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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孟德斯鸠那个时代，推祟中国者大有人在。可是，孟德斯鸠虽与伏尔泰、歌德一样看《中华帝国志》，却看出了不一样的意味。他对中国人毫无好感，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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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由于需要或者也由于气候性质的关系，中国人贪利之心是不可想象的，但法律并没想去加以限制。一切用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因此，让我们不要把中国的道德和欧洲的道德相比较吧！在中国，每一个人都要注意什么对自己有利；如果骗子经常关心着自己的利益的话，那么，容易受骗的人也就应该注意自己的利益了。在拉栖代孟，偷窃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三卷，十九章，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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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孟德斯鸠对当时称扬中国人道德高尚之风气是不甚满意的。他认为欧洲人之道德高于中国，不仅中国人最会骗人，更因中国人所服膺的“东方的道德原则”乃是建立在恐惧和服从上的。所以他反驳当时有关中国政治清明、风俗良善的记录，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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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传教士们告诉我们，那个幅员广阔的中华帝国的政体是可称赞的，它的政体的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那么，我所建立的三种政体的原则的区别便毫无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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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不晓得，一个国家唯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可说呢？加之，我们的商人从没有告诉我们教士们所谈的这种品德；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商人们所说的关于那里的官吏们的掠夺行为。此外，巴多明神父的书简，叙述皇帝惩办了几个亲王，因为他们皈依基督教，惹起皇帝的不快。这些书简使我们看到那里经常施行的暴政，和依据常例——也就是无情地——对人性进行残害的大略情形。我们还有德麦兰和巴多明神父关于谈论中国政府的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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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我们的教士们被秩序的外表所迷惑了呢？是不是因为在那里，不断地行使单一的个人意志，使他们受到了感动呢？教士们自己就是在受着（教皇）单一的个人意志的统治，所以在印度诸王的朝廷里，他们也极愿意看到同样的统治。因为，他们到那里去的使命只是要提倡巨大的变革。那么，要说服君主们使君主相信自己什么能够做，总比说服人民使相信人民自己什么都能忍受要容易些。（一卷，八章，廿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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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一大段，可知孟德斯鸠对于中国人品德的印象可能有一大部分来自商人，所以对传教士之称许中国颇不以为然。据艾田蒲之研究，孟德斯鸠对中国人恶劣之印象，来自一位前耶稣会士富凯。此公因被耶稣会所憎恶，故竭力诋毁耶稣会对中国的描述。此外，孟德斯鸠读过1715年出版的《罗朗·朗吉中国纪行》，“这位瑞典工程师说尽了他所能想象的一切有关中国商人的坏话”。孟德斯鸠还读到《一七四○—一七四七年环球航行》一书，此书是由一位英国神父所写，他曾在一次旅行中被迫在中国停泊，与中国商人有些接触，这些接触使他对中国印象恶劣（见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下卷第一部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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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重要的，是他对政体的见解使他无法称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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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国情特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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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把政体分成共和、君主、专制三种，各有其原则与动力：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立法工作须与政体的原则相适应，法律才能发挥其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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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共和政体，是指全体人民或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例如民主或贵族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君主一人执政，但一切依法律规定办理。专制政体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君主依其个人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因此，在专制政体中，其实无所谓法的问题：“因为土地都属于君主，所以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民事法规。因为君主有继承一切财产的权利。所以也没有关于遗产的民事法规。……人们通常和女奴结婚，所以几乎没有关于奁产或关于妻子利益的民事法规。又由于奴隶众多，所以几乎没有有个人意志的人，因此也没有应该对自己行为负责而对簿公庭的人。他们道德上的行动，大半只是父亲、丈夫或主人的意志而已。……因此，在专制国家里是完全没有发生纠纷和诉讼之机会的。”（一卷，六章，一节）同理，孟德斯鸠认为共和及君主制均有自由可论，专制政体则无自由可言。欧洲各国中，英格兰情况最好，意大利等国就差了，但纵使是意大利等国，也只是“企图实行专制”，与“东方专制主义”仍是不同的。（二卷，十一章，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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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乃因此而是孟德斯鸠用来与他所揭扬的民主自由价值相对比之物，代表着专制政体与精神。对所有亚洲国家，孟德斯鸠都无赞辞。事实上欧洲人此刻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亚洲殖民运动，对于中亚、西亚、南亚乃至东亚诸邦国，确实也较难激生什么敬意（对欧洲殖民大业踌躇满志，可见孟德斯鸠书第四卷，廿一章，廿一节）。但中国显然不同，这个大帝国、古文明，与亚洲其他国家不能一概而论。何况，历来欧洲人对中国政体、文化、风俗的颂扬已多，径要将之贬为专制主义之代表，是得花一番气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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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地方，孟德斯鸠也很称赞中国，认为中国比亚洲其他地方好，间或也有值得欧洲政府效法之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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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帝王几乎没有一年不下诏谕宽免他们帝国中某个省份的税（这是中国皇帝的习惯）。他们表现赐给人民恩典的心意。但是欧洲则不然，君主的诏谕在人们还没看到之前就已使人们发愁，因为君主的诏谕通常谈的都是君主的需要，而从来不谈我们人民的需要。（二卷，十三章，十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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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的记述，谈到了中国皇帝每年有一次亲耕的仪式。这种公开而隆重的仪式的目的是要鼓励人民从事耕耘。不但如此，中国皇帝每年都要知道谁是耕种上最优秀的农民，并且给他八品官做。（三卷，十四章，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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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教义是由气候上的懒惰产生的，却反而助长了懒惰，这就产生了无数的弊害。中国的立法者是比较明智的，他们不是从人类将来可能享受的和平状态去考虑人类，而是从适宜于履行生活义务的行动去考虑人类，所以他们使他们的宗教、哲学和法律全都合乎实际。（同上，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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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示了他对中国的态度与对印度、暹罗、鞑靼都不相同。甚至于他有时亦认为中国的政体也是或曾是宽和的，可以与欧洲并称，如卷三第十六章第六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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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方需要人类的勤劳才可以居住，并且需要同样的勤劳才得以生存。这类国家需要宽和的政体。主要有三个地方是属于这一类的，就是中国的江南和浙江这两个美丽的省份、埃及和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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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代帝王并不是征服者。他们为着增强自己的权势就首先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最有力地证明他们的智慧。他们平治了洪水，帝国版图上便出现了这两个最美丽的省份。这两个省份的建立是完全出于人力的劳动的。这两个省份土地肥沃异常，因此给欧洲人一个印象，仿佛这个大国到处都是幸福的。但是要使帝国这样大的一块土地不至受到毁坏，就要不断地用人加以必要的防护与保持。这种防护与保持所需要的是一个智慧的民族的风俗，而不是一个淫佚的民族的风俗；是一个君主的合法权力，而不是一个暴君的专制统治。政权就必须是宽和的，像过去的埃及一样。政治就必须是宽和的，像今天的荷兰一样。大自然给荷兰那样不便的地势就是要它关心自己，而不是要它懒怠或是任性而使土地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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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虽然由于帝国幅员辽阔而会发生各种恐怖，但是中国最初的立法者们不能不制定极良好的法律，而政府往往不能不遵守这些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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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重要的一段文字。因为它表明了孟德斯鸠立说时必须要与欧洲人对中国已有的美好印象搏斗。他是以中国为专制主义之代表的，但某些时候他也不能不妥协说：基于某种原因，中国专制之害尚不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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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虽属于专制主义却仍能定法并守法，君主也能进行合法性统制呢？他归功于早期那些立法君主具有非凡的智慧。这样的辩解当然也是充满“智慧”的。因为此种说法虽承认中国可能具有较宽和的政权、极好的法律，却因其气候与土地广阔，不得不实施专制统治；而且后来的君主也不像早期那样宽和睿智，以致中国终究仍是专制主义的典型。这就又回到他原有的主张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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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特殊的情况，或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中国的政府可能没有达到它所应有的腐败程度。在这个国家里，主要来自气候的物理原因曾经对道德发生了有力的影响，并做出了各种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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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气候异样地适宜于人口的繁殖。那里的妇女生育力之强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最野蛮的暴政也不能使繁殖的进程停止。在那里，君主不能像法老一样地说：“让我们明智地压迫他们吧！”他只好归结到尼禄的愿望：希望全人类只有一个首领。中国虽然有暴政，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中国的人口将永达地繁殖下去，并战胜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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