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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质地优良、工艺精湛。史前玉器虽处在开始成长阶段的童年期，但在用材、造型、纹饰、创作、工艺及文化内涵诸方面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用材方面，从选择坚硬、细腻、光泽莹耀、色彩鲜艳的石料制作工具、武器开始，逐渐掌握了透闪石—阳起石类软玉及蛇纹石等传统玉石的性能并加以开发利用。一些被后世称为玉材精品的和田玉、独山玉等也能寻到踪影。在雕琢工艺上，阴线刻、阳线雕、浅浮雕、镂雕、半圆雕、圆雕、片雕等技法已臻成熟，锥钻、管钻等各种钻孔技术已经齐备。特别良渚文化中出土的镶嵌件，将大量细小玉粒及玉片、玉件用黏合、镶嵌的方式装饰在器物上，开创了中国镶嵌技术之先河，显示了史前先辈的聪明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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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传承有序、影响深远。虽然我们现在尚无法说明各种史前文化以什么方式，通过怎样的途径最终融合成夏、商、周三代文明，但我们确切地看到，三代文化，尤其是礼仪制度与玉文化方面，受到了史前玉文化的深深影响。例如在三代文化中，就可以找到良渚玉文化的众多的影子。石钺最初作为生产工具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丧失。到良渚文化时期，玉钺出现了，成为一种体现军事指挥权的权杖。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着三代君王有“秉钺”、“把钺”、“锡钺”的礼制规定。这种把钺视为军事指挥权礼器的传统，应源自于良渚文化，良渚玉钺应是三代礼器中青铜钺的前身。良渚文化始创的玉礼器，之后成了商周玉礼器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周礼“六器”中的琮、璧、璜都源自于良渚文化等史前文化。良渚文化的兽面纹和玉镶嵌技术也被其后的三代文明所吸收，对商周青铜器制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玉琮上的兽面纹成为商周青铜器上饕餮纹的雏形，玉镶嵌技术为商周以后的铜嵌玉工艺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这些精工、细致、传神的琢玉技法和技艺，通过代代相传，成为中国玉器的传统工艺特色的源头和组成部分。即便到现代，玉器的造型创作也往往植根于史前玉器的深厚土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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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玉器时代”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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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共同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唯有中国在青铜时代之前雕琢出了一个“玉器时代”。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在总结了中国史前玉文化后所发出了一种感叹。如果真的在新石器时代之后青铜时代之前加入一个“玉器时代”，那么一定会引起争论。事实上，这种争论早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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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越绝书》与“以玉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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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时代”是一古老的概念。说它古老，得从相传为东汉袁康所著实应成书于战国晚期的《越绝书》一段记述说起。在该书卷十一《记宝剑》中记述了战国时期风胡子与楚王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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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郑王闻而求之，不得，兴师围楚之城，三年不解。仓谷粟索，库无兵革。左右群臣、贤士，莫能禁止。于是楚王闻之，引泰阿之剑，登城而麾之。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兽欧瞻，江水折扬，晋郑之头毕白。楚王于是大悦，曰：“此剑威耶？寡人力耶？”风胡子对曰：“剑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剑，铁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风胡子对曰：“时各有使然。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楚王曰：“寡人闻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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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风胡子已提出了“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以铁为兵”的时代概念。但这段对话，粗看几近神话，因而2000多年来无人重视。近几十年来，随着史前玉文化遗存的不断发现，尤其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史前文化遗址中大量玉器的出土，这段记述才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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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其他地区也曾出现过类似的传说，如古希腊诗人赫希奥德在《农作与日子》（又译《工作与时日》）的长诗中，把人类历史想象为黄金与众神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史诗的英雄时代、铁器与可怕的痛苦时代等五个阶段；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认为，人类最初是使用自己的指甲、牙齿以及石头、木头和火，后来又使用铜，再以后，铁才得到广泛的运用等，但没有像《越绝书》那样把前后相继的时代说得既清楚又概括，更没有把“玉”看作是一个阶段的标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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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胡子所讲述的“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以铁为兵”的发展顺序不仅与近代考古学所建立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分期相暗合，而且其所提出的“以玉为兵”阶段，也并非空穴来风，痴人说梦。因为《越绝书》是越地人的著作，而良渚文化正是越地史前历史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以玉为兵”当是良渚文化昔日盛事在后人记忆中长期积淀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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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以玉为兵”到“玉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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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讲，“时代”是晚起的一种词汇，因此“玉器时代”又是一个新鲜的概念。究竟是谁首先使用“玉器时代”的概念，目前有一定的分歧。单就“玉器时代”一词而言，最早使用的可能是地质学家章鸿钊。1922年他在《中国地质学会志》发表的论文中已提到了“玉器时代”一词。之后，在有关中国史前时代的论著里，也常引用《越绝书》的记述，以说明中国古人已有了与近代考古学分期相似的认识，但往往回避“以玉为兵”这一阶段。一些辞书也不例外。如1989年出版的《辞海》所立“风胡子”条目：风胡子，春秋时期楚国人，相传奉楚昭王命到吴，请欧冶子、干将铸龙渊、泰阿、工布三把铁剑。曾说：轩辕（黄帝）、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禹时以铜为兵，当时作铁兵。见《越绝书·外传·记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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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越绝书》原文中的石、玉、铜、铁四个阶段，只剩下石、铜、铁三个阶段。原因可能是删去“以玉为兵”，才能合乎西方近代考古学所确立的三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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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从考古学角度提出中国的青铜时代之前有一个玉器时代的，当推考古学家张光直。1959年，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一文中，张光直也引用了《越绝书》的记述，所不同的是，他没有因为西方近代考古学三期说而去“削”《越绝书》中四个阶段说的“足”，而是认为风胡子似乎比丹麦的汤姆森早2000年就创始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与铁器时代的相承次序，并认为中国人在使用铜器之前曾使用玉器，因此石器的时代可分为前、后两期，即普通石器时代和玉器时代。(24)不过，他只是作了初步的点题，而没有就玉器时代的内涵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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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玉器时代或类似的“玉兵时代”、“玉琮时代”开始被学者所提起。一个重要原因是史前玉文化的发现与研究都有了重大进展。如1983年，孙守道注意到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成组玉器，而且其中有大量的斧、铲、刀、凿等“玉兵”类器物，故而提出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应该还有一个“以玉为兵”时代的观点。(25)1986年，张光直再次提出上古至三代的中国历史应该划分为四个时期：石器时代、玉琮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并认为“玉琮时代”在中国正好代表从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的转变，亦即从原始社会到国家城市社会中间的转变阶段。(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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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牟永抗、吴汝祚、曲石、杨菊华等一些学者对玉器时代的概念、特征等问题展开了较系统的讨论。牟永抗与吴汝祚合作，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阐述玉器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时代的观点，并提出了玉器时代的五个特点：出现成组的玉礼器；玉、神、巫三位一体；文字的出现；冶铜业的产生；出现了棺椁为特征的双重葬具和人祭或人殉的习俗。(27)曲石、杨菊华基于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内涵的探讨，认为那时已有等级制度、宗教礼仪、文字符号、城址、墓葬棺椁之制等文化因子，并由此得出结论：玉器时代是先于青铜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阶段，以玉器文明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良渚文化则是其典型代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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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商榷、质疑的文章也不断出现。在反对使用玉器时代界定某一历史时期的学者中，张明华、戴尔俭、谢仲礼等学者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张明华注意到，目前考古发现的玉器基本上是装饰品或礼祭器具，生产工具在玉器中的比例很小且多是非实用器。而所谓玉器时代的五大特点，其主体并没有超越石器时代末期已包含的社会形态，也不是玉器时代所独具的特征。(29)戴尔俭认为，倘若把划分时代的主要依据移至礼仪性器物，如玉琮、玉璧，或象征性工具和武器，如玉戈、玉矛等，显然就背离基础，失去本意。玉器充其量也只是文明前夜的文明因素之一，如此命名一个时代的话，则世界各地处于文明前夜的社会，就都可依各自特色来划分，这样势必造成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混淆。(30)谢仲礼认为，玉器时代的概念并没有解决史前考古学的年代问题，也没有全面顾及玉器在整个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不同地位与作用；从考古学史的角度看，玉器时代与汤姆森的三期说的时代，无论是其本意还是其目的，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不能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加入一个玉器时代。(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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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学者持更谨慎的态度。安志敏认为，从严格意义说，玉器时代并不是一个考古学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一个玉器时代，它的具体特征又是什么，仍需要深入论证。我们不能仅着眼于个别文献记载或强调某些局部现象，一味夸大玉器的作用而脱离考古学的实践要求。至少目前的玉器时代还缺乏必要的说服力，似以暂时搁置为好。(32)陆建芳认为，中国新石器晚期有两条有关“礼”的发展轨迹：一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家庭—家族—宗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礼仪制度；二是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从而形成系统的玉礼。其中渤海湾地区和山东龙山文化、甘肃齐家文化、两湖石家河文化、广东石峡文化选择了玉器作为本文化走向文明的礼标。用玉器时代把这段历史与其他文明相区别，其创造性思维必须肯定，但具体提法尚可商榷以期更加精确。(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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