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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孟德斯鸠真觉得中国不能成为基督教国家是不幸的事吗？可能未必。他对其他国家，是同意风俗习惯乃至法律均可改变的，唯独对专制国家不然。依其理论，政体既有共和、君主及专制之分，前两者较宽和自由，后者则否。那么，作为一种实践性的思想，自应鼓励采用专制政体之国家起而改变之，让它逐渐走向共和或君主制才是。无奈孟德斯鸠对于专制政体之形成与性质的解释，有着命定论的色彩，专制国家之所以为专制国家，系因其地理条件、人口因素、气候、幅员等而不得不然的。既如是，在这些条件未能改变之前，专制政体事实上并不能改变。而这些条件，基本上也不太可能改变，故专制政体即不得不成为一凝固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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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孟德斯鸠却又鼓励这种凝固状态，建议人们勿轻易去尝试改变它。他说道：“专制国家的风俗和礼仪，决不应该加以改变，这是一条重要的准则。没有比这样做更能迅速地引起革命。因为这些国家几乎没有法律，它们只有风俗和礼仪。如果推翻风俗和礼仪，就是推翻了一切。”（三卷，十九章，十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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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论调，是难以令我们心服的。纵使我们不质疑它决定论式的专制政体论在学理上有多么粗糙，一种教导人们安于专制、勿企图改变之的理论，本身就是不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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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孟德斯鸠真如此想，他又何必写这样一部大书？这部书出版后又何至于被攻击并被巴黎大学和主教会议列为禁书？这样缺乏革命力量的书，又怎能被译介到中国，成为晚清改变中国社会的重要武器？原因就在于它并不真正主张法律风俗等等皆不可改变。就他的理论来说，他并非纯然采命定论，故认为立法之精神不在随顺地理气候，而在于针对其弱点对治之，所以说：“不和气候的弱点抗争的，是坏的立法者。”（三卷，十四章，五节节名）同理，他也反对风俗习惯或法律全然不变，曾针对“改变一个国家的风俗和习惯有什么自然的方法”（三卷，十九章，十四节节名）、“要接受最好的法律，人民的思想准备是如何的必要”（同上，二节节名）提了许多建议，更对如何立法来鼓励繁殖、改革奢靡、纠正宗教谬误讲了不少具体措施。可见他的理论本身不应该是教人服顺于恶劣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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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他竟觉得专制国家毋庸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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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解答，恐怕仍应关联着“特殊的中国”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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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所说可以改变的，是指欧洲。例如俄国彼得大帝变法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彼得大帝不过把欧洲的风俗习惯给予一个欧洲国家，所以他感到的轻而易举，是他自己也未曾预料到的”（三卷，十九章，十四节）。中国则不需要这样的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所以，他残酷地认为，中国人民若生活在专制政体中，那就继续做着“亚洲的奴役”吧。只要我们欧洲人能享受着“欧洲的自由”就好了。（这两个专门术语，见三卷，十七章，六节）这种态度，在他论奴隶制时也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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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本来就是欧洲古老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就曾论证有天生的奴隶存在，罗马法也确定了这种制度，地理大发现及欧洲殖民运动又将非洲人、美洲人都用为奴隶。但孟德斯鸠反对这种制度，他认为这种制度违背自然法也不符民法，“因为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所以应该说奴隶制是违反自然的”（同上，七节）。除了这种人道主义式的呼吁之外，他更从风俗、宗教、经济、安全等各方面论证“奴隶制对我们是无益的”（同上，八节），进而主张废除奴隶制、释放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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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辩当然甚为精彩，令人动容。但是，这些都是针对欧洲说的。亚洲及非洲，“在专制政体之下，奢侈和专横的权力支配了一切，所以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东方的太监，似乎是一种不可能避免的祸患”（同上，十九节），“‘天然的奴役’，就应该局限在地球某些部分的国家”（同上，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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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应接受最好的法律，亚洲人则让他们依旧承担奴役。这样的亚洲便不只是凝固的，也是停滞的。以至于“欧洲的自由”与“亚洲的奴役”既为描述语，也为祈使句，两者成了永恒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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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这种对比，当然与他对于自己作为一位欧洲人的荣耀感有关。他活在大殖民时代，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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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权势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它消费浩大、事业显赫、经常维特着庞大的部队，甚至维持那些仅供炫耀而无实际用途的军队。人们只要看看这些情况，就可了解欧洲的权势已是历史上无可伦比的了。（四卷，廿一章，廿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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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站在历史高峰上、活在世界权势之中心的感觉，使他生出了无比的优越感，对于那个曾被仰慕、推崇、赞美的古老中华帝国之声望，异常地不服气。将之贬为专制主义之代表，视为特例与异类，乃至于主张各行其是、分道扬镳，正是出自于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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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国观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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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的专制中国论，在当时是颇有反对者的。例如伏尔泰就认为专制政治与中国政治并不相同。专制政治是君主不守法律，任意剥夺人民生命财产的政治，中国则因以下四个原因，不能称为专制政治：（一）人民将君主或官吏看做家长一般，为之尽力。（二）政府注意人民福祉，经常修桥造路，保护学术与工业之研究，人民也自觉地表示敬意，养成顺从的美德。而这种顺从却并非由于专制。（三）中国行政组织完善，官吏均经严格考试甄拔，皇帝虽高居上位，却不能擅行专制，加上中国有谏议制度，故不能以专制国家称之。（四）中国的法律，充满着仁爱的精神，而且已存在四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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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重农学派的魁奈（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则认为中国固然属于专制政体，但却是一种“合法专制”（legal despotism）。他著有《中国专制政治论》（Despotisme de la China），专论中国之政治。这是一本与《论法之精神》足相对比的书，共分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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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说：（一）序，（二）中华帝国的起源，（三）中华帝国的领土与繁荣，（四）市民阶级，（五）军事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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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之基础法：（一）自然法，（二）经典与第一阶级之寺院法，（三）第二阶级之寺院法，（四）中国人之科学，（五）教育，（六）学者的研究，（七）农业，（八）附属于农业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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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之实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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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租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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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君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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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政制度：（一）行政，（二）刑法，（三）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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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政治制度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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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国宪法与造成繁荣政体的自然法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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