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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时间短暂,玉器遗存甚少。所能见者有玉铲形佩、玉双股钗、玉嵌金口盏、玉兔等,大多为新出现的器形。无论是已有或新出现的玉器种类,其用料和局部结构形式等方面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如玉兔,系和田羊脂白玉圆雕而成,通体光素无纹,两侧腰有一横穿圆孔,以供佩系用。这与以前所见的玉兔有明显的差别。双股玉钗,也一改以往以单股为钗之形式,对其后唐宋的玉钗式样制作和使用具有重要影响。所见玉盏,圈足矮圆形,在口沿嵌有金箍一圈,金与玉互为衬托,显得富丽、典雅,是迄今所见金玉合作的最早实用器皿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玉器虽品种和数量不多,但均用优质青白和田玉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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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玉器是在魏晋南北朝玉器大衰落和隋代略有复苏后开始的。尽管考古发现的玉器数量不多,但传世的玉器数量不少。唐代玉器呈现出明显的特点:第一,汉魏时期曾有回光返照的礼器和盛极一时的葬玉几已消失,所见者主要为作佩饰用的玉簪、玉梳、玉镯、玉带板、玉人神仙佛以及作实用的玉杯、玉勺、玉盘,玉盒、玉罐等实用器具。唐代出土玉器比较重要的有广东韶关市西北郊张九龄墓出土的玉五角形片、玉垂云片、玉璜、玉云形光素片及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玉带和白玉镯等,均为佩饰玉器。第二,唐代玉器中的人神仙佛及纹饰,进入全新的发展和变化期。其形式之多为前所未见,计有宽衣博袖的文人士大夫,头戴乌纱帽的官吏,衣着华丽美妙的仙女,长髯无冠的老人或道士,与汉族人形殊别的所谓“胡人”和具浓厚佛教色彩的飞天等。其中以唐代独有的“胡人”最引人注目。其形态为无冠卷发,深目高鼻,穿紧身窄袖长衣,足着长筒靴,或翩跹起舞,或手执珍奇异宝做跪地敬献状,或弹击各式乐器,或玩耍动物,或戏演杂技,富有动感。它反映了当时中国与西域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昌盛景象。“玉飞天”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佛教玉雕。取椎髻、裸胸、长裙、跣足之状,与敦煌盛唐壁画上的飞天一致。第三,唐代玉器上的动物造型突然增多,除传统的龙、凤、螭外,更有一些写实性很强并具某种吉祥寓意和为推崇伦理道德服务的动物出现。见者有狮子、骆驼、鹿、象、鹤、雁、鸳鸯、孔雀、绶带鸟等。其中狮子、孔雀两种动物为玉器中首次出现。玉鹿与金、银、瓷等器皿上的鹿纹一样,往往头顶生出“珍珠盘”状角,肌肉丰满,颇似活跃于山林草原的马鹿,与后世之梅花鹿截然不同,这可能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第四,唐代玉器上开始出现写实性的植物纹图样。常见的有蔓草、缠枝莲、牡丹、石榴、葡萄等花果,它们或单独组纹饰器,或与其他动物复合组图。在刻纹的表现手法上也有明显变化,其中以整体图案隐起(又称挖地或剔地阳纹)再在其上加阴线,局部刻细纹法尤为突出。所饰阴线细密而形象,凡植物的花叶脉络、动物的毛发、人物的衣纹等皆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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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是一个时间短暂且动乱的时期,已知的此期玉器不多。其中在南京的南唐二陵、成都前蜀王建墓等出土过少量玉器。所见器物有玉龙纹带、玉飞天纹残器、玉哀册和玉组佩等。其中王建墓所出一块龙纹带板,背面用阴刻铭文记述了它的制作情况,对玉器的断代、玉带的发展演变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南唐二陵所出的云花纹边青白玉飞天残器,为迄今所知最早以飞天形象琢饰在玉器上的出土实物。王建墓和南唐二陵所出的数十件玉哀册,也是现存同类器物中最早在墓中发现的,对当时历史和文字形体的研究尤为珍贵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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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金时期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时期。宋代玉器在继承唐代风格上,又有所发展。辽、金玉器数量不少,以狩猎为主要题材,具有塞北的风格。与隋、唐、五代时期相比,宋、辽、金时期考古出土的玉器明显增多。这与玉器更加商品化、普及化、平民化的趋向相关联。如1969年在河北定县城内清理的两座宋代早期塔基中,出土玉璧、玉盒、玉环、水晶动物、珠饰及玉料等100余件。1972年在四川广元皇泽寺一座宋墓的两个腰坑中出土了一批玉器,其种类有仿古礼器方谷纹璧、圆谷纹璧、卷云纹璧,装饰品玉佩饰、玉镯、玉带环,小型动物艺术品玉兔、玉鹅、玉鱼、寿山石雕卧马,玉制容器有圆碗、椭圆碗,以及玉柄、玉印、寿山石镇纸等。1986年在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斯布格图村北庙山,发掘了辽陈国公主与驸马萧绍矩的合葬墓,所出玉器有组佩5组,其中工具形玉佩1组7件;动物形玉佩2组,各为6件;双鱼玉佩2组,各为圆雕两鱼。还有鸳鸯玉饰、琥珀珍珠耳坠、琥珀鸳鸯、琥珀璎珞、水晶串珠、玉带铸等装饰物。玉制容器有玉水盂、琥珀双鱼形盒、琥珀小瓶,玛瑙碗、盅、花瓣形水晶杯、提链水晶杯等。其他器具还有风字形玉砚,玉柄银刀和锥等。除考古出土的玉器外,在传世玉器中也有一些时代较为可靠的玉器,如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玉器中,就有不少特征明显的宋玉。从这些玉器看,宋、辽、金玉器既有共同点,也有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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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所用玉料方面,宋、辽、金玉器相同之处在于都有为数可观的白玉制品,这些白玉质地细腻,色泽纯正,一看便知是产自和田的羊脂玉。宋、辽、金所见白玉制品,不仅工艺极佳,格调也高,表明乃出自高手,亦非一般人能使用,多数应是宫廷用玉。不同之处在白玉之外,两宋玉器多用其他杂玉,而很少使用玛瑙、水晶、琥珀之类的类玉石材料。所用杂玉多是中原各地出产,就近取材来生产大宗的民间世俗化玉器。辽代玉器还采用一些岫岩玉材,但大宗玉器的生产却多为玛瑙、水晶和琥珀等类玉的材料。金代玉器与两宋和辽又有所不同,它不论是王室用玉,还是民间世俗化玉器绝大多数都用上好的羊脂玉或青玉、墨玉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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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玉器的工艺方面,宋、辽、金也各有特点。两宋玉器最突出的表现在刻工细腻与抛光处理上。宋玉的刻工在花鸟画的影响之下,仍以写实为主,但讲求细腻传神,既表现真实的自然生态,浓厚的生活气息,又使形体图案化,从而达到了生活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其杰出的代表作如江西上饶出土的人物纹玉带饰,其上人物形象用减地浮雕法刻出,在其细部虽未施以密集的装饰性阴线,但对其衣褶线条的处理上却顺其自然,刚劲柔和兼而有之,转折合理,明暗折叠随之而现,显现出绘画技巧的应用。宋玉的抛光处理已接近现代,尤其是对工艺要求十分严格的水晶制品,大都能做到晶莹光洁。辽玉中晶莹华贵的玉制器皿与精巧别致的佩饰用品是其工艺的典型。玉制容器选料考究,大多采用羊脂玉或质纯色好的玛瑙、水晶制作,常以花瓣为题材,器形规整,胎壁厚薄一致,磨制光洁。佩饰用品不仅多用羊脂白玉,工艺上也常采用浮雕、圆雕和透雕之法,有时还以阴线装饰细部。所见玉器不但立体感强,而且表现出多层次的变化。金代玉器工艺起步虽晚,但发展却非常之快,特别是对各种玉雕技法的掌握与应用上,既能做到运用自如,刀法娴熟,更能推陈出新,独创自己的风格。所见金玉的工艺尤以浮雕、透雕加以阴线装饰最为见长,这些玉器多为扁平片状,以花、鸟、雁、鹿为题材,图案设计讲求对称。一般先用透雕法镂出主体图案,再用浅浮雕造型,阴刻细线装饰,使整个画面简洁、明快、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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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种类造型与用途上,宋、辽、金玉器中的装饰用品除玉带饰存有一定程度上的相同之处外,其他均有所不同。两宋的装饰用品多为头饰,以簪、珠、坠等见常,很少人体佩玉;辽代的装饰品常由数量不等的几何形、花草动物形部件连缀成组佩,或挂于颈或系于腰间;金代的玉装饰品则多为单件人体佩玉,常以花草、雁、鹿为题材。在造型上宋玉中的装饰品形制简单,并无一定规律。辽玉中的装饰品虽多为组佩,却规律性强,只是随使用者身份的高低数量增减而已。金玉中的装饰品,一改辽制而成为单件佩玉,但仍可寻出承袭辽玉的踪迹,其中最典型的便是以反映辽、金狩猎生活为题材的玉饰。玉制容器是宋、辽、金玉器中共性较大的一类实用器皿,所不同者只是在形制上稍有差别。在宋、辽、金玉器中还有一些艺术品,它们在造型上各有特色。像浙江衢州宋墓出土的一件玉兔镇纸,耳很长,身刻短阴线纹,写实性强。内蒙古巴林右旗辽代窖藏中的一件白玉兽,细工浮雕而成,卷伏状,只用阴线刻出长鬃,讲究神似。四川广元宋墓的4件寿山石马与黑龙江绥滨金墓所出一件玉马,虽属写实风格,但非常注重肌肉的处理,躯干部位肥壮丰满,有如布袋装西瓜,浑圆凸起,生动逼真。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抛光精细,更添几分精神,皆为陈设品;后者光工略显不足,却也给人以粗犷的感觉,只是马背上有长方形穿孔,是安放在其他物件上的装饰品。此外,宋代的仿古玉器颇具特色。在宋代随着金石考据学的兴起,不仅研究古器的学者日益增多,而且爱好、陈设古器之风亦十分盛行,这就孕育了仿古器的产生,而历来为人们所珍视的上古玉器也成了竞相仿效的对象。不过宋代仿古玉器的流行仅限于两宋政权统治区内,其种类有玉璧、玉剑饰、玉耳杯、玉带钩、璜形佩和蟠螭纹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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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明清时期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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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时期新疆的玉料大量销往内地,使玉器生产得到空前发展。大体而言,明、清玉器既继承宋玉的传统,又改变了宋玉器形神兼备的艺术风格,形成了一种追求精雕细琢和装饰美的艺术风格。同时,古玩商界为适应收藏、玩赏古玉器的社会风气,还大量制造了古色古香的伪赝古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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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玉器继承了宋玉的造诣和风格,但没有将其推向新的高峰。元代除碾琢礼制用玉之外,还广泛地用于建筑和家具,玉器应用范围扩大,数量有所增加。内廷的制玉机构及碾玉作坊规模空前庞大。传世玉器中最大的一件是置于北京北海团城的“渎山大玉海”,该器至元二年(1265)琢成。玉色青白夹带黑斑点,是青玉中的杂色者。高70厘米,口径135~182厘米,最大周围493厘米,膛深55厘米,重约3500千克,可贮酒30余石,周身碾琢隐起的海龙、海马、海羊、海猪、海犀、海蛙、海螺、海鱼、海鹿等13种瑞兽,神态生动,气势雄伟,是元代玉器的代表作。元代还出现了玉帽顶和玉押两种新型玉器。传世玉亦有秀美者,如青玉螭耳十角杯、青玉火焰珠把杯、白玉龙首带钩环、白玉双螭绦环带扣、青玉天鹅荷塘绦带扣与青玉双螭臂搁、青玉镂空龙穿荔枝墨床等。考古出土的玉器有:安徽安庆范文虎夫妇墓出土的官府玉青玉虎纽押、玉带板等;江苏无锡钱裕墓出土的玉海东青攫天鹅环、玉龙荷花带钩、青玉鳜鱼坠;江苏苏州张士诚母墓出土的青玉十节竹环、玉佩,张士诚父墓出土的光素节25块等。钱裕、张士诚父母墓出土的玉器都是由苏州碾制,这些玉器精工者少,作为鉴定玉器的标准器却有着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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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家用玉由御用监监制,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大城市中亦有玉肆,最著名的碾玉中心是苏州。明代玉器工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1)明初玉器。出土和传世的均有佳作。1970年南京北郊中央门南五华里明汪兴祖墓(1371)出土了玉带饰14块。其隐起的行龙,出没于祥云之中,碾工玲珑剔透,有鬼斧神工之妙。1970年春到1971年初,山东邹县尚寨村鲁荒王朱檀墓(1389)出土了冕饰、玉带、玉佩、玉圭、玉砚、玉笔架、玉杯等玉器,表现了明宗室亲王生前和殉葬用玉的状况。其玉材光泽较强,线条遒劲,磨工精润,不重细部,保存有元代玉器的遗风。传世的青白玉镂空蟠龙带环和白玉龙首觿是永宣时期御用监所制,碾琢工整,形象细部交代明确,一丝不苟,与永乐雕漆、紫禁城内钦安殿白石栏板图案一脉相通。(2)明中期玉器。自成化至嘉靖中期(1465—1544)的玉器,主要出土于南京、上海、江西等地。如1977年于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村东徐达五世孙徐俌墓(1517)出土的镂空芙蓉玉带板,雕琢稍粗,反映了勋臣家族用玉的情况。上海浦东海兴路典当弄陆深(1477—1544)墓于1969年被盗,出土了白玉铁拐李、白玉蝶、玉鸡心佩、白玉带钩、镂空寿字玉、玉戒指、玉道冠、玉簪等,玉件小巧玲珑,代表民间用玉的品种和做工。传世的白玉蟠龙带板,共20块,符合明制。青玉斗杯图案别致,碾出一执杖老人在松下漫步,篆草书七言诗4行,有“梅道人戏作”款,是明人伪托梅道人之名而制。此器是仿古玉,有着浓厚的文人画风格。(3)明晚期玉器。嘉靖中期至崇祯十七年(1545—1644),城市经济繁荣,玉器产量增加,北京、苏州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制玉业中心。宋应星《天工开物》载:“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著名玉工陆子刚就出自苏州专诸巷。此期代表性的玉器有明十三陵定陵出土的玉带钩、玉碗、玉盂、玉壶、玉爵、玉圭、玉佩、玉带等,包括了死者生前御用玉器和死后的殉葬用玉。其中玉壶、玉爵等使用錾金或珠宝镶嵌工艺,更是绚丽多彩。这种金玉复合工艺本是古代固有的传统做法,但玉器上镶嵌宝石却首见于定陵玉器,当然其起源可能比这更早些。玉器的商品化,使数量大增,同时难免出现粗制滥造的情况。因此玉质不佳,造型、装饰繁琐,技艺低下,也成了此时玉器中存在的一种较普遍现象。在图案纹饰方面,符瑞吉祥的谐音题材甚为风行。这种“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图案纹饰,首先是为了祈福,其次才顾及到美,玉器的艺术品性受到削弱。当时古玉已成为古董、古玩,是具有高价的特殊商品。商人为了获取高利,便用劣质玉、掺色玉等廉价玉材制造了大批假古董,流传至今的有大量的玉壶、玉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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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玉器继承明代玉器而来,除了乾隆宫廷玉作具有较高的水准外,其他玉器的玉质、设计、雕琢大多与明代万历以后的玉器相近。由于清代距今时间最近,传世玉器中大部分是清代制造。清代玉器不仅数量多,玉器品种也十分繁杂。按用途可分为以下几大类:(1)陈设类玉器。有鼎、尊、爵、斛、觚、瓶、炉、壶、玉山子、磬、插挂屏、钟、花插、如意、花熏、动物、人物、瑞兽等。有些造型深厚,雕琢精美,为宫中玉器的精粹。(2)器皿类玉器。有盘、碟、碗、杯、盅、盏、盒、执壶、多穆壶、筷、勺、叉、烟袋嘴、鼻烟壶、烟碟、唾盂等。这类作品在清宫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3)佩饰类玉器。有朝珠、手串、朝带、项圈、带钩、翎管、扁方、戒指、扳指、手镯、发束、环、佩、牌、坠、鸡心璧、扇坠等。这类作品在清宫用玉中占一定比例,民间用玉中也极为常见。(4)册宝类玉器。有玉册、玉宝、宫殿堂室之宝及用章、玉玺、印章等。在清代玉比金银更受重视,所以这类器物也不少见,在故宫博物院就保留有几百函清宫玉册。(5)祭法类玉器。有七珍、八宝、五供、爵杵、净瓶、钵、海灯、蜡台、圭、璧、琮等。由于清代较为推崇古制,在一些规模较大的祭祀、朝觐、大典中经常用到玉制礼器,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也充当陈设品使用。(6)神像类玉器。有佛、菩萨、罗汉、观音、高僧、八仙、麻姑、寿星等。一般来说这类题材的作品并不含有宗教意义,只是作为一种象征吉祥的陈设品而已。(7)镶嵌类玉器。有玉镶嵌、百宝嵌、金镶嵌、珠宝嵌等。金银器皿或金银首饰嵌宝石在清代已形成风气,用金银镶嵌的玉饰佩件也较流行。(8)文化用品类玉器。有笔、管、砚、水盂、笔筒、笔山、镇纸、洗、砚滴、棋子、炉瓶、书卷盒、梳妆盒、笛、箫等。此类器物造型丰富,尤以古朴典雅的文玩用品最具代表性,如卧鹅式砚、山形笔架、花枝形笔筒。一些器物外壁常饰表现景致的浮雕图案,有着浓厚的绘画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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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玉器,以精细见长,大致以嘉庆十五年(1810)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由萧条转昌盛,后期则刚相反。(1)清代前期玉器。顺治、康熙年间玉雕工艺开始呈现复苏景象,但因准噶尔部分裂势力猖獗,堵塞了和田玉的来路,使康熙初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长达115年间的玉器工艺处于停滞不前状态。乾隆二十四年平息了叛乱,次年新疆即开始贡玉,每年仅春秋两贡玉石就达2000千克,这为皇家玉器工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乾隆帝既喜爱古玉,也喜好时作玉,宫廷玉作随之兴盛。不仅从苏州招募名工充实养心殿造办处玉作和如意馆,还向苏州、扬州、南京、杭州、天津、淮安、凤阳、九江等八处摊派玉器活计,使宫廷玉器数量大增。民间琢玉也十分盛行,各主要大城市玉肆也由此繁盛。地方玉器虽不及宫廷玉器精致,但也有不少精品。苏州、扬州、北京等地受到官方玉作和民间玉肆的双重影响,玉雕工艺发展尤为迅速。苏州玉器精致秀媚,扬州玉器豪放劲健,而宫廷玉器集苏扬之大成,时作玉华丽典雅,仿古玉敦厚淳朴,成为清玉之楷模。乾隆时期玉器现存数万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玉寿山、玉福海及大禹治水玉山等。它们代表了清代玉雕工艺的最高水平。(2)清代后期玉器。嘉庆十六年(1811)始,新疆玉贡减半,道光元年(1821)完全停止玉贡。于是,宫廷玉器日渐衰落。有时内廷玉作仅有工匠一人,形同虚设。帝后用玉均交苏州织造玉作琢治,或命粤海关采办,贡进内廷。民间琢玉仍较盛,玉材以岫岩玉为多。北京的玉肆有所发展,并成为全国最大的玉器产地。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六十寿辰时大学士福锟等人进贡的“玉石仙台”,体现了此时北京玉器简朴浑厚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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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建议阅读论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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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曲石:《中国玉器时代》,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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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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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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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闻广:《苏南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考古地质学研究》,《文物》198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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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见《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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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戴尔俭:《玉器时代献疑与美感探源》,《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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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牟永抗、吴汝祚:《水稻、蚕丝和玉器——中华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考古》199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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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昕更的《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收录在1937年的《吴越文化丛论》中;施昕更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1938年由浙江省教育厅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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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天行的《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刊”之一,于193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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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夏鼐:《长江流域考古问题》,《考古》196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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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见《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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