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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前玉文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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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璀璨明珠，蕴含了中华民族悠久而深厚的文化积淀。由远古先民谱写的玉文化最初篇章，便已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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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历史悠久、分布广泛。中国最早的玉器是距今约8000年前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一对白玉玦及骨梗玉刃镖和辽宁阜新查海文化遗址约7500年前出土的装饰类玉器。其起源之久远，为世界文化史所罕见。如果说7000年前的玉器还是零星发现，那么约7000年以后，尤其是在距今约6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中，发现玉文化遗存已成为普遍的现象，有些文化遗址甚至到了无玉不葬的程度。不仅如此，在长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还形成了以红山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遗址、石峡文化、卑南文化为代表的多个史前玉文化中心。而这些各具特色的玉文化中心又相互影响，即便是地隔千里，这种交流仍时常进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远古文明多源趋同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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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品种多样、内涵丰富。由于认识上和资料上的原因，我们还无法统计史前玉器究竟有多少种类，但可以肯定的是，史前玉器的种类十分繁杂，单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种类就已超过40种。即便是同一类别的玉器，其器型也不尽相同，如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便是如此。有些器型更为复杂，如卑南文化出土的玉环，有长方形、“几”字形、外方内圆四突形、椭圆四突形、人兽形、多环人兽形等，变化多样。虽然我们不能单凭器类、器型来判断各种玉器的内涵，但不同种类器物往往有不同用途以及制作意图，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丰富而厚重的文化内涵也成了史前玉器的一大特色。粗略而论，史前玉器按用途、功能区分，至少可以分为工具类、武器类、佩饰类、日用类、神器类、礼器类、殓葬类等几个大类。这些玉器几乎涵盖了史前社会的生产、生活、神权、宗教、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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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质地优良、工艺精湛。史前玉器虽处在开始成长阶段的童年期，但在用材、造型、纹饰、创作、工艺及文化内涵诸方面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用材方面，从选择坚硬、细腻、光泽莹耀、色彩鲜艳的石料制作工具、武器开始，逐渐掌握了透闪石—阳起石类软玉及蛇纹石等传统玉石的性能并加以开发利用。一些被后世称为玉材精品的和田玉、独山玉等也能寻到踪影。在雕琢工艺上，阴线刻、阳线雕、浅浮雕、镂雕、半圆雕、圆雕、片雕等技法已臻成熟，锥钻、管钻等各种钻孔技术已经齐备。特别良渚文化中出土的镶嵌件，将大量细小玉粒及玉片、玉件用黏合、镶嵌的方式装饰在器物上，开创了中国镶嵌技术之先河，显示了史前先辈的聪明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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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传承有序、影响深远。虽然我们现在尚无法说明各种史前文化以什么方式，通过怎样的途径最终融合成夏、商、周三代文明，但我们确切地看到，三代文化，尤其是礼仪制度与玉文化方面，受到了史前玉文化的深深影响。例如在三代文化中，就可以找到良渚玉文化的众多的影子。石钺最初作为生产工具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丧失。到良渚文化时期，玉钺出现了，成为一种体现军事指挥权的权杖。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着三代君王有“秉钺”、“把钺”、“锡钺”的礼制规定。这种把钺视为军事指挥权礼器的传统，应源自于良渚文化，良渚玉钺应是三代礼器中青铜钺的前身。良渚文化始创的玉礼器，之后成了商周玉礼器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周礼“六器”中的琮、璧、璜都源自于良渚文化等史前文化。良渚文化的兽面纹和玉镶嵌技术也被其后的三代文明所吸收，对商周青铜器制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玉琮上的兽面纹成为商周青铜器上饕餮纹的雏形，玉镶嵌技术为商周以后的铜嵌玉工艺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这些精工、细致、传神的琢玉技法和技艺，通过代代相传，成为中国玉器的传统工艺特色的源头和组成部分。即便到现代，玉器的造型创作也往往植根于史前玉器的深厚土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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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玉器时代”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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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共同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唯有中国在青铜时代之前雕琢出了一个“玉器时代”。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在总结了中国史前玉文化后所发出了一种感叹。如果真的在新石器时代之后青铜时代之前加入一个“玉器时代”，那么一定会引起争论。事实上，这种争论早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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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越绝书》与“以玉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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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时代”是一古老的概念。说它古老，得从相传为东汉袁康所著实应成书于战国晚期的《越绝书》一段记述说起。在该书卷十一《记宝剑》中记述了战国时期风胡子与楚王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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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郑王闻而求之，不得，兴师围楚之城，三年不解。仓谷粟索，库无兵革。左右群臣、贤士，莫能禁止。于是楚王闻之，引泰阿之剑，登城而麾之。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兽欧瞻，江水折扬，晋郑之头毕白。楚王于是大悦，曰：“此剑威耶？寡人力耶？”风胡子对曰：“剑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剑，铁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风胡子对曰：“时各有使然。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楚王曰：“寡人闻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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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风胡子已提出了“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以铁为兵”的时代概念。但这段对话，粗看几近神话，因而2000多年来无人重视。近几十年来，随着史前玉文化遗存的不断发现，尤其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史前文化遗址中大量玉器的出土，这段记述才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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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其他地区也曾出现过类似的传说，如古希腊诗人赫希奥德在《农作与日子》（又译《工作与时日》）的长诗中，把人类历史想象为黄金与众神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史诗的英雄时代、铁器与可怕的痛苦时代等五个阶段；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认为，人类最初是使用自己的指甲、牙齿以及石头、木头和火，后来又使用铜，再以后，铁才得到广泛的运用等，但没有像《越绝书》那样把前后相继的时代说得既清楚又概括，更没有把“玉”看作是一个阶段的标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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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胡子所讲述的“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以铁为兵”的发展顺序不仅与近代考古学所建立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分期相暗合，而且其所提出的“以玉为兵”阶段，也并非空穴来风，痴人说梦。因为《越绝书》是越地人的著作，而良渚文化正是越地史前历史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以玉为兵”当是良渚文化昔日盛事在后人记忆中长期积淀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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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以玉为兵”到“玉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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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讲，“时代”是晚起的一种词汇，因此“玉器时代”又是一个新鲜的概念。究竟是谁首先使用“玉器时代”的概念，目前有一定的分歧。单就“玉器时代”一词而言，最早使用的可能是地质学家章鸿钊。1922年他在《中国地质学会志》发表的论文中已提到了“玉器时代”一词。之后，在有关中国史前时代的论著里，也常引用《越绝书》的记述，以说明中国古人已有了与近代考古学分期相似的认识，但往往回避“以玉为兵”这一阶段。一些辞书也不例外。如1989年出版的《辞海》所立“风胡子”条目：风胡子，春秋时期楚国人，相传奉楚昭王命到吴，请欧冶子、干将铸龙渊、泰阿、工布三把铁剑。曾说：轩辕（黄帝）、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禹时以铜为兵，当时作铁兵。见《越绝书·外传·记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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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越绝书》原文中的石、玉、铜、铁四个阶段，只剩下石、铜、铁三个阶段。原因可能是删去“以玉为兵”，才能合乎西方近代考古学所确立的三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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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从考古学角度提出中国的青铜时代之前有一个玉器时代的，当推考古学家张光直。1959年，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一文中，张光直也引用了《越绝书》的记述，所不同的是，他没有因为西方近代考古学三期说而去“削”《越绝书》中四个阶段说的“足”，而是认为风胡子似乎比丹麦的汤姆森早2000年就创始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与铁器时代的相承次序，并认为中国人在使用铜器之前曾使用玉器，因此石器的时代可分为前、后两期，即普通石器时代和玉器时代。(24)不过，他只是作了初步的点题，而没有就玉器时代的内涵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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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玉器时代或类似的“玉兵时代”、“玉琮时代”开始被学者所提起。一个重要原因是史前玉文化的发现与研究都有了重大进展。如1983年，孙守道注意到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成组玉器，而且其中有大量的斧、铲、刀、凿等“玉兵”类器物，故而提出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应该还有一个“以玉为兵”时代的观点。(25)1986年，张光直再次提出上古至三代的中国历史应该划分为四个时期：石器时代、玉琮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并认为“玉琮时代”在中国正好代表从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的转变，亦即从原始社会到国家城市社会中间的转变阶段。(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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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牟永抗、吴汝祚、曲石、杨菊华等一些学者对玉器时代的概念、特征等问题展开了较系统的讨论。牟永抗与吴汝祚合作，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阐述玉器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时代的观点，并提出了玉器时代的五个特点：出现成组的玉礼器；玉、神、巫三位一体；文字的出现；冶铜业的产生；出现了棺椁为特征的双重葬具和人祭或人殉的习俗。(27)曲石、杨菊华基于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内涵的探讨，认为那时已有等级制度、宗教礼仪、文字符号、城址、墓葬棺椁之制等文化因子，并由此得出结论：玉器时代是先于青铜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阶段，以玉器文明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良渚文化则是其典型代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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