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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是余杭瑶山祭坛1987年出土的三叉形玉器。发掘简报称：这次发现的是一座位于山顶的祭坛，建坛后又成为墓地，因此认为这里埋葬的就是巫觋。这里出土的一些玉琮上也有神人兽面纹，与反山的相仿。而在两件三叉形器上所表现出来的神人兽面纹饰则别具一格。其中10号墓出土的在三叉各饰3组羽状纹，下部用浅浮雕琢出兽面，嘴有4枚獠牙。7号墓出土的左右叉各刻侧面相向的神人头像。神人头戴羽冠，方形脸庞，单圈眼，嘴中用阴线刻出上下两列平齐的牙齿。中叉上端饰5组直向羽状纹，象征正视的神人像；下端以阴线刻兽面图案，是神人和兽面的另一种组合图形。(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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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各地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类玉琮上，较多的则是只刻大眼兽面纹或是小眼人面纹，或是两者的组合。用眼来代表整个神像，是一种抽象的艺术表现，一般认为这种抽象图案所表现的内容仍然是前面介绍的神人兽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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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神人兽面纹在良渚玉器上反复出现，自然也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张光直认为，琮兼圆方，正象征天地的贯串。中孔所穿的棍子就是天地柱。而对琮上的纹饰，他解释为是巫师与其动物助理的形貌。动物可以协助巫师通过天地柱来沟通天地。这里所谓的动物助理就是《抱朴子》中提到的“”(22)，古代有法术的人骑着“”就可以腾云驾雾，周游天下。所以他认为琮是中国古代宇宙观与通天行为的很好的象征物。林已奈夫则认为琮就是用玉做成的“主”。“主”又称“宗”，是宗庙中祭祀时请神明祖先的灵降临凭依之物，俗称“牌位”。周代天子以木为“主”，称“木主”。士人以成束的茅穗为“主”，称“苴”。而周以前则多以玉为“主”，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玉琮。据此，林已奈夫主张玉琮是祖先崇拜的象征物。邓淑苹则认为玉琮是神祇、祖先、神灵动物的“三位一体”。在神人兽面纹中除了神、人、兽3种概念外，还有鸟爪和羽冠所代表的“鸟”。而其中的“人”则应指死去的祖先。在先民的意念中，祖先和自然神有时是糅杂不分的。这些雕琢了特殊花纹的玉器，可能被视为通神的礼器，人们要借助它与神祇祖先打交道，以求得福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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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此外还有种种说法。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观点认为人、兽像属崇拜对象，甚至是偶像神；另一类观点认为图像和巫师作法有关。毕竟年代久远，今人各种观点目前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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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良渚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在其他玉器上也有表现，但主要集中在玉琮上，且自始至终体现神人兽面纹及其发展的也只有玉琮。因此，破译玉琮在良渚时期的实际用途，是解读神人兽面纹的关键之所在。而了解玉琮在良渚文化遗址中的实际状况，则是最基本的前提。那么，良渚文化玉琮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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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玉琮出现在等级较高的墓葬中，但并不是所有高等级的墓葬都有玉琮；玉琮在墓葬中出土位置并不固定，有位于墓主的头部、臂部、腰腹部、脚端等不同部位；在较早的玉器组合中，琮和璧不存在固定的共出关系，而在稍晚的玉器组合中，琮、璧、钺的共出关系比较固定；玉琮通常不与纺轮同出，但玉琮随葬与墓主的性别之间还无法证实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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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玉琮具有独特的造型，不过内圆外方只是相对而言，因为早期玉琮的四边、四角并未显示出外方的形态，直至中晚期外方才成形，而早期的内圆发展到晚期，有些已变成不规则的环形。早期玉琮的个体较矮，节数不超过4节。4节以上、个体较高的琮主要出现在晚期。但晚期也有少量个体较矮琮的存在，甚至出现了多节琮改为个体较矮的现象，如福泉山40号墓出土的玉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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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玉琮装饰纹样繁简不一，且早、中、晚期的纹样有所变化。中期的玉琮纹样形式最为丰富，基本涵盖了晚期的纹样形式，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包括兽面纹、人面（神人）和兽面的组合纹样以及人面（神人）纹；晚期纹样以人面（神人）纹为主，但纹样结构由复杂趋于简单。早期和中期纹样不存在一统的局面，到晚期的人面（神人）纹简化纹样才出现趋同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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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根据经过矿物学鉴定的标本来看，良渚文化玉琮一般属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也有少量其他石材的，比如福泉山第40号墓出土的两件玉琮属滑石质。迄今为止，尚没有发现其他材质（如陶、骨、角、木等）的琮及琮类器。可见，制作琮的材质的选择具有比较固定的目标性。有些墓葬中玉器在玉质、玉色上往往比较一致，尤其成组、成套的玉器则十分相近，如反山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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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玉琮可能是一种具有神圣性和世俗性的结合体，但就目前考古资料所显示的现象而言，其具体的功用尚不明朗。因此，良渚“神徽”的确切含义是什么？还需要在更多的考古资料作支撑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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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第二节 中国史前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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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6000—4000年，除良渚文化外，中国境内的其他数个区系类型的考古学文化也已显露出文明的曙光。在这些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大多发现了城址、大型宗教活动中心、大型墓葬、图像性文字、铜器等文明因素。也有不少考古文化遗址与良渚文化遗址一样，出土了众多的精美玉制品。发达的制玉业、成组的玉礼器和“唯玉为葬”的显贵墓葬似乎都在表明一点，那就是玉器已成为文明前夜史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发达的史前玉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礼仪制度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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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前玉文化的地域分布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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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前玉文化发展的两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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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源于石，故许慎有“玉，石之美者”之说。从广义的角度看，第一代玉石出现于旧石器时代，当时的人们已用水晶、玉髓、石英、玛瑙等质地细腻、硬度较高的石料来制作工具或武器了。不过它们与其他石料制作的工具或武器相比，无论在类别上还在功能上并没有区别。第二代玉石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与第一代玉石不同，此时不仅在质地上已加入透闪石—阳起石类的软玉，并呈现软玉不断增多的趋势，而且在功能上已从工具、武器等实用性器物中分离出来，更多地赋予了玉器诸如装饰性、礼仪性、宗教性等非实用性功能。到了此时，史前玉文化开始发展并盛行起来。就史前时期玉文化发展的过程而言，大致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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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距今约8000—6000年之间。目前考古发现的主要玉文化遗存有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查海文化、新乐文化，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等。此时的考古遗址虽然已发现玉器，但数量比较少，用途以佩饰类、工具类为多见，代表性的玉器品种为玉玦、玉璜、玉珠、玉坠、玉斧、雕刻器等。工艺较为简单，加工比较粗糙，基本无装饰纹，艺术风格天真拙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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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约6000—4000年之间。主要玉文化遗存有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长江流域的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东南沿海的台湾卑南文化等。此时玉文化已广泛分布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其中尤以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址和良渚文化最为典型。这一时期的玉器已不仅仅是用于装饰的美石，而是更多地被赋予神秘的力量，成为沟通人神的媒介和王权的象征。这种传统在良渚文化得到明白无误的确立和前所未有的伸张。此时的玉器不仅数量多、品种全，而且质地优良、制作精美，代表了中国史前玉器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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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前玉文化的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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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最早的玉器在内蒙古赤峰兴隆洼和辽宁阜新查海两处遗址发现，距今8000多年。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玉文化遗存已广泛分布于辽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并呈现出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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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河流域史前玉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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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流域地处华北平原与东北地区的交接处。该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发达，玉文化遗存不仅出现时间早而且数量多，在中国史前玉文化中处于突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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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的玉文化遗存以新乐文化（距今约7300—6800年）、红山文化（距今约6000—5000年）玉器为代表。在新乐文化遗址中，已发掘出土数百件玉制品，具代表性的玉器为：翠玉斧式雕刻器、墨玉圆凿式雕刻器、青玉双刃斧式雕刻器、碧玉双刃凿式雕刻器等。这些玉器，带有明显的实用工具特征，是玉器从玉工具走向玉工艺的实例。红山文化是一支以玉文化遗存为主要内容的史前文化。出土的玉器品种可分为三类：一是动物类玉器，如玉龙、玉猪、玉鸟、玉龟、玉蝉等；二是礼器类（神器类）玉器，如双龙首玉璜、玉璧、双联玉璧、三联玉璧、兽形玉、神鸟玉璧等；三是佩饰类玉器，如勾云形玉佩、虎形玉佩、鱼形玉佩、马蹄形玉箍、玉环、玉珠坠、兽面纹玉饰、棒形玉等。这些玉器质地精美，工艺独特，并以“神似”的造型为显著的特征，代表了辽河流域史前玉文化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