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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谓制礼作乐，并不只有这些。以上各礼，也不只是一些仪制，而是跟整个政治社会体制结合起来的。《周礼》记载诸官教民养民，均与此有关。例如，地官大司徒职司十二教：“以祀礼教敬，以阳礼教让，以阴礼教亲，以乐礼教和，以仪辨等，以俗教安，以刑教中，以誓教恤，以度教节，以世事教能，以贤制爵，以庸制禄。”可见官掌礼，且以礼教、以礼制，一切都成就为礼。司徒这种官，实质上便成为礼官。它除了以十二吉礼教之外，且以“六德”、“六行”、“六艺”之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以“乡八刑”纠万民，以“五礼”防民之伪、以“六乐”防民之情，亦显然是以礼进行民众教育。教敬、教让、教亲、教和、教辨等，教安、教中、教恤、教节、教慎德、教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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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底下，州、党、族、闾、保、比也一样要推行礼乐教养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一曰稼穑，二曰树艺，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饰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敛材，九曰生材，十曰学艺，十一曰世事，十二曰服事。凡此，皆养之事。然后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乡三物，即是乡三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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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官以外，天官之官也是如此。例如冢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又天官宫正：“会其什伍而教之道艺。”五人为伍、二伍为什，此谓会合其民人而教之道艺。郑众注：“教，谓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艺，谓礼乐射御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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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以贤得名，儒以道得名。贤，是指他本身应具备贤德。道，是指儒应负责教导人民，教之以道艺，使之由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学习中获得对道的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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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本不限于六艺，据《周礼·地官·保氏》曰“见于事为艺”，所颁职事十有二，就是广义的艺：稼穑，谓三农先九谷；树艺，谓园圃毓草木；作材，谓虞衡作山泽之材；阜蕃，谓薮牧养蕃鸟兽；饬材，谓百工饬化八材；通材，谓商贾阜通货贿；化材，谓嫔妇化治丝枲；敛材，谓臣妾聚敛疏材；生材，谓闲民无常职，转移职事者；学艺，谓学道艺；世事，谓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服事，谓为公家服事。广义的艺事之下，保氏“掌养国子以道，教之以六艺”，则是狭义的艺。教养人民，本不限于此，而是广及稼穑，阜蕃、通材、疏敛、服事诸行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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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德、六行、六艺、十二职事等，都是在陶养人民的实践理性，要让人从生命总体的提升来体现其礼乐教养。也就是说，周公的制礼作乐，并不只如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之类论析那般，只是典章制度方面的事，而更是推动着一种社会文化运动，让国家成为一个文化实体，而非只是一政治实体。“中国”的含义，即在此文化实践中才足以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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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享祚八百年，是我国史上最长的。因此史学上一个热门的论题就是探究周何以能享国如此之久。许多人把答案诉诸制度，认为周因封建井田而长久，恰与秦因中央集权而遽亡，成为强烈的对比。所以论封建与郡县孰优孰劣、封建可不可恢复，是历代争议不休的题目。可是，封建再好，后世各朝不也都仍有封建藩国吗，为什么不能像周一样，起着“封建亲戚，以屏藩周”的作用，反而常成为内部分裂的乱源？周之所以为周，不只是它的封建井田等制度，更是它的文德礼乐。这套周礼周文，凝合了克殷以后的四裔万邦，也让几百年后王室业已衰微时，孔子孟子仍对之钦迟向往不已，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中国人自诩礼乐文明之邦、自觉文化高超、相信文化力优于政治力，都是在这段时间确定的。周公之所以能成为我国思想文化上的人物典型，即形成于此一意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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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第十三讲 画歪的脸谱：孟德斯鸠的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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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170728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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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想象远方的“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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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年耶稣会传教士鄂本笃由印度启程来中国，1607年抵肃州而病卒，利玛窦据其遗留之日记，撰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他这次旅行最大的意义，在于确认“契丹”即“中国”。在此之前，欧洲人大抵视契丹与中国为两国。稍早，更有不少人以为中国是信奉基督教的。经过利玛窦及鄂本笃等人的实际考察，对中国的理解，才渐渐准确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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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一百多年以后，流行于欧洲学界的中国图像，其实仍如哈哈镜一般，看起来有些滑稽。以1748年出版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为例，其中便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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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这本名著是讨论法律与地理、气候、人种、风格、习惯、政治、宗教等等的关系，说明法律在各民族各文化中之地位与作用，具有比较法律社会学的视野。但它对于各民族文化及社会的知识毕竟不甚充分，故时有河汉其谈的毛病。例如他根据“旅行家们的记述”，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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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到的结论是：正确地说，亚细亚是没有温带的。和严寒的地区紧接着的就是炎热的地区，如土耳其、波斯、莫卧儿、中国、朝鲜和日本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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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正相反，温带是广阔的，虽然它的四周的气候彼此极相悬殊。西班牙、意大利的气候和挪威、瑞典的气候便迥然不同。但是当我们由南方走向北方，气候几乎是依照各国的纬度的比例，在不知不觉之中逐渐转冷。因此相毗连的国家的气候几乎相类似，没有显著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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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亚洲，强国和弱国是面对着面的。好战、勇敢、活泼的民族和女人气的、懒惰的、怯懦的民族是紧紧地相毗连着的。所以一个民族势必为被征服者，另一个民族势必为征服者。欧洲的情形正相反。强国和强国面对着面，毗邻的民族都差不多一样地勇敢。这就是亚洲之所以弱而欧洲之所以强的重要原因；这就是欧洲之所以有自由而亚洲之所以受奴役的重要原因。……由于这个原因，在亚洲，自由没有增加过；而在欧洲，自由则随着情况或增或减（三卷，十七章，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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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他论述的基本风格。先依据某些文献，说明亚洲之状况，然后持以与欧洲相对比。而欧洲好、亚洲差则为其结论。“亚洲与欧洲”，有时也用“东方与西方”来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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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代表性的国家就是中国。因为中国人的政制及精神曾影响到北方的鞑靼民族等，“所以，哲特或鞑靼民族的气质常常同亚洲各帝国的人民的气质相类似。亚洲的这些帝国的人民，是用短棒统治的，鞑靼的人民是用长鞭统治的。欧洲的精神同这种习气则永远水火不相容。在任何时代里，亚洲人民叫做刑罚的，欧洲人民则叫做暴行”（同上，五节）。欧洲因此而显示了它的自由，中华帝国则是帝制、专制主义、奴隶制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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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制与自由的判断，且留待后文讨论，我们可以先看看孟德斯鸠所理解的中国（包括自然景观与社会风俗）究竟为何。因为这部分的认识，乃是他推展出各种相关结论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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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孟德斯鸠说，亚洲实无温带，只有炎热与严寒。其次，“在亚洲，人们时常看到一些大帝国；这种帝国在欧洲是绝对不能存在的。这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亚洲有较大的平原；海洋所划分出来的区域广阔得多；而且它的位置偏南，水泉比较容易涸竭；山岳积雪较少；河流不那么宽，给人的障碍较少”（同上，六节。相信亚洲河川不宽，河水在汇集前后往往流失或蒸发，可能是他读了旅行者对沙摸地区河流状况描述后的印象。）。而这样的气候与土地性质也非常不好，“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同上，十八章，六节），“由于气候和土壤性质的关系，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所以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这种众所公认的不忠实使他们得以保持对日本的贸易”（同上，十九章，十节。对中国人性格贪婪、喜欢诈欺之批评，又见三卷十九章廿节。这也是对中国人国民性研究的滥觞。不过，艾田蒲（Rene Etiemble）曾引用让尼娜·柯恩·艾梯昂伯尔的注解说：“看来，孟德斯鸠只不过复述了几个欧洲商人的流言蜚语，这些商人因无法让中国商人上当受骗而大失所望。”见《中国之欧洲》，许钧、钱林森译，下卷第一部第三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自然环境之认识，荒谬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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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在人文景观方面，其理解亦多可笑。他首先注意到中国人多，但他判断中国女人远多于男人，并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吃鱼及宗教上的原因：“滨海港口的男人，常常身历万险，远涉天涯海角和穷乡僻壤，生死是无定的，所以在那里，女子多于男子。但是那里的儿童，却比什么地方都要多。这是因为生活容易的缘故。这也许又因为鱼类机体中油质的部分是较好的、促进生殖的物质。日本和中国人口繁密，不可胜数，其原因之一，恐怕就在此。在这两个国家里，人们几乎只是吃鱼过日子”（四卷，廿三章，十三节）；“宗教的教义曾经对人性的繁衍产生极大的影响；在鼓励增殖方面是如此，在抑制生殖方面也是如此。例如犹太人、回民、格伯尔人、中国人等的繁殖就受到了宗教的鼓励”（同上，廿一节）。中国人并不都吃鱼，北方各省尤其罕有鱼吃。宗教方面，儒家固然鼓励生育，道教却只讲个人养生。男女性交，仅视为房中术，并不鼓励繁殖。宫观道士甚至模仿佛教，建立出家教团。因此孟德斯鸠之说均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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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认为，因人口众多、土地贫瘠，所以中国必须节俭。“要知道一个国家应该鼓励或是应该禁止奢侈，首先就要考量那里人口的数目和谋生的状况二者间的关系。在英国，土地出产的粮食可以供给农民和衣物制造者们食用而绰有余裕，所以它可以有些无关紧要的工艺，因而也可以奢侈。法国生产的小麦也足以维持农民和工人们的生活。加之，对外贸易可以输入许多必需品来和它的无关紧要的东西交换，所以用不着惧怕奢侈。中国正相反。妇女生育力强，人口繁衍迅速，所以土地无论怎样垦植，只可勉强维持居民的生活。因此，在中国奢侈是有害的，并且和任何共和国一样，必须有勤劳和俭约的精神。”（一卷，七章，六节）孟德斯鸠当然明白中国人擅长国际贸易，更从杜亚尔德《中华帝国志》中知道中国境内之贸易量甚至比整个欧洲还要庞大（四卷，廿一章，廿一节），却仍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农耕国，拿来和法国之进行对外贸易相对比。因为他相信，“非农业人民几乎不可能形成一个大国家”（三卷，十八章，十节），而中国之所以能形成这么大一个帝国，即与它是农业国家息息相关的。理念先行，遂致罔顾事实，竟有如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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