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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曲纹：由两端的同钩的或S形的线条构成扁长图案，中间常填以目形纹。盛行于西周中后期，是西周后期的主要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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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物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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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纹是指模拟某种动物，包括传说或幻想中的动物的正面头部或侧身形象而创作的图案。在商代和西周初期，动物纹是青铜器装饰中的主要特征。动物纹中最突出的是带有神秘色彩的动物纹，主要有兽面纹、龙纹、凤鸟纹、蟠螭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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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面纹：旧称为饕餮纹，是商周青铜纹饰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一般装饰于器物的主要部位，常作为器物上的主题纹饰，多衬以云雷纹。西周后期以后逐渐失去主题纹饰的突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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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纹：包括旧称的夔纹和夔龙纹。在青铜器纹饰中，凡是蜿蜒形体躯的动物，都可归于龙纹类。按图形的结构，包括爬引龙纹、卷体龙纹、交体龙纹、双身龙纹、两头龙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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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鸟纹：包括凤纹和各种鸟纹。在商代早期的青铜器上已有变化的鸟纹，但只是居于次要和陪衬的地位。西周时期大量出现，在西周早、中期尤为流行，被称为凤鸟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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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纹：头上有华丽的冠，长冠垂于颈后，长的可达背部，尾有长尾和宽尾下垂两种。盛行于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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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纹：绝大部分鸟喙是闭合的弯钩形，头顶有角。有时因图案结构需要，体部有作长条卷尾形的，类似鸟首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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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纹：龟是水生动物，故常施于盛水器的盘内。最早见于商代早期兽面纹的颈部，盛行于商代，沿用至春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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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纹：多装饰于盘、洗内，还常饰于铜镜上，作侧面游动状。鱼纹在商和西周时期并不多见，但它延续的时间却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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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纹：多以略呈三角形的图案表现蝉体，不带蝉足，四周填以云雷纹。多饰于兽面纹下面或器的圈足、提梁等次要部位。盛行于商末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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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虎、牛、象、蛙、蚕、兔、鹿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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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事活动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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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活动纹饰以人们的宴乐、舞蹈、狩猎、采桑、攻战等活动以及走兽、禽鸟等为题材的纹饰。它已初步摆脱了规律化的对称图案，而是以写实的手法来刻画出各种动态，为汉代的画像砖开了先河。这种纹饰多饰于鉴、壶等器物上，大多是线刻纹，布满器身。春秋晚期开始出现，盛行于战国时期。如河南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鉴、故宫博物院藏的宴乐渔猎攻战纹壶、河南辉县出土的宴乐纹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宴乐攻战纹壶等，这些铜器画面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构图饱满而富于变化，可以看出当时已具有驾驭复杂画面的能力，体现出古代匠师的高超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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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铜器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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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铭文，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亦称金文、钟鼎文。铸刻铭文的风气，以商周时期为盛，所以一般所说青铜器铭文主要是指商周铜器上的铭文而言的。有铭文的青铜器，比较常见的有鼎、簋等食器，爵、觚、尊、卣、壶等酒器，盘、匜等水器，钟、镈等乐器以及戈、剑等兵器。已发现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数逾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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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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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现今所见的最早的铜器铭文属于商代。有铭文的商代铜器，几乎都作于盘庚迁殷以后。年代可能更早的，只发现了两三件。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大都很简单，一般只有1至5、6个字。很多商代铜器仅记作器者之名（往往用族名而不用私名），正合乎《礼记·祭统》中“铭者，自名也”的古义。在记作器者之名的同时，又记所纪念的先人庙号的（如“鱼、父乙”、“戈、祖己”）。仅记先人庙号的，也很常见。到商代晚期出现了一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数是说王或某个地位较高的人由于某事而赏赐该铜器的主人，器主因此作某先人的祭器以为纪念。已发现的商代铜器铭文，篇幅没有超过50字的。这一时期的金文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铭文的书体近似甲骨文，以象形文字居多，字体比较长方，笔遒劲雄美，笔画较粗，首尾出锋，有波捺，字槽平整，字体端庄工整，行气疏密有致，结构严谨。这种波捺体遒劲、严谨，为后世好书者所崇尚，别称钟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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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是铜器铭文的全盛时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铭文篇幅加长。百字以上的铜器铭文颇为多见，两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西周前期的大盂鼎有291字，小盂鼎有400字左右（但多残泐不可辨识）。中期的曶鼎也有400字左右。后期的大克鼎有290字，散氏盘（亦称夨人盘）有350字，毛公鼎有498字。如果不算由几个编钟合成的铭文，毛公鼎铭是已发现的商周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这篇铭文详细记录了周王对毛公的诰命之辞，可以看做是保留在铜器上的一篇《尚书》。二是铭文内容丰富。西周铜器铭文中，除了“某人作某器”一类简单记载，以及比较常见的记君上（主要是周王）的任命、赏赐或记功表德的铭文以外，还出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记事铭文。其中有记诉讼胜利的铭文，有记土地交易和勘定田界的铭文等。从铭文内容所涉及的方面看，有关土地制度、宗族制度、分封制度、军事制度、官制、周人与周围各族的关系以及其他重要问题。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武王克商、成王东征、昭王南征等，也都有反映，所以郭沫若说西周铭文有书史之性质。西周时期的作器者多为周王室贵族、臣僚，诸侯国的较少。在器物上要铸长篇巨作，对于铸刻长铭铜器的器种有一定要求，在铜器的某一位置上须有着充分的铸字面积，且字铸好后需要被看到，故长铭多集中于鼎、簋、盘、盂的内底上，这些器类内底宽大，字铸作后也便于阅读。这时期的铭文，书体也发生了变化。铭文字体规整，多作长方体，字体大小近相同，笔画无波捺，两端平齐，字体间架也较自然。另一特点是整篇铭文布局工整规范、书写时不仅注意竖贯，兼顾横平，有的还画成方格，以防止字体过于参差。书家将这一时期的文字称为玉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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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铜器铭文虽然仍受重视，但是其重要性已经比不上西周。当时仍有很长的铭文。例如宋代发现的齐灵公大臣叔弓（或释“叔夷”）所作的一件大镈，铸有器主夸耀自己的出身和功绩，并记载齐灵公对他的诰命的长铭，共493字。同时出土的叔弓的编钟上也铸有内容基本相同的铭文，全文由7个编钟合成，长达500多字，比毛公鼎字数还多。但总的来看，春秋时代的长篇铜器铭文要比西周少得多，纪事铭文更少。当时铭文表现出较强的随意性和地域性，内容与程序也与西周时期不尽相同，多为联谊婚姻及夸耀祖先的功德之类。当时最常见的铭文格式是：某年某国某人之子，择其吉金自作壶（盘、鼎），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还有一种炫耀门第的风气，经常是“某人之子”、“某人之孙”。内容比较空泛，史料价值不如西周铭文。文字方面，初期尚有用玉箸体的，中期笔画变细，字体变长，书写随便，晚期有一部分地区出现了明显的美术化倾向，如有些东方和南方国家的部分金文，字形特别狭长，笔画往往故作宛曲之态。春秋晚期出现了蝌蚪文和鸟虫书的雏形。春秋、战国的铭文一般多为刻款而非铸造的，即在铜器铸成后用利器在器表刻出来的，一般在器壁外比较醒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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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前期基本是春秋晚期的继续。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铜器铭文已经很少见，“物勒工名”式的新式铭文则大量出现。这种铭文字数一般不多，所记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以及使用器物的地点等。当时由于简册、书帛的通行，金文不如写于简册之上方便，致使长篇大作很少。不过，旧式的长铭在战国中期以后并未绝迹。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平山发现了公元前4世纪末期的中山王墓，墓中出土的铁足铜鼎刻有长达469字的铭文，铜方壶刻有长达450字的铭文。此外，战国铜器铭文中还有少数内容比较特殊的例子，例如楚国附庸曾侯乙的墓葬所出的编钟上有大量关于乐律的铭文，齐国的子禾子釜上有关度量衡制度的铭文，楚国的鄂君启节记载了国家对鄂君启经营商业的规模和路线的规定。当时的字体结构趋于瘦长，纵横成列，刻意求工，系当时专业书匠所为，已开了鸟虫篆的先河，属于美术装饰体系。另一方面如“物勒工名”形式的铭文，多出自工匠之手，随手刻成，故形体不规整，字体潦草、细小，笔画恣肆，误刻、讹变很普遍，不易辨认，这一类属于民间文字，它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战国时的“文字异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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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此时铭文内容都很简单，除了常见的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诏书以外，绝大多数是“物勒工名”式的或标明器物主人的铭文。另外在铜镜、铜洗上还有一些吉语。六朝以后，就不再成为普遍流行的风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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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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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铭文涉及商周社会许多方面，归纳起来，大致有分封、记功、战争、祭祀、册命、约剂、律令、媵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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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商代已有关于封侯的记载，到西周时更发达和完整。由铭文内容可知，西周分封或改封诸侯必有鬯瓒、弓矢、土地和百姓四项赏赐，而诸侯之世袭又须另行锡命之礼，赏赐的物品更多。土地的分配，西周时期实行诸侯分封和贵族赐土的制度，对亲信或有功的贵族可以额外分赐采邑。如西周前期宜侯簋，详记周王赐予宜侯的物品及授土和授民的情况，对了解当时的“封建”制度极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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