民族各文化中之地位与作用,具有比较法律社会学的视野。但它对于各民族文化及社会的知识毕竟不甚充分,故时有河汉其谈的毛病。例如他根据“旅行家们的记述”,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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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到的结论是:正确地说,亚细亚是没有温带的。和严寒的地区紧接着的就是炎热的地区,如土耳其、波斯、莫卧儿、中国、朝鲜和日本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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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正相反,温带是广阔的,虽然它的四周的气候彼此极相悬殊。西班牙、意大利的气候和挪威、瑞典的气候便迥然不同。但是当我们由南方走向北方,气候几乎是依照各国的纬度的比例,在不知不觉之中逐渐转冷。因此相毗连的国家的气候几乎相类似,没有显著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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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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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亚洲,强国和弱国是面对着面的。好战、勇敢、活泼的民族和女人气的、懒惰的、怯懦的民族是紧紧地相毗连着的。所以一个民族势必为被征服者,另一个民族势必为征服者。欧洲的情形正相反。强国和强国面对着面,毗邻的民族都差不多一样地勇敢。这就是亚洲之所以弱而欧洲之所以强的重要原因;这就是欧洲之所以有自由而亚洲之所以受奴役的重要原因。……由于这个原因,在亚洲,自由没有增加过;而在欧洲,自由则随着情况或增或减(三卷,十七章,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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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他论述的基本风格。先依据某些文献,说明亚洲之状况,然后持以与欧洲相对比。而欧洲好、亚洲差则为其结论。“亚洲与欧洲”,有时也用“东方与西方”来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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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代表性的国家就是中国。因为中国人的政制及精神曾影响到北方的鞑靼民族等,“所以,哲特或鞑靼民族的气质常常同亚洲各帝国的人民的气质相类似。亚洲的这些帝国的人民,是用短棒统治的,鞑靼的人民是用长鞭统治的。欧洲的精神同这种习气则永远水火不相容。在任何时代里,亚洲人民叫做刑罚的,欧洲人民则叫做暴行”(同上,五节)。欧洲因此而显示了它的自由,中华帝国则是帝制、专制主义、奴隶制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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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制与自由的判断,且留待后文讨论,我们可以先看看孟德斯鸠所理解的中国(包括自然景观与社会风俗)究竟为何。因为这部分的认识,乃是他推展出各种相关结论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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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孟德斯鸠说,亚洲实无温带,只有炎热与严寒。其次,“在亚洲,人们时常看到一些大帝国;这种帝国在欧洲是绝对不能存在的。这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亚洲有较大的平原;海洋所划分出来的区域广阔得多;而且它的位置偏南,水泉比较容易涸竭;山岳积雪较少;河流不那么宽,给人的障碍较少”(同上,六节。相信亚洲河川不宽,河水在汇集前后往往流失或蒸发,可能是他读了旅行者对沙摸地区河流状况描述后的印象。)。而这样的气候与土地性质也非常不好,“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同上,十八章,六节),“由于气候和土壤性质的关系,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所以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这种众所公认的不忠实使他们得以保持对日本的贸易”(同上,十九章,十节。对中国人性格贪婪、喜欢诈欺之批评,又见三卷十九章廿节。这也是对中国人国民性研究的滥觞。不过,艾田蒲(Rene Etiemble)曾引用让尼娜·柯恩·艾梯昂伯尔的注解说:“看来,孟德斯鸠只不过复述了几个欧洲商人的流言蜚语,这些商人因无法让中国商人上当受骗而大失所望。”见《中国之欧洲》,许钧、钱林森译,下卷第一部第三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自然环境之认识,荒谬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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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在人文景观方面,其理解亦多可笑。他首先注意到中国人多,但他判断中国女人远多于男人,并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吃鱼及宗教上的原因:“滨海港口的男人,常常身历万险,远涉天涯海角和穷乡僻壤,生死是无定的,所以在那里,女子多于男子。但是那里的儿童,却比什么地方都要多。这是因为生活容易的缘故。这也许又因为鱼类机体中油质的部分是较好的、促进生殖的物质。日本和中国人口繁密,不可胜数,其原因之一,恐怕就在此。在这两个国家里,人们几乎只是吃鱼过日子”(四卷,廿三章,十三节);“宗教的教义曾经对人性的繁衍产生极大的影响;在鼓励增殖方面是如此,在抑制生殖方面也是如此。例如犹太人、回民、格伯尔人、中国人等的繁殖就受到了宗教的鼓励”(同上,廿一节)。中国人并不都吃鱼,北方各省尤其罕有鱼吃。宗教方面,儒家固然鼓励生育,道教却只讲个人养生。男女性交,仅视为房中术,并不鼓励繁殖。宫观道士甚至模仿佛教,建立出家教团。因此孟德斯鸠之说均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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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认为,因人口众多、土地贫瘠,所以中国必须节俭。“要知道一个国家应该鼓励或是应该禁止奢侈,首先就要考量那里人口的数目和谋生的状况二者间的关系。在英国,土地出产的粮食可以供给农民和衣物制造者们食用而绰有余裕,所以它可以有些无关紧要的工艺,因而也可以奢侈。法国生产的小麦也足以维持农民和工人们的生活。加之,对外贸易可以输入许多必需品来和它的无关紧要的东西交换,所以用不着惧怕奢侈。中国正相反。妇女生育力强,人口繁衍迅速,所以土地无论怎样垦植,只可勉强维持居民的生活。因此,在中国奢侈是有害的,并且和任何共和国一样,必须有勤劳和俭约的精神。”(一卷,七章,六节)孟德斯鸠当然明白中国人擅长国际贸易,更从杜亚尔德《中华帝国志》中知道中国境内之贸易量甚至比整个欧洲还要庞大(四卷,廿一章,廿一节),却仍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农耕国,拿来和法国之进行对外贸易相对比。因为他相信,“非农业人民几乎不可能形成一个大国家”(三卷,十八章,十节),而中国之所以能形成这么大一个帝国,即与它是农业国家息息相关的。理念先行,遂致罔顾事实,竟有如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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