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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示了他对中国的态度与对印度、暹罗、鞑靼都不相同。甚至于他有时亦认为中国的政体也是或曾是宽和的，可以与欧洲并称，如卷三第十六章第六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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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方需要人类的勤劳才可以居住，并且需要同样的勤劳才得以生存。这类国家需要宽和的政体。主要有三个地方是属于这一类的，就是中国的江南和浙江这两个美丽的省份、埃及和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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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代帝王并不是征服者。他们为着增强自己的权势就首先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最有力地证明他们的智慧。他们平治了洪水，帝国版图上便出现了这两个最美丽的省份。这两个省份的建立是完全出于人力的劳动的。这两个省份土地肥沃异常，因此给欧洲人一个印象，仿佛这个大国到处都是幸福的。但是要使帝国这样大的一块土地不至受到毁坏，就要不断地用人加以必要的防护与保持。这种防护与保持所需要的是一个智慧的民族的风俗，而不是一个淫佚的民族的风俗；是一个君主的合法权力，而不是一个暴君的专制统治。政权就必须是宽和的，像过去的埃及一样。政治就必须是宽和的，像今天的荷兰一样。大自然给荷兰那样不便的地势就是要它关心自己，而不是要它懒怠或是任性而使土地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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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虽然由于帝国幅员辽阔而会发生各种恐怖，但是中国最初的立法者们不能不制定极良好的法律，而政府往往不能不遵守这些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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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重要的一段文字。因为它表明了孟德斯鸠立说时必须要与欧洲人对中国已有的美好印象搏斗。他是以中国为专制主义之代表的，但某些时候他也不能不妥协说：基于某种原因，中国专制之害尚不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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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虽属于专制主义却仍能定法并守法，君主也能进行合法性统制呢？他归功于早期那些立法君主具有非凡的智慧。这样的辩解当然也是充满“智慧”的。因为此种说法虽承认中国可能具有较宽和的政权、极好的法律，却因其气候与土地广阔，不得不实施专制统治；而且后来的君主也不像早期那样宽和睿智，以致中国终究仍是专制主义的典型。这就又回到他原有的主张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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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特殊的情况，或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中国的政府可能没有达到它所应有的腐败程度。在这个国家里，主要来自气候的物理原因曾经对道德发生了有力的影响，并做出了各种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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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气候异样地适宜于人口的繁殖。那里的妇女生育力之强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最野蛮的暴政也不能使繁殖的进程停止。在那里，君主不能像法老一样地说：“让我们明智地压迫他们吧！”他只好归结到尼禄的愿望：希望全人类只有一个首领。中国虽然有暴政，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中国的人口将永达地繁殖下去，并战胜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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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腐败的统治很快便受到惩罚。这是事物的性质自然的结果。人口这样众多，如果生计困乏便会突然发生纷乱。在别的国家，改革弊政所以那么困难，是因为弊政的影响不那么明显。不像在中国那样，君主受到急遽且显著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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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皇帝所感悟到的和我们的君主不同。我们的君主感到，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则来世的幸福少，今生的权力和财富也要少。但是中国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就要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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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虽然有弃婴的事情，但是它的人口却天天在增加，所以需要有辛勤的劳动，使土地的生产足以维持人民的生活。这需要有政府的极大的注意。政府要时时刻刻关心，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劳动而不必害怕别人夺取他的劳苦所得。所以这个政府与其说是管理民政，毋宁说是管理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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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人们时常谈论的中国的那些典章制度之所由来。人们曾经想使法律和专制主义并行，但是任何东西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便失掉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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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这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的精神也许稍为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相反。（第一卷，第八章，廿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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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大段中，他再次认定中国是专制政治。但它是专制中的特例、奇迹。据孟德斯鸠此处的分析，出现此种奇迹之原因，与它形成专制的原因，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条件：因土地太广以及气候关系，中国不得不成为专制大帝国，人民自然地倾向服从；但又由于人口太多，这自然之物理原因又战胜了暴政，使得人民要辛勤、政府要关怀人民。不过，虽然如此，中国也只是不太坏而已，专制政体最终仍然战胜了。中国在早期纵或尚称宽和，后来却越来越严厉，成就为一专制国家。因为专制政体的原则正是不断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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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在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性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别的政体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某些特殊的偶然变故，破坏了它们的原则。专制政体的灭亡则是由于自己内在的缺点。某些偶然的原因是不能够防止它的原则腐化的。所以专制政体，只有气候、宗教、形势或是人民的才智等等所形成的环境强迫它遵守一定秩序，承认一定规则的时候，才能够维持。这些东西可能对专制政体的性质发生强有力的影响，但是不能改变专制政体的性质，专制政体的凶残性格仍然存在；这种性格只能暂时地被制服。（一卷，八章，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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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赖这一类解释，孟德斯鸠企图平抚“中国现象”与其理论之间的扞隔、扭转欧洲人对中国的观感，以便安然将中国视为东方专制主义之代表，用意是非常明显的。（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下卷第一部第三章《孟德斯鸠的中国》主要是针对孟德斯鸠对中国时而贬抑时而褒扬之矛盾进行的分析。他认为这是由于《论法的精神》乃“是由支离破碎、自相矛盾的片章构成的”，所以其中既有早期对中国政体好印象时的见解，也有遇到富凯之后，“由于过分轻信了富凯别有用心的挑动，又未经仔细鉴别，就听取了安逊的胡言乱语，孟德斯鸠最终陷入了困境，难以将耶稣会士们的颂扬之辞与商人们的诅咒之语统一起来”。他的分析，不能说没道理，但忽略了孟德斯鸠将中国视为专制政体的意义，也简化了相关的问题，我不取此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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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似乎仍不断在孟德斯鸠的论述中伸脚探头，干扰着他所订下的“规律”，使得他必须不断作些补充说明。例如一卷五章结尾说：“专制政府不应该有监察官是显而易见的。但中国的事例，似乎破坏了这条规律。在本书后面，我们将看到中国设立监察制度的特殊理由。”这与第八章结尾处特立一节辩护道“对于我在上面所说的一切，人们可能有所非难，所以我在未结束本章前，必须加以回答”（孟德斯鸠在后文中其实并未说出中国设立监察制度的特殊理由，也没有回答为何设有监察官的中国仍然是专制的），可以说都是这样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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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第七章说“君主政体的政制，财富的分配很不平均，所以奢侈是很必要的。……在专制国家也是必要的”（四节），但中国事例又违背了这个规律，所以第六节又要补充云：“有些国家，由于特殊理由，须要节俭的法律。”这些辩护，旨在维护其理论、保障其规律之普遍性；而对中国之所以如此不符合其规律，则一概诿诸“中国国情特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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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他原本区分了风俗、法律、礼仪的不同，但中国事例一出现，又打乱了他的区分，使得他只好说中国是个特例：“只有特殊的法制才这样把法律、风俗和礼仪混合起来。这些东西在性质上本来是应当分开的。”（三卷，十九章，廿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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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亚洲社会停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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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但是特例，更是或应是凝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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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孟德斯鸠之见，专制国家的风俗礼仪原本就较少变化，中国尤其没有变化。原因很多，地理因素、人种状况、持续的专制，以及下列两种因素都是：“有两种原因使这种礼教得以那么容易地铭刻在中国人的心灵和精神里。第一是，中国的文字的写法极端复杂，学文字就必须读书，而书里写的就是礼教，结果中国人一生的极大部分时间，都把精神完全贯注在这些礼教上了；第二是，礼教里面没有什么精神性的东西，而只是一些通常实行的规则而已，所以比智力上的东西容易理解、容易打动人心。”（三卷，十九章，十七节）礼本来就是精神性的东西，所以《白虎通·情性》云“礼者，履道成文也”，《礼记·仲尼燕居》云“礼也者，理也”。它本质上是人对人类社会应有之条理秩序的一套理解与看法，而表现于视听言动之间。在表现时，亦要求须有“敬”之类精神。孔子说“礼云礼云，钟鼓云乎哉”就是这个道理，孟德斯鸠恰好弄颠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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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认为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得中国几乎不可能有什么改变：“中国并不因为被征服而丧失它的法律。在那里，习惯、风俗、法律和宗教就是一个东西。人们不能够一下子把这些东西都给改变了。改变是必然的，不是征服者改变，就是被征服者改变。不过在中国，改变的一向是征服者。因为征服者的风俗并不是他们的习惯，他们的习惯并不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法律并不是他们的宗教；所以他们逐渐地被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要比被征服的人民被他们所同化容易一些。从这里还产生一个很不幸的后果，就是要在中国建立基督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同上，十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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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孟德斯鸠真觉得中国不能成为基督教国家是不幸的事吗？可能未必。他对其他国家，是同意风俗习惯乃至法律均可改变的，唯独对专制国家不然。依其理论，政体既有共和、君主及专制之分，前两者较宽和自由，后者则否。那么，作为一种实践性的思想，自应鼓励采用专制政体之国家起而改变之，让它逐渐走向共和或君主制才是。无奈孟德斯鸠对于专制政体之形成与性质的解释，有着命定论的色彩，专制国家之所以为专制国家，系因其地理条件、人口因素、气候、幅员等而不得不然的。既如是，在这些条件未能改变之前，专制政体事实上并不能改变。而这些条件，基本上也不太可能改变，故专制政体即不得不成为一凝固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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