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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铜器铭文虽然仍受重视，但是其重要性已经比不上西周。当时仍有很长的铭文。例如宋代发现的齐灵公大臣叔弓（或释“叔夷”）所作的一件大镈，铸有器主夸耀自己的出身和功绩，并记载齐灵公对他的诰命的长铭，共493字。同时出土的叔弓的编钟上也铸有内容基本相同的铭文，全文由7个编钟合成，长达500多字，比毛公鼎字数还多。但总的来看，春秋时代的长篇铜器铭文要比西周少得多，纪事铭文更少。当时铭文表现出较强的随意性和地域性，内容与程序也与西周时期不尽相同，多为联谊婚姻及夸耀祖先的功德之类。当时最常见的铭文格式是：某年某国某人之子，择其吉金自作壶（盘、鼎），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还有一种炫耀门第的风气，经常是“某人之子”、“某人之孙”。内容比较空泛，史料价值不如西周铭文。文字方面，初期尚有用玉箸体的，中期笔画变细，字体变长，书写随便，晚期有一部分地区出现了明显的美术化倾向，如有些东方和南方国家的部分金文，字形特别狭长，笔画往往故作宛曲之态。春秋晚期出现了蝌蚪文和鸟虫书的雏形。春秋、战国的铭文一般多为刻款而非铸造的，即在铜器铸成后用利器在器表刻出来的，一般在器壁外比较醒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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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前期基本是春秋晚期的继续。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铜器铭文已经很少见，“物勒工名”式的新式铭文则大量出现。这种铭文字数一般不多，所记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以及使用器物的地点等。当时由于简册、书帛的通行，金文不如写于简册之上方便，致使长篇大作很少。不过，旧式的长铭在战国中期以后并未绝迹。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平山发现了公元前4世纪末期的中山王墓，墓中出土的铁足铜鼎刻有长达469字的铭文，铜方壶刻有长达450字的铭文。此外，战国铜器铭文中还有少数内容比较特殊的例子，例如楚国附庸曾侯乙的墓葬所出的编钟上有大量关于乐律的铭文，齐国的子禾子釜上有关度量衡制度的铭文，楚国的鄂君启节记载了国家对鄂君启经营商业的规模和路线的规定。当时的字体结构趋于瘦长，纵横成列，刻意求工，系当时专业书匠所为，已开了鸟虫篆的先河，属于美术装饰体系。另一方面如“物勒工名”形式的铭文，多出自工匠之手，随手刻成，故形体不规整，字体潦草、细小，笔画恣肆，误刻、讹变很普遍，不易辨认，这一类属于民间文字，它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战国时的“文字异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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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此时铭文内容都很简单，除了常见的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诏书以外，绝大多数是“物勒工名”式的或标明器物主人的铭文。另外在铜镜、铜洗上还有一些吉语。六朝以后，就不再成为普遍流行的风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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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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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铭文涉及商周社会许多方面，归纳起来，大致有分封、记功、战争、祭祀、册命、约剂、律令、媵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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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商代已有关于封侯的记载，到西周时更发达和完整。由铭文内容可知，西周分封或改封诸侯必有鬯瓒、弓矢、土地和百姓四项赏赐，而诸侯之世袭又须另行锡命之礼，赏赐的物品更多。土地的分配，西周时期实行诸侯分封和贵族赐土的制度，对亲信或有功的贵族可以额外分赐采邑。如西周前期宜侯簋，详记周王赐予宜侯的物品及授土和授民的情况，对了解当时的“封建”制度极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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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功：称颂祖先的功德业绩和庆赏、声名，以此来行孝道；或者夸耀宣扬器主自身的功绩。其目的都是为了要保持家族的尊荣地位。这一类内容文辞大多繁缛而多溢美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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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因为有关版图的扩张和财富的聚敛，所以征伐也是国家的大事。商器铭文简略，反映的资料不多，在西周金文中却是大量存在。关于战争的内容涉及伐商、征服淮夷、对狁的抗御等方面，另外，铭文中还有关于西周时期王室的军队编制和军事制度方面的内容。因此，西周金文中的戎事史料，对于西周战争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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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类内容是商和西周铭文的最大宗，数量很多。宗法制度有严格的世系承袭关系，宗主们为了维护自己在宗族体系中的特权地位，就必须祈求上帝的福佑，托庇于祖先的余荫，因而祭祀神灵祖先就成为铭文中最常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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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命：周王或诸侯任命臣下，或赠与官爵，都要举行册命。所谓册命，即对臣下职位的任命。册命制度创立于西周初期，穆王以后更为习见，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典礼仪式。其内容大体是周王命令某一贵族承袭已故的祖、父的官职，并赐予其所任官职相应的物品。受命的人每每铸造青铜器详载册命经过，以外纪念，以示荣耀，以作凭证。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册命格式者有70多例，从这些铭文可看出当时有一整套严格的礼仪形式。册命性质的金文在西周中期以后较多出现，并且形成固定格式，文字也较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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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剂：《周礼》有“治民之约”和“治地之约”。前者是有关税收、买卖、讼事等，后者是有关土地的使用、分配、转移等。古时田地授自国家，非私人所有，受田者必须付税，故所授的田由于特殊原因而需变动时，必须得到政府的许可，并在官员的监督下划定变动的版图和改变税收。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发现卫盉和两件卫鼎，分别叙述裘卫与矩伯的三次交易，有土地与土地交换，有以土地或土地上的产品与裘卫的毛裘皮革交换。这说明土地在当时已可转让，而且有了以货币计算的价格。律令：是政府的法律条令。如兮甲盘铭记关市之征，对南淮夷和诸侯百姓都有相应的规定。而子禾子釜和陈纯釜等则是有关量值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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媵词：专为嫁女而作的青铜器称为媵器，其上的词有专门的格式，称媵词。媵器以洗沐用的盘、匜为常见。时代以春秋时期为多。当时诸侯们和大夫们为了维护彼此的政治地位和利益，或者小国求助于大国的保护，往往通过联姻来加强他们之间的关系，组成一定的政治集团，故媵器大量出现。媵词格式简单，一般有时间、某人为某人作媵器及祝愿词三部分。如蔡侯中盘，蔡昭侯元年为大孟姬嫁予吴王所作，铭文盛赞女儿贤淑端庄，明悟坚贞，并祝女儿敬侍夫君，长享考寿，子孙藩昌。从铭文可以看到当时蔡、吴两国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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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铜冶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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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青铜器铸造所必备的条件与程序，商周青铜器的冶铸技术大致可从采矿、冶炼、铸造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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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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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在长期制造石器的过程中，多次接触到自然界存在的铜块，并开始使用它。在实践中发现自然铜有一种石头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不像石头那样容易碎裂、剥落，而且还能发出悦目的金属光泽，可以制成装饰品用以美化自己的生活，于是开始用自然铜来打制各种器物。自然铜的存在毕竟很少，多数的铜要由冶炼铜矿石而取得。古人在长时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摸索到从铜矿中提炼纯铜方法。最初是采掘地面暴露出来的矿石，后为了更多地获得这种金属，就沿着矿脉深入到地下去开采矿石。到商周时期，采矿技术已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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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发现并作过发掘的古铜矿遗址有江西瑞昌铜岭、湖北大冶铜绿山、湖北阳新港下、湖南麻阳九曲湾、内蒙古林西大井及安徽南部的铜陵、南陵等县市的若干地点。它们的年代，大多属于西周至春秋时期，有的可早至商代。这几个地点大都发现了古人采掘时开拓的竖井、平巷、采矿工具、提升与排水用具及铜矿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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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岭铜矿遗址已清理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清理出矿井103口，巷道19条，露采坑3处，探矿槽坑2处，工棚5处，选矿场1处，以及大量竹、木、石、铜质的工具和用具。遗址至迟始于商代中期（约公元前14世纪），延续到战国早期（约公元前5世纪），为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采铜冶铜遗址。(20)年代如此之早，又具有相当规模且保存完好，为世所罕见，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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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位于湖北大冶矿区，面积约1平方公里，已发掘采区7处，井巷500余条，出土大量采矿工具、井巷支护构件、炼炉、铜锭等遗物。遗存可分前后两期，前期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后期属战国至汉代。古代工匠为掘取铜矿石，开凿竖井、平巷与盲井等，并用木质框架支护，采用了提升、通风、排水等技术。经清理的春秋时期冶铜炉，由炉基、炉缸、炉身三个部分组成。炉基下有风沟，冶炼时可确保炉缸的温度。炉缸设有放铜、排渣的金门，炉身有鼓风口。古炉渣总量超过40万吨。经化验，炉渣的酸度适宜，含铜量仅0.7％，说明东周时期的冶铜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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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冶接壤的湖北阳新港下古矿井遗址包含有三处矿床，其开采时间为春秋战国时期。已发掘古采区两处，发现竖井、平巷、铜与木工具、水槽等遗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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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阳九曲湾遗址位于湘西沅麻盆地的丘陵带，南依沅水支流辰水，已发现古采区14处，斜巷长400米，距地表深80多米。有大量炼渣堆积。出土铁、木工具和陶器等，开采年代为战国时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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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井遗址位于内蒙林西县境。古矿区面积达2.5平方公里，露天采矿槽遗址47条，开采长度累积达1570米，最大开采深度约20米，最大开采宽度25米左右，足见开采规模之宏大。该遗址早自西周时期已被开拓，伴出有选矿石质工具约1500件，还发现了12座炼炉遗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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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古矿冶遗址规模宏大，在已知60余处矿点中，属于先秦时期的约20处，分布于安徽境内长江南岸的贵池、青阳、铜陵、南陵、繁昌、泾县和宣城这7个县、市，以及长江北岸的枞阳。炼渣堆积量达百万吨以上。有的村庄即建在渣堆之上，村民以渣块堆砌屋基、围篱，蔚为奇观。至迟从西周前期已被开采，有的遗址有可能早到商代晚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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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铜绿山、港下、铜岭三处遗址均位于长江中游，属古荆州地区，从实地考察可知，从湖北鄂州南部至大冶全境，连接阳新北南纵轴，再到江西瑞昌县境，与得天独厚的铜矿成矿带相应，先秦采铜冶铜遗址密集。其中，铜岭遗址距港下的直线距离不足16公里，实际上是连成一片，成为商周时期一处巨大的铜采冶基地。皖南古矿冶遗址位于长江下游，属古扬州地区。其中，尤以地处南陵、铜陵交会地带的大工山、凤凰山、铜官山等处为最集中和重要，从而形成另一处巨大的铜采冶基地。所以说，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铜矿开采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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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冶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