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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陈振中：《殷周的铚艾——兼论殷周大量使用青铜农具》，《农业考古》198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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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陈文华：《关于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青铜农具问题》，《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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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见《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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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岭遗址发掘队：《江西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江西文物》19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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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夏鼐、殷玮璋：《湖北铜绿山古铜矿》，《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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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港下古铜矿遗址发掘小组：《湖北阳新港下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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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湖南省博物馆等：《湖南麻阳战国时期古铜矿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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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1976年试掘简报》，见《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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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华觉明、卢本珊：《长江中下游铜矿带的早期开发和中国青铜文明》，《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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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周卫荣、董亚巍等：《中国青铜时代不存在失蜡法铸造工艺》，《江汉考古》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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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第五章 先秦铸币与中国古代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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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货币，源远流长，三四千年的发展过程连绵不断，在世界古代货币史上独树一帜。虽然中国独特的钱币形态和货币制度成熟于秦汉以后，但先秦时期的各式金属铸币及“里布”、“皮币”等，不仅是丰富多彩的中国货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具有东方色彩的中国货币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对中国货币文化的介绍，首先从先秦时期金属钱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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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第一节 先秦时期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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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是在商品交换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特殊商品。原始形态的货币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品的丰富和交换的频繁而逐渐产生的。至少在商代，贝在作为装饰品的同时，已呈现出货币的职能。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手工业的进步，牛耕、冶铁、煮盐等先进技术的出现，促使商品生产迅速发展。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原来以贝币为主的货币流通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逐渐解体，铜贝和不定型铜块、铜饼在流通中的作用也逐渐缩小，代之而起的是新型的早期铜铸币。这种新型货币，经历了春秋、战国两个时期，一直延续到秦始皇统一全国币制时止，在世上流通至少有五六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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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货币起源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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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成年累月地辛勤劳作，所获得的物品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所以当时没有商品交换，也不存在货币。到了金石并用时代，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人们在维持自身生活需要之外，有了剩余产品，于是产生了交换的需要。在频繁的交换过程中，人们发现一次性交换常常交换不到自己所需的物品，为了交换的便利，于是人们往往先把手中的商品换来一些易于为别人接受的或需要的商品，然后再用这种商品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样，在众多的商品中就逐渐分离出一种或几种可以同其他一切商品都能交换的商品。这些特殊的商品类似于政治经济学上所说的“一般等价物”，成为最早的货币雏形。在中国古代，曾经充当过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多种多样，如牛、马、刀、铲、箭、皮、布、帛、贝、玉等。由于它们的媒介作用，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经过长时期的演变，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种类不断减少，逐渐集中并固定在少数的经常为大家所公认的商品上，这些商品即成为原始形态的货币。关于中国古代的原始货币，在古籍中有不少记载，比较重要而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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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国蓄》：“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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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平准书》：“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金），或白（银），或赤（铜）；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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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错币》：“弊（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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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记载可知，中国的原始货币有金、银、铜、贝、玉、珠、龟甲等质地，其中金属货币包括了日常用具或它们的模仿品，如钱、布（镈）、刀等。这些文献把原始货币产生的年代定在“虞夏”或“夏后”时代，即货币起源于夏代。也就是说，在古人看来，夏、商、周时期已经有了金、银、铜、贝、玉、珠、龟甲以及钱、布（镈）、刀等原始货币形态。但是，这些古籍的记述过于简略，而且都是后人追述的，带有明显的传说性质，因此，原始货币的出现时间以及类别还需结合考古发掘的出土实物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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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通过文献并结合考古出土实物来探究中国货币的起源时，上引桓宽在《盐铁论》中有关“夏后以玄贝”的记述受到格外的关注。因为海贝在史前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屡有发现。在夏代纪年范围内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中，不仅出土了天然贝，还发现了人工制作的骨贝和石贝。进入商代，贝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已占重要地位。考古发现表明，商代早期的墓葬中已有用贝随葬的现象。这种用贝随葬现象到商代中晚期更加普遍，在大、中、小型墓葬中均有发现。中、小型墓葬随葬贝的数量几枚至数十枚不等，大型墓葬往往有数百枚，甚至可达数千枚之多。如山东益都苏埠屯1号大墓出土海贝3700多枚(1)，河南安阳殷墟5号墓（即“妇好”墓）出土海贝近7000枚。(2)在商代甲骨卜辞和金文中也有不少“赐贝”之语句，所记用贝的数量从“二贝”、“五贝”到几朋、几十朋不等。《尚书·盘庚篇》记述了盘庚斥责他的臣僚们贪求贝玉的行为，告诫他们要“无总于货宝”。所以说，至少在商代，贝在作为装饰品的同时，已呈现出货币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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