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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贬损“异类”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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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对中国的理解，荒腔走板之处当然不止于上述，例如他据《创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辑览》第五卷第一篇，第182、188页的记载，说：台湾岛的宗教不许妇女在三十五岁以前生育子女，若怀孕，便由巫婆压腹堕胎。（四卷，廿三章，十六节）又说：“台湾人相信有一种地狱；但是这种地狱是要惩罚那些在某些季节没有赤身裸体的人、那些该穿丝衣时而穿布衣的人、那些寻找牡蛎的人、那些没有先问卜于小鸟的歌唱而采取行动的人。正因这样，他们反而不把酗酒和荒淫当做罪恶了；他们甚至认为子女们的放荡堕落是他们的神明所喜欢的。”（五卷，廿四章，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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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他还以为中国所有官吏都是太监，说：“有一些国家，把一切官职都给与太监们。唐比埃说：‘在东京，所有文武官吏都是太监’（过去在中国也一样。九世纪时两个阿拉伯伊斯兰教徒曾到那儿去游历，当他们说到一个城市的长官时，他们就是用太监这个词），他们没有家庭；虽然他们是贪婪成性的，但是他们的主人或君主却从他们的贪婪中得到了利益。”（三卷，十五章，十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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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他讲这些荒唐话的，主要是时代的限制。他所论每一件事，都有根据，并非信口开河。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耶稣会士书简集》、《北方旅行记》、杜亚尔德《中华帝国志》、《鞑靼史》等书。尤其是杜亚尔德的书对他影响极大。“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即是杜亚尔德的介绍。另外，他曾于1913年侨居巴黎，住了十年，遇到在皇家图书馆工作的福建兴化基督徒黄嘉略，他们作过长谈，孟德斯鸠更做了详细的笔记。因此，孟德斯鸠谈论中国的态度是严谨的。无奈，在那个时代，整个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仍极有限；他所遇到的一些中国人，给他的讯息与印象也未必准确（黄嘉略对孟德斯鸠的中国观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此人在国内所追随之法国传教士，属于域外传道会，对中国之见解，本与耶稣会不同；而其本人又为乡曲之士，对中国政经法律等等所知有限。他告诉孟德斯鸠的东西，大抵强不知以为知，而且态度偏激，对中国之优点语焉不详，一些缺点却津津乐道，错误又极多。孟德斯鸠以为他既是中国人，所说一定比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导更可信，实在是上了他的大当。另详许明龙《孟德斯鸠与中国》，第四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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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曾谈过，在利玛窦那个时代，欧洲人甚至尚不能分辨“契丹”与“支那”。这个认识，是牺牲了一位旅行家传教士才获得的。而并非所有旅行者都如此尽责，1403年西班牙使者克拉维局《奉使东方记》信誓旦旦地说他曾经过契丹国境内一个臣属的女儿国（详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一六三一一六四节，世界书局1983年版）。1480年意大利人巴巴罗《奉使波斯记》则记契丹人皆奉基督教，且因天气寒冷，故不产葡萄酒（同上注，一四一节）。1560年荷兰人白斯拜克记述某位曾游中国之土耳其人所见，更谓中国人礼节近于犹太教，而印书之纸则均为蚕丝所制（同上注，一四四节）。这类记载，类如海客谈瀛，恢诡难凭，但对欧洲人的东方观却已具有先入为主的作用，使得欧洲人对于东方世界很早就习惯了从“异文化”的角度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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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远方的异族，必然有奇山异水、奇风异俗，与“我们”截然不同。这种观察东方或中国的态度，基本上主宰着孟德斯鸠那个时代的欧洲人。孟德斯鸠晚于鄂本笃百余年，中欧交通状况自非昔日可比，但猎异搜奇之心，仍然使得孟德斯鸠轻易地采信了许多早期旅行家的奇谈怪论（如云中国女多于男、中国之官吏均为太监、中国无私生子、中国河川不宽且在汇集前或后便已流失或蒸发、中国人几乎只吃鱼过日子等），并依着这些奇谈怪论努力地把中国建构成一个足以与欧洲相对比的“邪恶帝国”（同上注，一五七节。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上卷第三部第一章《传教士不懂汉语的某些后果或公然传播的谬误》对于那个时代欧洲中国观之整体水准，有详细的分析。他并认为孟德斯鸠即受限于这样的理解情境，故所言多谬：“杜亚尔德神父在法国可谓是大权威了。但他从未到过中国，他所做的，仅止于编纂、删改、歪曲。……然而，孟德斯鸠正是向他探询到了最明确的信息”，“让我们对伏尔泰、孟德斯鸠采取宽容态度吧。他们几乎身不由己，被他们自身的偏见、被耶稣会士的企图所左右。再说，他们没有课本、又没有拼音表、没有语法、也没有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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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结果，当然也同时是由于孟德斯鸠的观点有了问题，因为在他之前或他自己那个时代，对于非我族类之异族，也不乏视之为“圣善天堂”的资料。而孟德斯鸠并不如此看，这就是他的观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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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年马黎诺里自东方归，著《波希米亚史》，1768年刊布，书中描述中国为“灿烂光荣之世界，非笔所能书、口所能言。而余得饱眼福，岂非人生之大幸乎？”但这仍非天堂，该书曾叙述他到过天堂，说天堂就在印度科伦白姆对岸，与锡兰山相峙。此为当时有关天堂之一说。当时人有主张天堂“在恒河畔者、在锡兰岛者、在中国者、在鞑靼境”等等甚多（同注10所引书，第一一七节），马黎诺里虽未以中国为天堂，但对中国的敬慕之意仍是非常明显的。而这种敬慕的态度，实普遍弥漫于当时各类文献中，如1560年白斯拜克所记录的土耳其人言语，便说“契丹人精于各种技艺、开化文明、深知礼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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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的欧洲也正弥漫着中国风。仅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欧洲各国的中国瓷器，自1602至1682年便达1600万件以上。路易十四、十五时代，中国式家具、壁纸、丝织品、折扇、服饰、化妆等也都成为欧洲的时尚，中国绘画与建筑园林更被群起模仿。孟德斯鸠倚为主要资料书的杜亚尔德（J. B du Halde）《中华帝国志》，1734年出版后，1736年立刻出现英译本，1747年出现德译本，1774年又有了俄译本，可见其风行。伏尔泰因读其书见其中有赵氏孤儿故事，乃“根据孔子的教导，改编成五幕剧”，并认为此一故事“是个巨大的明证，体现了理性和才智最终必然凌驾于愚昧和野蛮”。歌德也因读到此书而感叹：“中国人有千万部好小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哩！”“在他们那儿，一切都比我们显得更明理、纯洁和道德。”（详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十八章第四、五节，东华书局1989年版。许明龙《孟德斯鸠与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三章《历史上的中法交流和十八世纪法国的中国热》，对此更有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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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孟德斯鸠那个时代，推祟中国者大有人在。可是，孟德斯鸠虽与伏尔泰、歌德一样看《中华帝国志》，却看出了不一样的意味。他对中国人毫无好感，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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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由于需要或者也由于气候性质的关系，中国人贪利之心是不可想象的，但法律并没想去加以限制。一切用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因此，让我们不要把中国的道德和欧洲的道德相比较吧！在中国，每一个人都要注意什么对自己有利；如果骗子经常关心着自己的利益的话，那么，容易受骗的人也就应该注意自己的利益了。在拉栖代孟，偷窃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三卷，十九章，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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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孟德斯鸠对当时称扬中国人道德高尚之风气是不甚满意的。他认为欧洲人之道德高于中国，不仅中国人最会骗人，更因中国人所服膺的“东方的道德原则”乃是建立在恐惧和服从上的。所以他反驳当时有关中国政治清明、风俗良善的记录，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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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传教士们告诉我们，那个幅员广阔的中华帝国的政体是可称赞的，它的政体的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那么，我所建立的三种政体的原则的区别便毫无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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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不晓得，一个国家唯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可说呢？加之，我们的商人从没有告诉我们教士们所谈的这种品德；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商人们所说的关于那里的官吏们的掠夺行为。此外，巴多明神父的书简，叙述皇帝惩办了几个亲王，因为他们皈依基督教，惹起皇帝的不快。这些书简使我们看到那里经常施行的暴政，和依据常例——也就是无情地——对人性进行残害的大略情形。我们还有德麦兰和巴多明神父关于谈论中国政府的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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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我们的教士们被秩序的外表所迷惑了呢？是不是因为在那里，不断地行使单一的个人意志，使他们受到了感动呢？教士们自己就是在受着（教皇）单一的个人意志的统治，所以在印度诸王的朝廷里，他们也极愿意看到同样的统治。因为，他们到那里去的使命只是要提倡巨大的变革。那么，要说服君主们使君主相信自己什么能够做，总比说服人民使相信人民自己什么都能忍受要容易些。（一卷，八章，廿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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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一大段，可知孟德斯鸠对于中国人品德的印象可能有一大部分来自商人，所以对传教士之称许中国颇不以为然。据艾田蒲之研究，孟德斯鸠对中国人恶劣之印象，来自一位前耶稣会士富凯。此公因被耶稣会所憎恶，故竭力诋毁耶稣会对中国的描述。此外，孟德斯鸠读过1715年出版的《罗朗·朗吉中国纪行》，“这位瑞典工程师说尽了他所能想象的一切有关中国商人的坏话”。孟德斯鸠还读到《一七四○—一七四七年环球航行》一书，此书是由一位英国神父所写，他曾在一次旅行中被迫在中国停泊，与中国商人有些接触，这些接触使他对中国印象恶劣（见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下卷第一部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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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重要的，是他对政体的见解使他无法称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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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国情特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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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把政体分成共和、君主、专制三种，各有其原则与动力：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立法工作须与政体的原则相适应，法律才能发挥其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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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共和政体，是指全体人民或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例如民主或贵族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君主一人执政，但一切依法律规定办理。专制政体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君主依其个人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因此，在专制政体中，其实无所谓法的问题：“因为土地都属于君主，所以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民事法规。因为君主有继承一切财产的权利。所以也没有关于遗产的民事法规。……人们通常和女奴结婚，所以几乎没有关于奁产或关于妻子利益的民事法规。又由于奴隶众多，所以几乎没有有个人意志的人，因此也没有应该对自己行为负责而对簿公庭的人。他们道德上的行动，大半只是父亲、丈夫或主人的意志而已。……因此，在专制国家里是完全没有发生纠纷和诉讼之机会的。”（一卷，六章，一节）同理，孟德斯鸠认为共和及君主制均有自由可论，专制政体则无自由可言。欧洲各国中，英格兰情况最好，意大利等国就差了，但纵使是意大利等国，也只是“企图实行专制”，与“东方专制主义”仍是不同的。（二卷，十一章，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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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乃因此而是孟德斯鸠用来与他所揭扬的民主自由价值相对比之物，代表着专制政体与精神。对所有亚洲国家，孟德斯鸠都无赞辞。事实上欧洲人此刻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亚洲殖民运动，对于中亚、西亚、南亚乃至东亚诸邦国，确实也较难激生什么敬意（对欧洲殖民大业踌躇满志，可见孟德斯鸠书第四卷，廿一章，廿一节）。但中国显然不同，这个大帝国、古文明，与亚洲其他国家不能一概而论。何况，历来欧洲人对中国政体、文化、风俗的颂扬已多，径要将之贬为专制主义之代表，是得花一番气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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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地方，孟德斯鸠也很称赞中国，认为中国比亚洲其他地方好，间或也有值得欧洲政府效法之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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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帝王几乎没有一年不下诏谕宽免他们帝国中某个省份的税（这是中国皇帝的习惯）。他们表现赐给人民恩典的心意。但是欧洲则不然，君主的诏谕在人们还没看到之前就已使人们发愁，因为君主的诏谕通常谈的都是君主的需要，而从来不谈我们人民的需要。（二卷，十三章，十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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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的记述，谈到了中国皇帝每年有一次亲耕的仪式。这种公开而隆重的仪式的目的是要鼓励人民从事耕耘。不但如此，中国皇帝每年都要知道谁是耕种上最优秀的农民，并且给他八品官做。（三卷，十四章，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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