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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论，为中国法律之性质，以下则续论法律之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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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守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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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曾对中国人的守法精神大为赞扬，云：“中国人有许多令人赞叹的品质，其中有一种是天生的尊重法律。我们不知道是社会制度造就了这一品质，还是它造就了社会制度。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无论从先天的本性，还是从后天接受的教育上说，都是一个尊重法律的民族。……中国人很怕进官府、打官司。它也能说明中国人对法律的尊重。尤其是文人。他们一被召到官府，就吓得胆战心惊，噤若寒蝉。”这种守法的态度，他认为与基督教国家恰好成一对比：“在基督教国家，无论目不识丁的人，还是举止文雅、有教养的人都有意无意地轻视法律，仿佛不需要法律维护公众的利益，并且违抗法律要比遵守法更能体现法律的尊严，这难道很光彩吗？”（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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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中国人守法的看法，重在三方面：一、中国人怕进衙门打官司；二、他认为法律旨在维护公共利益，而西方因强调个人自由与人权，故常与法律起冲突，中国人则否；三、中国人重视集体，人不只为自己负责，也要为别人（他所从属的团体）负责，所以非常有责任感，法律也因此而有株连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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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点，是他赞美中国人及法律的理由。当然，它同样也可以成为批评中国法律、社会、文化的口实。因为，另有许多人也主张法律应以人权、自由、个人利益为内涵。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第二章即以1784年某案件为例，说：“中国立法的理性化能与古罗马的法律相媲美。但是，中国人对法律实践过程中的责任和处罚吓坏了他们，反对集体承担责任的原则可以追溯到一七八四年的‘休斯女士号’案件（Lady Hughes）。一位英国船上的枪手在甲板上鸣枪致礼时不慎打死了两个中国人。他被交给中国政府后遂被绞死。从此以后，西方就拒绝将被指控的外国人交给中国政府审理。”（蒋重跃等译，30页，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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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争论，此处暂不讨论。仍从法律实践的层面说。诚如史密斯所云，古代中国社会上一般人基本是畏官守法的。畏官守法，不愿进衙门，抽象的原因或许如史密斯所称，或许如罗伯茨所述，但实际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刑罚太严酷。一入衙门，有理无理，一顿板子；要招不招，夹棍伺候。谁愿上衙门？前引林剑鸣之说，谓中国刑法残酷，对个人地位及权力缺乏保障，即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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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罚的残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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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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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柯克（Cooke George Wingrove）《中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特派记者》（China: Being The Time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1858, 1858）372页即曾描绘广州一座监狱：“恶臭冲天，像动物园里圈动物的牢笼。……再也没有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了。……屋内恶臭令人几乎无法忍受，而那情状则让人无法再看第二眼。……（犯人）是骷髅，而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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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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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政不佳之外，外国人印象深刻的是刑讯逼供。菲尔德（Field Henry M.）《从埃及到日本》（From Egypt to Japan, sixteenth edition, New York, 1890）378页记载了“过程无疑异常残酷”的逼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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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招，法庭便用残酷的方法迫使他们招认，这二位亦不例外。折磨的方式如下：大厅里有两个圆柱。这两个人都跪在地上，两只脚缚在一起，动弹不得。先把他们的背部靠到一根柱子上，用小绳扎紧脚大拇指和手大拇指，然后用力拉向后面的柱子，绑在上面。这立刻让他们痛苦万分，胸部高高突起，前额上青筋暴跳，真是痛不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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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是花样繁多且令人感觉非常残忍的刑法，如砍头、站笼、绞刑、戴枷、囚笼、钉刑、凌迟等。1909年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朱涛等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十二章详述了这些刑罚。他也与菲尔德一样，对中国“法庭”审讯时以杖击代替严密的盘问、辩护律师的恳求、法官的裁断感到惊奇，对砍头、囚笼、戴枷、站笼等刑罚也都感到残忍，于凌迟尤感残酷，“比印第安人曾经用来惩治俘虏的刑囚还要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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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囚的实际状况当然并不如此。据徐道邻先生考证，用刑逼供（术语曰“拷讯”）固然是可以的，但是有种种先决条件和限制。《唐律》四七六条上半段说：“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所谓“立案同判”者，此条疏文说：“事须讯问者，取见在长官同判，然后拷讯。若充使推勘，及无官同判者，得自别拷。”可见当时用刑取供，不但要问刑官立案说明，同时还须得到他的长官的许可，和约请另外的官员来一同讯问。宋太宗在雍熙二年（986）下令：“诸州讯囚，不须众官共视，申长官得判乃讯囚。”可见在此以前是必在“众官共视”之下，才可以刑讯的。此法至元亦然，故元史《刑法志》说：“诸鞫问囚徒，重事须加拷讯者，长贰僚佐会议立案，然后行之。违者重加其罪。”此外，刑讯有一定的限度，就是拷讯只许用杖，不许用任何其他的工具，而且“不得过三度，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数过者，反坐所剩”（见《唐律》四七七《拷问不得过三度》条）。所谓三度者，狱官令规定：“每讯相去二十日，若讯未毕，更移他司，仍须讯鞫，即通计前数，以充三度。”（《唐律》同条疏引）但是若被拷者棒疮未愈，虽过了二十日，仍不得拷，否则“有疮病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同上）。（俱详徐氏《宋律中的审判制度》，收入《中国法制史论集》，9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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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斩首与凌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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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前，密迪乐（Meadows Thomas Taylor）《中国人及其叛乱》（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lelons: View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National Philosophy, Ethics, Legisl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To Which is Added, an Essay on Civilization and Its Present State in the East and West, 1856; Shannon, 1972）也如此描绘过凌迟的情况。他说他根本不敢靠近去看被凌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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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意志再坚强的好奇者都不太敢跳过那些死尸、跨过血污亲耳聆听这位不幸的人胸腔里发出的呻吟，目睹四肢抽搐不已。（665—6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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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描写的这场凌迟，乃是在继砍掉三十几个人头之后实施的，整个过程仅四五分钟，所以应非正式的凌迟刑。凌迟刑有多达120刀者，甚或如明代刘瑾，据说被割了4700刀。若真见到如此千刀万剐的场面，密迪乐恐怕更要吓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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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刑法的详细讨论，当然不限于密迪乐这类旅行者的见闻，阿拉巴斯特《中国刑法评注》（Notes and Commentaries on Chinese Criminal Law, 1899）、里远·劳勃鲁（Nida Noboru）《刑法》（Criminal Law），乃至前引布迪、莫里斯之书等均论之甚详。可见，中国刑法之酷对西方人来说确实易令彼等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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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刑罚施用状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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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立刻下断语谓西方人都认为中国刑罚太严、狱政太坏，亦不妥当。因为西方人对中国这些法律实践层面亦颇有称道或辩护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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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赫德（Du Halde）在《中国帝国及中国的鞑靼、朝鲜王国、西藏：历史和地理》（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 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 and Tibet: Containing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those Countries, 2 vo1s
:1738、1741）一书中写道：“这里的监狱，没有欧洲监狱的恐怖与污秽，相反，条件很便利，也很宽敞。”布迪与莫里斯则引用1860年帕克斯在北京监狱被囚禁的自述，并评论道：“对于读过狄更斯作品的人来说，这一段监狱生活的记述并不会使他们感到震惊。”言下之意，中国监狱大概跟欧洲差不多，不见得特别残酷、不人道。各类刑罚也是如此。即令是凌迟，据阿拉巴斯特说：“虽然凌迟刑很残忍，也令人作呕。但它与在英格兰不久以前还实施的半吊绞死（half-hanging）、剖腹、四肢裂解等死刑相比，并没有给受刑者带来更多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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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凌迟刑极罕使用。宋以前无之，宋代才偶尔采用过几次，元明始合法化，清则规定叛逆及极少数重大犯罪才会施刑，故一般人难得见着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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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杀头也是罕见的。依唐律明律，每年仅有两个月允许行刑，有时甚且不超过一个月。至清朝，虽大幅改变，每年也还有三个月左右不能行刑。这是时间的限制。此外，程序上也有限制。在清朝，死刑犯必须经由州县侦查，转报至府，府送按察使司审判，由总督或巡抚批示，再送刑部复审，审后再送三法司终审判决，程序上极为繁琐谨慎。经改判或撤销者亦甚多，每年由刑部撤销判决者都在百件以上。可见要判一个人斩头并不太容易。而即使终审判决了，死刑犯还都得要报请皇帝批示，此时亦有转圜。皇帝也经常举行大赦、特赦。死刑犯更须待“秋审”之后方能提交执行。而“斩监候”被减轻免死者亦不在少数。于此即可知凌迟与斩头都不是常见的。这跟平时我们从小说或电影电视中得到的印象极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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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判得少，主要是制度保障着犯人。照《唐律》的规定，审判官在宣读判决书时，只要被告表示不服，案子就自动地要重审，称为“移司别勘”。凡徒流以上的案件，在各州县断结后，全都要在上级机关所派的判官面前再录问一次。如囚人接受判决，即将原案转上级机关去核定；如囚人不服，判官就把案件移送另外一个机关去重行推问。此一精神在宋代称为“覆察”。利用若干不同的机关，或一个机关里若干不同的官员来处理同一个案子，以求反复详尽，以达至公。包括同僚覆察、逐层覆察等。且目的不在苛察吹求，以入人罪，而在赦宥。故汪应辰曰：“……国家累圣相授，民之犯于有司者，常恐不得其情。故特致详于听断之初。罚之施于有罪者，常死未当于理，故复加察于赦宥之际，是以参酌古义，并建官师。上下相维，内外相制。所以防闲考核者，纤悉委曲，无所不至也。盖在京之狱，曰开封、曰御史，又置纠察司以纪其失。断其刑者曰大理、曰刑部，又置察刑院以决其平。鞫之与谳者，各司其局，初不相关。是非可否，有以相济，无偏听独任之失。此臣所谓特致详于听断之初也。至于赦命之行，其有罪者，或叙复、或内徙、或纵释之。其非辜者，则为之湔洗，内则命侍从馆阁之臣，置司详定，而昔之鞫与谳者，皆无预焉。”（《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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