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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两个观念也常被分开来强调或使用。近代西方孔德、史宾塞以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所强调的就是进化观。在中国，则自严复译介赫胥黎《天演论》（T. H. Huxley, 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之后，更是风行草偃，沛然蔚为风气，胡适的“适”字，即取义于此。依进化的观点看来，一切社会，既然都是不断进化的，则历史的演变，必有一必然的趋势，且后出转精，后必胜前。这个观念，在中文语汇中，也常用“发展”来表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之立名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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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刘大杰论发展，又加上了一个生物学的概念：死亡。他认为一个文体逐渐发展演化，将如一生物般，逐渐进化，但亦逐渐老死。这是吸收了斯宾格勒的意见。斯宾格勒（Oswald Spangler）在《西方之没落》一书中，要我们相信：一切文化之发展历程，也像有机体生物一样，它诞生、茁长、成熟、死亡，一如春夏秋冬四季，不可改变。这是历史的自然规律，文学或文明亦不例外，一个文明不会开两次花。在西方，如布纳提尔（Ferdinand Brunetiere）、辛门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都曾借用过这套观念，畅论文学类型（文体）一旦发展到完全的阶段，就会衰退、凋零而后消失。刘大杰的看法，也与他们几乎完全一样。故他论散文兴起的原因是“文体本身发展的必然性”；论汉赋、唐诗、宋词兴起，原因也都是：“诗歌本身进化的历史性”、“文体本身发展的历史性”。总之，“每一段文学的产生，都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文体进化的历史性、即是“文学的生物性”。而且“文学的本身也正如一种有机体的生物，它的发展也可以看出由形成至于全盛、衰老以及僵化的过程。……四言诗衰于秦汉，后代虽偶有作者，即使费尽心力，终无法挽回那已成的衰颓，辞赋的命运也是如此。……七言古诗及律绝的新体诗……经过了（唐）那三百多年许多天才的努力，诗又到了衰老僵化的晚期，词体逐渐形成，于是到了五代宋朝，诗的地位就不能不让给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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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进化观的部分。存留观之发扬光大，则可推当代两性关系之研究。例如过去对男性比较喜欢在外边拈花惹草、女性比较注重家庭，男性比较主动、女性比较被动等，都可从社会面、文化面、政治面来解释，但现在则有许多人从生物演化的观点来说明，认为人类之行为与动物择偶之行为有诸多吻合之处，现代社会中的男女，其实仍保留了他们生物学上的许多特性。在文化研究上，迩来常见的“历史积淀说”或谓“传统的积淀”云云亦是如此，指已进化到现代的中国人，仍在灵魂深处存留着野蛮、原始之动物性或传统性。但它与用生物演化理论来“解释”男女性态度者不同，采这种讲法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要刨根，把那仍存留在身体里的传统因素挖出来，以便于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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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化。变化与演化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一个延续的过程，而代表着断裂，是革命式的大人虎变、君子豹变。文化上这种革命的变化也并不罕见。俄国彼得大帝之变法、日本之明治维新或我国历史上都不乏先例，如唐宋变革期即是其中之一。据日本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的分析，唐宋之变化由下列各方面都可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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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族政治衰微，君主独裁代兴，国家权力及政治责任皆归于君主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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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君主由贵族阶级之共有物，变成全体臣民之共有物，君主地位较贵族政治时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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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主权力的确定与加强。唐朝以前，政治乃是君主与贵族的协议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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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民地位之变化。贵族时期，人民辖于贵族；隋唐之际，人民从贵族手中解放而直辖于国家，成为国家之佃客。中叶后，代以两税法，人民居住权在制度上获得自由，地租亦改以钱纳，此是人民从奴隶佃客的地位获得释放。王安石新法，更确立人民土地私有制、低利贷款及自由处分其土地收获物的权利，又将差役改成雇役。此皆可见人民与君主之关系，已变得直接、相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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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官吏任用，已由贵族左右的九品中正，开放成为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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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朋党性质之变化。唐代朋党是贵族的权利斗争，宋以后则为政治上主张之不同而互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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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经济上的变化。唐是实物经济的时代，物价多用绢布来表示。宋改用铜钱与纸币，货币经济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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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文化性质的变化。经学自中唐以后，一变汉晋师法，专以己意说经。文学亦力改六朝以来风气，贵族式文学变而为庶民式文学，其他音乐艺术等，亦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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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论唐宋变革的很多，立论也各有不同。但整体说来，正如内藤湖南所述唐代与宋代之所谓变革，是指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型态、文化性质、权力关系、政府组织的全面改变。这样的改变，在我国历史上，至少发生过四次：一是在殷周之际，即古代传说中的周公制礼作乐或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所描述的那种变革；二是在周末，经春秋战国而变至秦汉，贵族凌夷，封建邦国统一成为郡县制帝国；三是唐宋之际，结束了南北朝隋唐之门第社会，形成了如内藤湖南所说的那种变动；四是晚清民国这一段时期的改变。郡县制帝国瓦解为民主宪政体制，然后再革命成立共产专政体制，又迭经改革，变化仍在持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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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变化虽然显示了非演化的历史断裂状态，历史却从来就不可能真正断裂。抽刀断水水更流，变化的时代，其前之传统及其后之变貌，二者之间其实有着极复杂的动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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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唐宋的变革来说，自中唐以后，整个宋文化的创新活动，是从一种自觉的反省精神发展而来。透过自觉的反省，进行了对传统的批判与价值的选择。例如，文学上批判六朝隋唐之骈文，而选择了秦汉古文，作为新时代的美感与价值新典范。古文这种文体，体制古、思想意识也古，且载负着被他们重新发掘选取出来的古人之道（所谓文以载道）。儒学上，批判汉魏以迄隋唐之经学，建立新的理学道统，并选撷表章《四书》，以代五经。诗歌方面，争辩何者方为“本色”，以黜伪显正。对于应走李白、杜甫、韩愈还是晚唐贾岛许浑之风格路向，也颇有争论，而逐渐建立了与唐诗风格分庭抗礼的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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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新文化创建历程，至少有四点很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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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的同时，也有着对传统的重新解释与选择性继承。新变与传统的关系并不是断裂的，而是一种动态的辩证关系。新变者固然批判现存之传统，就如同写古文者痛斥六朝隋唐俪体那样。但六朝骈俪相对于秦汉散体古文，却是新声；秦汉古文是更古的传统，或是同时也存在于六朝的另一个“笔”的传统。故反传统者，可能更深入了传统，亦可能是以传统来反传统。此时所谓的传统，其内部便充满了异质的因素。传统内部非主流之部分，也可能成为新文化创建时的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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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对传统进行批判时，姿态是创新的；但对传统重作诠释及选取拥护时，其态度却是复古的。历来对于宋诗的理解，往往只看到了他们学古的一面，如钱锺书批评宋朝诗的“大判断”，即风格意境或整个艺术的大方向，仍在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身上或落入唐人势力范围，以致把学习古人诗错认为就是“学诗”。近人渐知此乃极大之误解，故极力强调宋诗之新变。而事实上两者是一体的，以复古求开新者，遂以开新为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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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人之复古，由于是通过对古之重新解释而来的，所以充满了诠释学的趣味。其古，乃价值选取之古，而非历史事实之古。凡伊洛之渊源、江西之宗派、道统之传承，都是用诠释方法“建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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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上的释古与创新，辄与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关联。例如当时论道统传承、江西宗派、伊洛渊源，都不约而同使用了“宗族”的概念，并以宗族的组织去建构诗人的谱系、儒者的血统。宗族，在唐代中叶曾经发生了变化，到宋代已成为一种新的型态。在贵族门第社会瓦解之后，宗族有何作用、应如何巩固，是宋代知识分子社会性思考的一个重要面向。而此一思考又关联于其文化关怀，故建立新的族谱体系，比附古宗子法，并将宗族孝梯之义推广及于社会，作为普遍的人伦规范与道德要求。同时，又用宗族这种社会基本组织单元来描述诗人、画家、儒者等小社群内部的关系。换言之，文化思考是与社会结构连贯在一起的，非抽象地、概念地谈道德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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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异化。这是马克思提出的观念。对这个观念的讨论，汗牛充栋，甚且曾因对异化论之理解不同而形成政治事件。但此处不拟涉及那些争论，此处所谓之异化，只是说在历史上，不论演化或变化，都有可能出现变成原有物之对反者。这种状况，看来诡谲，实极常见。如老子主张绝圣去智、小国寡民，至汉乃以之为君人南面之术。又如儒家本讲道尊于势、天下者应由有德者居之，后世乃以有天下者为有德，儒学转为帝王控驭天下之术。在文化或观念变迁方面亦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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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之异化，可以汉人的性情观为例。依汉初《礼记》或董仲舒等人的看法，人生本静，此为天生之性，属阳，又称为天理。但这个性若感物而动，即成为情，属阴；如不能克制，就会湮没天理。所以《毛诗·烝民》引《孝经援神契》说“性生于阳以理执，情生于阴以系念”，《白虎通》卷八说“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春秋钩命诀》说“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但到了刘向，却因性静情动，而发展出“情接外物，发而为动，动为阳；性在内不发，为阴”（《论衡·本性篇引》）的说法。这是因“性，生而然者，在于身而不发；情，接于物而然者”，所以他根据阳动而阴凝的观点，直指情应为阳。但情若为阳动，则亦未必为恶鄙贪利。这是与早期说法完全相反的见解。此即为异化，由董仲舒式的讲法，走到它的反面去了。刘向言性情阴阳本于董仲舒，但以性为阴情为阳，则与董说相反，这是很清楚的。然而，思想的诡谲处就在于：由性阳情阴说是可以发展到性阴情阳说的。理由有二：一是阴静阳动，情既为性之发动，自应为阳。二是性情一瞑，二者同质，情即由性出，岂能说性独善而情独恶？清苏季舆说：“《阳尊阴卑篇》云：善之属尽为阳，恶之属尽为阴。固以阴阳分善恶矣。此篇（指《深察名号篇》）以天禁阴与人枉情欲对举，是亦以阴喻情。然又云身有仁贪之性，又云性情一瞑，情亦性也。则是谓性与情同出于质，情有贪欲，即有仁不能无贪之证。犹天之有阳即有阴，似非以情截然属阴属恶，性截然属阳属善。”（《春秋繁露义证》卷十）荀悦《申鉴》说刘向以“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其实正是董仲舒理论推衍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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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的异化，则可以五四运动为例。许多人都指出过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本意是在尊孔，希望君主立宪，建立孔教，不料却曲折地促成了五四以后的反传统疑古风潮，出现了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反面效果：打倒孔家店。从整个大趋势上看，其实这并不是康有为一个人的遭遇，而是整个时代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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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无论革命派或维新派，采取的策略大抵都和唐宋变革期差不多，即上溯更古的文化世代，以推倒存在于当时的传统势力。如常州学派及康有为等讲公羊学，上溯西汉，批判宋明理学及乾嘉朴学家之所谓汉学经学；文章上溯六朝骈俪，批判古文八大家及桐城文风；书法亦倡北碑，批判唐宋代以后的帖学……如此等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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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之中，改革者超越了自身所处时代及那个时代中主要的文化势力，溯寻古代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在他们身处的那个时代，亦非毫无遗存，只不过跟当时主要的势力相比，它们显得微弱或非主流所在而已。例如古文运动以后，骈文就死亡了吗？当然不！在宋朝，它仍以实用官文书公牍等形式存在着，为宋代之“时文”；随着唐宋八大家势力日益巩固强大，骈文虽日蹙日销，然亦终未死绝，只是不复为文章之主流罢了。明末张溥等人，在反对唐宋八大家所代表的文风时，清末从李兆洛、阮元到章太炎、刘师培，在反对桐城派时，都曾把这非主流因素找出来，特予标举，俾使促进改革。换句话说，溯求前一文化世代的行动，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在传统的主流之外，寻找旁支、非主流因素，来批判主流，而达成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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