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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解答，恐怕仍应关联着“特殊的中国”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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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所说可以改变的，是指欧洲。例如俄国彼得大帝变法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彼得大帝不过把欧洲的风俗习惯给予一个欧洲国家，所以他感到的轻而易举，是他自己也未曾预料到的”（三卷，十九章，十四节）。中国则不需要这样的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所以，他残酷地认为，中国人民若生活在专制政体中，那就继续做着“亚洲的奴役”吧。只要我们欧洲人能享受着“欧洲的自由”就好了。（这两个专门术语，见三卷，十七章，六节）这种态度，在他论奴隶制时也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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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本来就是欧洲古老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就曾论证有天生的奴隶存在，罗马法也确定了这种制度，地理大发现及欧洲殖民运动又将非洲人、美洲人都用为奴隶。但孟德斯鸠反对这种制度，他认为这种制度违背自然法也不符民法，“因为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所以应该说奴隶制是违反自然的”（同上，七节）。除了这种人道主义式的呼吁之外，他更从风俗、宗教、经济、安全等各方面论证“奴隶制对我们是无益的”（同上，八节），进而主张废除奴隶制、释放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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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辩当然甚为精彩，令人动容。但是，这些都是针对欧洲说的。亚洲及非洲，“在专制政体之下，奢侈和专横的权力支配了一切，所以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东方的太监，似乎是一种不可能避免的祸患”（同上，十九节），“‘天然的奴役’，就应该局限在地球某些部分的国家”（同上，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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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应接受最好的法律，亚洲人则让他们依旧承担奴役。这样的亚洲便不只是凝固的，也是停滞的。以至于“欧洲的自由”与“亚洲的奴役”既为描述语，也为祈使句，两者成了永恒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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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这种对比，当然与他对于自己作为一位欧洲人的荣耀感有关。他活在大殖民时代，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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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权势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它消费浩大、事业显赫、经常维特着庞大的部队，甚至维持那些仅供炫耀而无实际用途的军队。人们只要看看这些情况，就可了解欧洲的权势已是历史上无可伦比的了。（四卷，廿一章，廿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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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站在历史高峰上、活在世界权势之中心的感觉，使他生出了无比的优越感，对于那个曾被仰慕、推崇、赞美的古老中华帝国之声望，异常地不服气。将之贬为专制主义之代表，视为特例与异类，乃至于主张各行其是、分道扬镳，正是出自于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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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国观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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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的专制中国论，在当时是颇有反对者的。例如伏尔泰就认为专制政治与中国政治并不相同。专制政治是君主不守法律，任意剥夺人民生命财产的政治，中国则因以下四个原因，不能称为专制政治：（一）人民将君主或官吏看做家长一般，为之尽力。（二）政府注意人民福祉，经常修桥造路，保护学术与工业之研究，人民也自觉地表示敬意，养成顺从的美德。而这种顺从却并非由于专制。（三）中国行政组织完善，官吏均经严格考试甄拔，皇帝虽高居上位，却不能擅行专制，加上中国有谏议制度，故不能以专制国家称之。（四）中国的法律，充满着仁爱的精神，而且已存在四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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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重农学派的魁奈（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则认为中国固然属于专制政体，但却是一种“合法专制”（legal despotism）。他著有《中国专制政治论》（Despotisme de la China），专论中国之政治。这是一本与《论法之精神》足相对比的书，共分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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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说：（一）序，（二）中华帝国的起源，（三）中华帝国的领土与繁荣，（四）市民阶级，（五）军事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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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之基础法：（一）自然法，（二）经典与第一阶级之寺院法，（三）第二阶级之寺院法，（四）中国人之科学，（五）教育，（六）学者的研究，（七）农业，（八）附属于农业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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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之实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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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租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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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君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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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政制度：（一）行政，（二）刑法，（三）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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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政治制度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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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国宪法与造成繁荣政体的自然法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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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奈此书第七章第一节《孟德斯鸠的主张》，专批孟氏（参阅Quesnay
:“Despotism in China”, translated by L .A.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P.239, Vo1.2, San Antonio: Paul Anderson Company, 1946）。他判断“自然法”是中国伦理道德的基础，也是中国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基础。他也极称赞中国的专制政治，以为“despote”一语实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依于国法行使主权的合法专制，一种是非法的压制人民。前者可以中国为例子，后者则与monarque、roi、emperour即专制君主同义。中国的文化制度，均以自然法为依据，即便皇帝自身，亦须严守此确乎不动之大法，所以中国专制政治绝非压制政治。中国人的最高信仰，是所谓“上帝”、所谓“天”。上帝创造万物，同时即为万物父母，皇帝则上帝在地上之代理人。以统治国家言，叫做君主；以教化人民言，尊称师表；以祭祀上帝言，则不过司祭而己。因此，形式上中国皇帝虽为专制君主，事实上皇帝亦须受天理的支配与束缚。这就是所谓“合法的专制政治”（despotisme legal），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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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对中国政体之评价如何，魁奈与孟德斯鸠都认为中国是专制政制，只不过一属于合法专制或开明专制、一属于极权独裁罢了。另一种对中国政体的描述则迥异，例如意大利神父金尼阁认为：中国政府形式上虽然是君主制，但一定程度上却是贵族政体。因为“虽然所有由大臣制拟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如果一个平民偶然有事呈奏皇帝，如果皇帝愿意亲自考虑这个请求，他就在奏折上作如下批示：着该部详核此项请求，并呈覆最好的措施。我已作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对任何人的赐钱，或增大其权力，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这样做。然而，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皇帝凭自己的权威就不能对他家族有关的人进行赏赐”。也就是说：皇帝的权力，是受法律、官僚行政体系之制衡的。皇帝批准公布并实施法律，但此法律实非由皇帝一人任意订定，而是由大臣们研拟的；皇帝在执行其权力时，亦须受法律之规范。他所形容的这种含有“贵族政体”意味之君主制，其实已很接近魁奈的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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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论如何，孟德斯鸠之后，他对中国政体的理解，已形成了新的典范。孟德斯鸠式的中国观逐渐取得优势，成为欧洲人对中国政治状况及社会民情的基本看法。金尼阁、伏尔泰、魁奈等人之见，并未能动摇孟德斯鸠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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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不是因孟德斯鸠所见较为准确、论述较具说服力，而是与整个大环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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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田蒲《中国之欧洲》曾讨论到在孟德斯鸠之前即已逐渐酝酿发酵的贬抑中国风气。这种风气，是对欧洲“中国热”的反弹。许多人对于“中国如此炫耀的优势”开始怀疑、开始批评了，对于因越来越高的远东热潮而被忽略的古希腊光辉，也为之不平。像费奈隆就把孔子理解为一位只是替社会提供了几条美德格言的人，远不如苏格拉底能追溯至形上之本原，又说整个中国“民族的道德准则就是撒谎，就是谎言以自夸”，认为中国“尽管文明”，却仍陷于“最粗俗、最可笑的迷信之中”。（详见该书上卷廿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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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据史景迁的研究，到18世纪，西方世界反中国的气氛已占上风。一本著名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续集》就是明显的例子。此书描写鲁宾逊漂流到中国，书中对中国字、中国学术、中国建筑、食品、文化及中国人的仪态，都有严厉的批评。为何该书作者选择以批判的态度撰写他的小说？这与市场需求有极大的关系。自1715年起，英国的出版商判断反中国的基调会是畅销书，同时，法国也出现反中国的历史小说。而造成西方社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印象的因素则是：英法当时积极推动和中国的商务关系，但是仍打不开中国的门户，外交官及商人均备感挫折（见1999年1月8日《联合报》，史景迁与余英时的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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