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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士大夫只会吟诗撰文而无行政与法律知识吗？说这样话的人很多。但文人士大夫通过科举任官，始于唐朝，而唐代科举即规定：凡在礼部考中进士者，均须在吏部再考一次。考什么呢？考“身、言、书、判”，其中判就是判案要文理优长，才能派充官职。光会吟诗作文，如大文豪韩愈，中了进士十年，仍未通过吏部考试，就仍不能任官。而在考诗文的进士科之外，其实还设有其他许多科，其中即有“明法”科，专门用以选拔法律人才。太宗时亦曾一度增设律学进士科。德宗时则诏“明经”科习律以代《尔雅》。明法科及书判拔萃科，宋代亦均沿续。这是选人任官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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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制度方面，宋代专司法的机关，在京城有开封府、御史台，只管审问，而判刑则属大理寺和刑部。在各州又有“州院”，即录事参军的衙门，原先只管民事，后来也兼管刑事。府的录事参军，叫做司录参军。以京、朝官充录事或司禄的，叫做知录或知司录。这些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岂仅会吟诗作对者即能担任？其中御史、大理、提刑司（即提点刑狱）、知州、判官、推官、录事参军、司理参军、知县和被调派去审案之官员，固多能文之士，然若不会审判，则断断不能任官。何况，司法人员中最重要的是各州司理参军，此官自开始设置时起，就只管鞫狱，不兼他职。南渡以后更规定：派充司理参军，一定要“试中刑法”或者曾经担任过这种职务。其他司法人员之职务，亦不苟且。莫说不娴法律知识者不能任司法官，就算都是司法人员，也还有专长的限制。如宋高宗于绍兴十二年（1142），派大理寺丞叶廷珪为大理正，马上引起了臣僚们的反对。《宋会要·职官二四》载：反对者上书道：“廷珪前日为丞，乃治狱之丞。今日为正，实断刑之正。断刑残事，典治狱异。祖宗旧制，必以试中人为之。廷珪资历颇深，初无他过。徒以不闲三尺，于格有碍。诏别与差遣。”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之专业化如此明确，韦伯乃而谓中国士大夫官吏均无行政与法律知识，岂非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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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法律知识的传统及法律人才的培育方面说。程树德《九朝律考》对此言之已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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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焚诗书百家之言，法令以吏为师，汉代承之。南齐崔祖思谓汉来治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聚徒讲授，至数百人。其可考者，《文苑英华》引沈约授蔡法度廷尉制，谓汉之律书，出于小杜，故当时有所谓小杜律，见《汉书·郭躬传》。《晋志》亦言汉时律令，错糅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汉时律学之盛如此。马郑皆一代经学大儒，犹为律章句。文翁守蜀，选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逭送京师，学律令，是汉人之视律学，其重之也又如此。董卓之乱，海内鼎沸，律学寖微。于是卫觊有设律博士之请。据《魏志·卫觊传》，觊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请置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沿六朝隋唐，讫于赵宋，代有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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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律学已盛，历世皆有大儒名家，也有家学。魏明帝太和元年（227）更设律博士。此后律博士均在大理寺任职，后移国学，专职教育司法人员：“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生者。律令为专业，兼习格式法例。”学生在学须有六年。在律博士之外，北齐又添设了“明法椽”24人、“明法”10人。这些人大概也都是谙习法令的专门人才。隋朝尚书刑部曹也设了“明法”若干人。……由这些史事来看，我国官吏无法律知识，仅是一堆文人吗？熟知这类史实与文献的人，若再来看韦伯底下这样的论述，恐怕只能哭笑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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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过人文教养的官吏支配下的中国，君主并无法学家可用。各种哲学派别不断竞争，皆以能培养最优秀的政治家自命，论争不休，一直到正统学派的儒家获胜为止。印度也是有书吏而无专门法学家的。反之，西方则有形式完整的法律（由罗马的天才智慧所创出来的）可供使用。受过这种法律训练的官员，其行政技术较其他一切官吏为优。国家与形式法学的结合，间接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故从经济史而言，此一事实具有重大意义。（《经济与历史：韦伯选集（Ⅳ）》，165—170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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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这些在传统中国属于基本常识的东西，对西方人或现代中国人来说，或许反而最难理解，而我们要解释起来也很费劲。这是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无奈，解决之道，大概唯有继续加强沟通，或请大家再回家多读点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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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第十五讲 华夏文明的异化与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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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演化、变化、异化：文明转变与发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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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社会总是变动的。无论是小变积为大变，或骤经震荡、幡然改途，变动其实正是历史之常态。可是历史中也不可能没有经常性的因素，不论变革如何剧烈，仍有许多文化是延续的、相同的。中国社会，不论如何变，也都与一个非洲国家不一样。故常中有变、变中有常。这种变与常的关系，在各个社会中都有。但每个社会、每个时期，所显现的常与变之关系并不相同，人们处理常与变之方法也颇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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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目的在于探讨这种常与变的关系，所以太史公说他“欲通古今之变”，《文心雕龙》也有《通变篇》。通变乃史家之职责，而欲通古今之变，即需观察比较不同的历史变迁时期，析论其变迁状况及处变之方法，以了解变迁之轨迹并抽绎出应付变迁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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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为何会变迁？社会组织、结构、生活方式之改变，与文化变迁之关系为何？社会变迁等不等于文化变迁？社会又如何变迁？变迁的社会将如何处理它与其文化传统之关系？新社会中，文化传统之存续状况如何？这类问题都是极为复杂的。研究历史的人对此均不能不问。但史学毕竟不同于货郎儿细数破铜烂铁旧家当，虽知古今之事变，而不能通变。它固然不像科学那样，可以找到“通则”，然若不能从一些具体的个别事例中，抽提出一些具有理论意涵之总体意见，史学亦不能发挥其照明历史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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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文化变迁的通则，盖难言也。略而言之，可从演化、变化、异化三种型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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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演化。较容易明白，此说之基本模型是生物学，是把生物的演化史被挪用来解释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变动史。例如人是由猴子演化来的、鸟是由始祖鸟演化来的。后出者，即以前一生存型态为基础而发展成形，不断演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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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讲法中，包含了两个相反相成的观点。一是进步观，一是存留观。进步观，是说一物在演化的过程中，会逐步完善其自身，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所以人就比猴子聪明得多，现代人又比北京人能干得多。但另一方面，人固然在各方面都逐渐进化进步，终究仍是猴性不改，许多地方仍然像猴子一样。这就是存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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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两个观念也常被分开来强调或使用。近代西方孔德、史宾塞以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所强调的就是进化观。在中国，则自严复译介赫胥黎《天演论》（T. H. Huxley, 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之后，更是风行草偃，沛然蔚为风气，胡适的“适”字，即取义于此。依进化的观点看来，一切社会，既然都是不断进化的，则历史的演变，必有一必然的趋势，且后出转精，后必胜前。这个观念，在中文语汇中，也常用“发展”来表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之立名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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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刘大杰论发展，又加上了一个生物学的概念：死亡。他认为一个文体逐渐发展演化，将如一生物般，逐渐进化，但亦逐渐老死。这是吸收了斯宾格勒的意见。斯宾格勒（Oswald Spangler）在《西方之没落》一书中，要我们相信：一切文化之发展历程，也像有机体生物一样，它诞生、茁长、成熟、死亡，一如春夏秋冬四季，不可改变。这是历史的自然规律，文学或文明亦不例外，一个文明不会开两次花。在西方，如布纳提尔（Ferdinand Brunetiere）、辛门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都曾借用过这套观念，畅论文学类型（文体）一旦发展到完全的阶段，就会衰退、凋零而后消失。刘大杰的看法，也与他们几乎完全一样。故他论散文兴起的原因是“文体本身发展的必然性”；论汉赋、唐诗、宋词兴起，原因也都是：“诗歌本身进化的历史性”、“文体本身发展的历史性”。总之，“每一段文学的产生，都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文体进化的历史性、即是“文学的生物性”。而且“文学的本身也正如一种有机体的生物，它的发展也可以看出由形成至于全盛、衰老以及僵化的过程。……四言诗衰于秦汉，后代虽偶有作者，即使费尽心力，终无法挽回那已成的衰颓，辞赋的命运也是如此。……七言古诗及律绝的新体诗……经过了（唐）那三百多年许多天才的努力，诗又到了衰老僵化的晚期，词体逐渐形成，于是到了五代宋朝，诗的地位就不能不让给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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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进化观的部分。存留观之发扬光大，则可推当代两性关系之研究。例如过去对男性比较喜欢在外边拈花惹草、女性比较注重家庭，男性比较主动、女性比较被动等，都可从社会面、文化面、政治面来解释，但现在则有许多人从生物演化的观点来说明，认为人类之行为与动物择偶之行为有诸多吻合之处，现代社会中的男女，其实仍保留了他们生物学上的许多特性。在文化研究上，迩来常见的“历史积淀说”或谓“传统的积淀”云云亦是如此，指已进化到现代的中国人，仍在灵魂深处存留着野蛮、原始之动物性或传统性。但它与用生物演化理论来“解释”男女性态度者不同，采这种讲法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要刨根，把那仍存留在身体里的传统因素挖出来，以便于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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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化。变化与演化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一个延续的过程，而代表着断裂，是革命式的大人虎变、君子豹变。文化上这种革命的变化也并不罕见。俄国彼得大帝之变法、日本之明治维新或我国历史上都不乏先例，如唐宋变革期即是其中之一。据日本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的分析，唐宋之变化由下列各方面都可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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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族政治衰微，君主独裁代兴，国家权力及政治责任皆归于君主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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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君主由贵族阶级之共有物，变成全体臣民之共有物，君主地位较贵族政治时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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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主权力的确定与加强。唐朝以前，政治乃是君主与贵族的协议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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