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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口店第1地点，先后发现头盖骨6具、头骨碎片12件、下颌骨15件、牙齿157枚、股骨7件、胫骨1件、肱骨3件、锁骨和月骨各1件。这些化石标本分属40多个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的直立人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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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直立人头骨仍带有较多的原始特征。其脑量较小，平均脑量约1043毫升，比现代人脑量小得多，但超过猿类(5)；头骨高度远比现代人低矮，前额也较低平；头骨上窄下宽，最宽处在耳孔稍上方，剖面呈抛物线形；头盖骨的骨壁较厚，平均厚度约为9.3毫米，比现代人厚近1倍(6)；眉嵴粗壮，向前突出，左右互相连接；颅顶正中有明显的矢状嵴，头骨后部有发达的枕骨圆枕；面部较短，吻部前伸，没有下颏。牙齿的齿冠及齿根比猿类弱小，齿冠的纹理也简单，但比现代人粗大、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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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直立人的下肢骨髓腔较小，管壁较厚(7)，但在尺寸、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方面都已和现代人相似，这表明他们已经善于直立行走。上肢同样骨髓腔较小、管壁较厚，但与现代人的接近程度比下肢骨更高，说明北京直立人的上肢已能进行与现代人十分相似的活动。北京直立人的身高，从发现的一条长度为40厘米的成人股骨推算，约为1.56～1.57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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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质形态看，北京直立人各部分骨骼的发展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性。其突出的表现是肢骨与现代人的差别较小，而头骨则带有更多、更明显的原始性质。这种现象在其他直立人化石上也有体现，如1994年开始在肯尼亚特卡纳湖西岸的纳里奥科托姆发现的直立人化石便是如此。该地发现的化石是一具近乎完整的直立人骨架，包括较完整的头骨和头后骨骼中的肋骨、脊椎骨和上下肢骨等70多件标本。这具男性化石鉴定为9岁，其地质年代为距今153万年前。头后骨骼表明他能两足跨步行走，与现代人非常相似。而头骨则具有很多像猿的性状，脑量为880毫升，成年时估计为909毫升，比现代人的小得多。直立人以前的能人，比能人更早的各类南方古猿也都有类似的体质形态，那就是原始的像猿的头部结合着像现代人的身体。这表明，在人类的起源与进化过程中，由较为原始的头骨与较为进步的肢骨结合在一起的体质形态，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特征。那么，如何解释这种不相称的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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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类学家布勒曾对北京直立人化石所反映出的不平衡现象进行了解释，认为北京直立人遗址有两种人同时存在，一种是以头骨为代表的原始性人，他们脑量小，其智力低下，不可能达到制作石器和用火的地步；另一种是以肢骨为代表的进步性人，北京直立人文化便是这一种人创造的。在洞穴中找到的那些头骨，应是进步性人类猎取原始性人类而留下的。显然，布勒的“两种人”的说法，只是一种意测而已，因为在北京直立人遗址中从未找到过与之相应的“原始性人的肢骨”和“进步性人的头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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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英国生物学家皮尔在《始祖鸟与进化》一文中提出的“镶嵌进化”理论，为动物进化中存在的体态不平衡现象作出了较好的解释。他认为一个动物门类进化到另一个动物门类时，动物体的某些部分显示出明显的进步性质，另一些部分则仍然保留古老的性质，因而整个动物体好像是由进步性质的部分和古老性质的部分镶嵌而成。始祖鸟就是生物学上最著名的镶嵌进化模式的代表，它既具有新生鸟类的特征，如羽毛和翅膀，又具有其祖先爬行类的特征，如牙齿、多节尾椎骨，翅上还有3个分明的爪。其他过渡性种类如总鳍鱼、鱼石螈等的身体结构也具有同样的镶嵌式进化的现象。古人类学家也认为，人类的进化也是一种镶嵌式的进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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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人类进化中为什么肢体进化快于头骨的进化？或者说，身体的哪一部分首先开始进化呢？根据镶嵌进化理论，两栖类、爬行类、鸟类等生物的起源与进化，首先要解决的是行动方式的适应问题。如从鱼类进化到两栖类，首要的问题是怎样从水中生活过渡到部分地陆地生活；从两栖类进化到爬行类，首要问题是怎样从部分地陆地生活过渡到全部陆地生活；从爬行类进化到鸟类，首要问题则是怎样从陆地生活过渡到空中生活。由于生活环境的极大差异，最先发生适应的是行动器官。作为人类行动器官的手、脚，它的分化远早于其他部分的发达。手是劳动的器官，上肢在劳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因而最早向现代人的方向演化，速度也最快。由于手的使用，使手脚发生了分化；手脚分工后，下肢起着支持身体、走路和负重的作用，所以，下肢的进化也较快。脑及保护脑的头骨，是因手的劳动、手脚分化而随之发展起来的。因而，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四肢比头骨较早达到现代人的状态。可见，人类体质发展不平衡性是镶嵌式进化的一种正常表现，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了人类”论断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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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直立人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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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直立人的文化遗物与遗迹极为丰富，但与其他同时期的文化遗址一样，类别较为单一，主要包括石制品、骨角器和用火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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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核石器较少。原料有来自洞外河滩的脉石英、砂岩、石英岩、燧石等砾石，也有从几公里以外的花岗岩山坡上找来的水晶，其中以脉石英为最多。根据石料的不同，分别采用直接打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来打制石片。其中，用砸击法产生的两极石核和两极石片，在全部石制品中占有很大比重，并构成北京直立人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第二步加工多用石锤直接打击，以一面打制为主，并且绝大多数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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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尖状器、石锤和石砧等多种类型。砍砸器的原料多为扁圆的砂岩或石英砾石，从一面或两面打出刃口而成。刮削器系用大小不同的石片加工而成，有盘状、直刃、凸刃、凹刃、多边刃等形状，是石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尖状器和雕刻器数量不多，但制作比较精致，有的只有一节手指那么大小，制作程序和打制方法比较固定，反映出一定的技术水平。石锤和石砧是制作石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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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型石器为主要成分的北京直立人石器，是华北旧石器时代两大文化传统之一的“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的一个重要源头。(9)这个文化传统自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后曾向中国的东北、西南等地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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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堆积中，有许多破碎的兽骨，其中以鹿类骨骼为多。在破碎的骨骼中有一部分是人工劈裂的，打击痕迹十分清晰，这可能是北京直立人利用动物骨骼制造工具所留遗物。例如，截断的鹿角根既粗壮又坚实，可以当锤子使用；截断的鹿角尖可以作挖掘工具。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因为不能排除原始人为了食取骨髓而砸碎动物骨骼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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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堆积的灰烬层中，发现许多被烧过的石头、骨头和朴树籽，还有一块紫荆木炭。灰烬有的成堆。这些现象虽然还无法证明北京直立人已能人工取火，但他们显然已用火，且有了控制火、管理火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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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直立人住地的北面是重叠的高山，西面和西南为低缓的群山所环绕，东南方是广阔的平原，在龙骨山的东边有一条河流。他们过着穴居的生活，从事着狩猎、采集等活动。成堆的灰烬及在灰烬中发现的被敲破的烧骨，表明他们已经用火取暖除湿，并知道熟食。但北京直立人的生活条件和抵御环境变化的能力仍然十分低下，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猛兽侵袭、疾病困扰，无一不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威胁。从化石测知的数十个北京直立人个体的年龄告诉我们，他们的平均寿命很短，有近70％在14岁前就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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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京直立人遗址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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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达尔文在内的早期科学家在运用进化论阐述人类的起源时，其所倚重的证据主要得自于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的成果。为使理论更具说服力，人们还需要寻找直接的证据——远古人类留下的骸骨化石和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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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直立人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它的发现，解决了19世纪爪哇直立人发现以来围绕科学界近半个世纪的“直立人”究竟是猿还是人的争论；使人们认识到，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代，从体质形态、文化性质到社会组织，的确有过“直立人”阶段。直立人是古猿的后代，也是现代人的祖先，是“从猿到人”进化序列的中间环节。到目前为止，直立人的典型形态仍然是以北京直立人为主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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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直立人遗址的发现，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北京直立人遗址发现的石制工具及用火遗迹表明，处于“从猿到人”中间环节的这一原始人类，他们不仅已懂得选取岩石、制作石器，用它作为工具或武器，而且已懂得使用火、支配火，掌握了保存火种的方法。工具制造与火的使用，既是人类与动物界最终揖别的重要标志，也是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昌盛，并由此向新的文化时代发展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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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直立人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北京地区乃至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提供依据。北京直立人遗址中发现的动物化石众多，其中既有狼獾、洞熊、扁角大角鹿、披毛犀等喜冷动物化石，也有竹鼠、硕猕猴、德氏水牛、无颈鬃豪猪等喜暖动物化石；既有安氏鸵鸟、巨副驼等耐旱动物化石，也有水獭、居氏巨河狸等水栖动物化石。而且这些化石的出土层位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早期的地层中以喜冷动物化石为多，晚期的地层中喜暖动物化石占优势。这说明在北京直立人生活时期，气候曾出现过温暖湿润与寒冷干燥的交替，与之相应的生态也发生过多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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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北京直立人遗址是人类远古文化的宝库，它以其丰富的发现和久远的年代，为人类起源和旧石时代文化研究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证据。因此它的发掘与研究，被看成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重大事件之一，也是世界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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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第二节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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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北京直立人遗址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人们了解中国远古时期的人类状况提供了难得的案例，但它毕竟只是中国已发现的众多旧石器文化遗址中的一个，无法涵盖近200万年的中国古人类发展史。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已发现的其他古人类文化遗存作一番介绍与分析，以便对中国远古文化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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