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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规模较大的墓，一般都是在墓室正中构筑木质椁室，椁内安放2层或3层套棺。山东莒南大店镇两墓，墓室分南北两半，一为椁室一为葬器坑，墓道开在葬器坑一侧，是少见的特例。某些大型战国墓，如平山中山王墓、固围村墓群、临淄河崖头大墓等，木椁周围又垒砌二三米厚的石墙。封墓时，中原地区常在大墓的墓室部分积石、积炭、积沙以防潮、防盗；南方则填塞木炭和白膏泥，故其密封性能甚好，棺椁常能保存完整。印山越国王陵墓室由加工规整的巨大枋木构筑，呈两面坡状。木棺置于中室，由一个巨型圆木制成的独木棺。坑底铺木炭，木椁外包140层树皮，树皮外夯木炭，墓坑内填青膏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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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已经有了合葬制度，其方式为夫妻分别葬在两个互相紧靠的墓坑中，即所谓“异穴合葬”。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中期的伯及其夫人井姬墓的发现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11)这种制度到了东周更为普遍，如在山西长治分水岭的晋、韩墓地中，凡属大、中型的贵族墓，都是两两成对，并列在一起，一葬男性，一葬女性，当为夫妻无疑。再如河南淅川下寺楚墓中的2号墓及两侧三墓，固围村魏国墓地的3座大墓以及中山王陵兆域图铜版所示的墓地布局，也是夫妇并穴合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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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主身份较高者，随葬成套的青铜礼器，春秋晚期以后有的墓用制作甚精的陶礼器。铜或陶质礼器的器类主要有鼎、鬲、甗、簠、壶、鉴、盘、匜，南方的楚、蔡等国墓常有小口盥鼎及盥缶、尊缶等器。墓主身份较低者，春秋时随葬鬲、盆、罐等日用陶器，战国时期多用制作不精的鼎、豆（或簠、敦）、壶等陶礼器，偶尔也有兼用一两件铜礼器的。成套的青铜礼器（或陶礼器）体现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大体说来，随葬三鼎的墓一般有车马器，五鼎以上的墓常有车马坑，七鼎以上和部分五鼎墓有编钟、编磬。曾侯乙墓有编钟一架，共64件；编磬一架，共32件，显示了诸侯行礼作乐的大排场。青铜礼器中，鼎一组共9件，簋一组共8件，正符合墓主的国君身份。目前所知身份明确、器物又较齐全的高级贵族墓，例如寿县蔡侯墓、平山中山王墓、燕下都16号墓、固始侯古堆大墓，都随葬九鼎。身份稍低的上村岭虢太子墓、下寺楚令尹墓及侯马上马村13号墓、长治分水岭14号墓、陕县后川2040号墓、莒南大店镇两墓均随葬七鼎。楚墓随葬器物的组合情况与中原有所不同，贵族墓除身份特高者外，鼎一般采用偶数（或4、或6、或8），雨台山等地中小型墓的随葬陶器也是两两成对者为多。某些规模不大的楚墓，随葬品中有较好的漆木器、青铜器，也有兵器和车马器，并且经常发现瑟、鼓等乐器，却绝无编钟、编磬。这说明“金石之乐”不能任意享用，因为它是区分高级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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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高中级贵族墓附属的车马坑，所埋车马的数目也有差别。例如，上村岭虢国墓有10车20马和5车10马两种，邯郸百家村墓地有26马、14马、8马、4马、2马的不同，凤翔八旗屯墓地有3车6马和1车2马两种。临淄河崖头大墓的东、北、西三面，环绕凹形马坑，坑宽4.8米左右，全长约213米，据部分发掘推算，全部殉马达600匹以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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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第三节 秦汉以后的墓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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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墓葬制度对以后各代墓葬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制度，大体上承袭秦汉，唐宋时期墓葬又与魏晋南北朝墓葬一脉相承。不过在代代相承过程中，各时期的墓葬制度也有不少创新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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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晋南北朝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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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墓葬从曹魏到隋统一以前，时间前后延续达3个半世纪。其墓葬制度，大体上承袭汉代，但经过汉末的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厚葬之风有所改变。考古调查发掘证明，自魏晋以降，规模宏大、雕刻精致的画像石墓已很少见了。贵族、官吏的大墓，一般都是砖室墓，和汉墓相比，墓室的平面布局简化，面积减小。但是，在墓室的细部结构和设施方面却有一些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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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墓葬，是从汉代墓葬到隋唐墓葬的一个较长的过渡阶段，它反映出在汉代物质文化的基础上，融会了许多原在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并从中外文化交流中汲取了养分。此时的墓葬按地域分布，大致可分为北方地区的魏晋北朝墓葬和南方地区的吴晋南朝墓葬两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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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北朝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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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北朝时期的曹魏及十六国、北朝诸代的墓葬，均在长江以北，远及河西和东北地区；而西晋的墓葬，在长江以南也有分布。此期的墓葬的发展变化可以分为曹魏（220—265）、西晋（265—317）、十六国（317—420）、北朝前期（386—534）、北朝后期（534—581）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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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时期的墓葬：这时期的墓葬，在形制结构等方面还保持着东汉末期的传统，多是有斜坡墓道、甬道两侧带小耳室的方形前室和长方形后室的砖墓。洛阳地区有的在前室居中张设斗帐，帐前放日用器皿，两侧的耳室一为庖厨，一为仓房。同一时期江苏徐州一带发现有石室墓或画像石墓，其平面布局也由带耳室的前室与长方形后室组成。在河西地区发现的同期墓葬，总平面与中原地区相近，只是墓内壁画嵌砌着大量的画像砖，内容包括墓主生前宴饮出行及庄园、农桑、庖厨等，也有屯垦及营垒等图像。曹魏时期的墓与东汉墓相比，不论是墓葬结构还是随葬器物，都有简化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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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时期的墓葬：以在当时都城洛阳附近发现的最重要，分布于当时的城东和城西一带。城东已发掘的有城东枕头山墓地、峻阳陵墓地等多处。峻阳陵墓地的23座有长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均为南北向，且排列有序。最东的1号墓墓道长36米，墓室长5.5米、宽3米，规模最大。城西地区的西晋墓，较大型的都有宽大的砖筑墓室和长墓道，墓道长度一般在25米以上，如元康九年（299）徐美人墓的墓道长度超过37米。墓室四壁砌成外凸的弧线状，四隅砌出角柱，有的在甬道处还设有石门。墓中常置大型碑式石墓志。出土遗物中常有贵重的金饰和大量陶质明器。陶质明器有镇墓兽、牛车、鞍马及庖厨、家畜、家禽等，陶俑中有高鼻深目的西北少数民族形象，还出现具有时代特征的方形多子槅、翻口罐等器物。一些极简陋的浅葬土坑竖穴墓，墓内仅随葬一两件陶罐。郑州、南阳等地及北京地区的西晋墓，与洛阳地区的相近似。江苏宜兴西晋周氏墓地的墓葬形制与遗物既有西晋的时代特征，又具地方特色。湖南长沙西晋墓出土大量青瓷仪卫俑，地方特色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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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时期的墓葬：由于当时战乱频繁，民族关系复杂，因此缺乏像西晋时期那种统一的墓葬形制。西安草厂坡1号墓结构与出土器物还保留西晋的特点，但俑群中，除男女侍俑和女坐乐俑外，出现了战争气氛极浓的出行仪仗俑群，有武士、鼓吹和牛车，其中的人、马都披有铠甲。辽宁的北燕冯素弗夫妇墓，是同坟异穴的石椁墓。椁内壁绘壁画，设漆棺。椁内殉犬，椁外小龛中有牛、鸡、鱼骨，是较为特殊的葬俗。随葬品中还有印章、文具、漆餐具、金饰和玻璃器，以及大量铁兵器、甲胄、马具等。辽宁朝阳的后燕墓也为土坑石椁，椁内置木棺，椁室以上埋石刻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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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前期的墓葬：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的墓葬，其特点是从保留较多的鲜卑习俗，逐渐向接受中原旧制转化。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现的北魏初期墓葬，虽系砖室、木棺和有较多的随葬陶器，但木棺保留着前宽后窄的形制，还出土带草原民族风格的高足双耳铜、铜羊距骨、兽饰金指环、兽纹铜牌饰等，并有北魏铸造的铜虎符。这一阶段的晚期，中原因素明显增强。如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北魏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冀州刺史琅琊王司马金龙夫妇墓，为砖砌多室墓，由墓道、前后室、耳室及连接各室的甬道所组成。墓室总长17.5米，墓道长28.1米，全长45.6米。墓砖呈青灰色，砖侧模印“琅琊王司马金龙墓寿砖”10个字。主室西侧置石雕棺床，上置漆棺。墓葬早年被盗，但仍遗存367件陶俑。陶俑大都是侍从俑、仪仗俑，身披铠甲的步兵俑和骑兵俑。还有与陶俑相配合的驮粮马和大小马匹、骆驼等30多件。此外，有太和八年（484）司马金龙墓表和墓志各一方，延兴四年（474）姬辰墓志一方，安插在四个石础上的漆屏风一座。石础雕刻精美。屏风仅存彩画屏板。屏板上彩绘历史人物故事，各有题榜，堪称为罕见的北朝书画和石雕艺术珍品。(13)从墓室结构到随葬器物组合，特别是绘有列女故事的漆屏风等，都显示出中原的影响。但在墓内随葬大量披铠的步兵和骑兵俑，还有驮粮马、骆驼等牲畜模型，一些陶俑的面相还具有胡人特征，又显示了与鲜卑原来的民族经济、文化有关的特点。大同方山永固陵墓室前设墓道、甬道，后砌前后两方形墓室，四壁微向外凸呈弧形。墓中出土与佛教有关的石雕以及墓地与佛寺建筑结合，又显示了富有佛教色彩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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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后期的墓葬：自北魏迁洛到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墓葬形制在恢复中原旧制基础上又受到南朝影响。这时的墓葬多为方形单室砖墓，前有甬道和墓道，有前、后两室的只是少数特殊的例子。单室墓大多是青砖砌筑，少数是土洞墓，仅临淄崔氏墓为石砌单室墓。单室墓皆由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3个部分组成。墓室平面以方形居多，四壁稍稍向外弧出，一般为穹窿顶，少数作四角攒尖顶。砖砌棺床置墓室西壁或北壁下。棺床前陈列陶俑及其他随葬品。勋戚大臣的方形单室墓，往往加长墓道，扩大墓室，在甬道内加砌砖墙，设石门，并在甬道上方砖砌门墙或作仿木构的门脸。山西寿阳库狄回洛墓和山西太原娄叡墓内均增设帷帐，这可能与他们官阶最高有关。世家大族墓，墓内大都彩绘壁画，随葬成群的陶俑、动物模型和精美的瓷器。特别是北齐墓中较多地出现白瓷器，更是值得注意的新变化。另外，还常出土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的遗物，如波斯萨珊朝的银币、拜占庭帝国的金币，以及一些玻璃器皿和贵重金属制造的装饰品等。河北赞皇的东魏李希宗墓是具有前、后两室的大墓，这种前、后室墓在北朝后期是很少见的。娄叡墓壁画达240多平方米，画面主要是表现墓主生前生活的显赫场面和死后灵魂飞升的虚幻境界。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北朝壁画出现了受南朝风格影响的画面。例如济南东八里洼等地发掘的墓葬，墓中都绘有屏风。屏风内绘“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的图像。(14)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南北朝时期并不因政治上的对峙而影响南北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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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晋南朝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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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晋南朝墓葬是指分布在长江中下游、闽广和川滇等地区的吴蜀、两晋、宋、齐、梁、陈时期的墓葬。这一时期墓葬的发现地点较为普遍，但因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传统差异大，所以地方特点比中原地区突出，依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不同，可分长江中下游、闽广和川滇三个区域。其中长江中下游一直是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墓葬资料多，系统清楚，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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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墓葬：这一地区的墓葬可分为四期，第一期为东汉末至吴初（即3世纪初至3世纪中）；第二期为吴中期至东晋初（即3世纪中至4世纪初）；第三期为东晋至刘宋（即4世纪初至5世纪中）；第四期为齐、梁、陈3朝（即5世纪中至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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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大型墓中，后室分左右两室、前室附有耳室的券顶砖墓较多。已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孙吴墓是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墓。朱然墓发现于安徽马鞍山，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后室所组成。前室平面近方形，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后室平面长方形，双层拱形券顶。墓葬早年被盗，残存遗物140多件，包括漆器、木器、青瓷器、陶器、铜器和大量的铜钱。漆器数量最多，有10多个品种共60多件，器形多数是汉代常见的耳杯、盘、案、盒、壶、樽、奁等。(15)中型墓前设甬道的长方形券顶砖墓较多，随葬品多陶器，也有少量青瓷器、漆器、铜器、铁兵器等，还多随葬地券和五铢铜钱。小型墓有长方形砖室和土坑两种，随葬品只有陶器和少量五铢钱。这一期墓葬与当地东汉晚期墓葬差别不大，表明孙吴初期东汉旧制还没有较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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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墓葬的地方特征显著。大型墓多前附甬道的前后室砖墓。中型墓多前附甬道的长方形单室砖墓。大、中型墓室顶出现四隅券进式的穹窿顶，有的墓室两壁向外砌出弧线，墓壁有的设有灯台或砌出灯龛，墓室出现了排水沟、砖棺床和砖榻。随葬器物中青瓷器的数量、种类增多，釉色复杂化。出现褐色斑饰、褐色彩绘，甚至还出现褐色釉。新出现的器形有一盘二耳杯的组合、扁壶、多子槅、三熊足砚、动物形插器、唾盂和较多的模型明器；流行堆塑阙楼人物的谷仓罐、球形熏和附有兽足的蚕形虎子。较晚又出现了鸡首壶和球形虎子，还出现了陶牛车、陶马和陶俑。此外，棺内多葬金银饰品，有的出土玉佩珠饰，表明墓主人原是衣朝服入殓的。大、中型墓最具典型性的是江苏宜兴西晋周氏墓群。小型墓较前阶段变化不大，出现了甬道偏置一侧的作法，随葬品中也有了少量瓷器，如罐、碗之类。湖南长沙发现的西晋晚期的中型墓多随葬陶俑，有侍俑、属吏俑，更多的是武装仪仗俑，这大约是当时地方豪强势力强大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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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南京发现多处南迁大族的墓群，如南京北郊象山、郭家山王氏墓地、南郊戚家山谢鲲墓等。这类大族墓葬多为大中型墓。墓的形制有如前阶段的前后室砖墓；也有新流行的接近方形的单室砖墓和长甬道的单室砖墓；还有甬道前端做出类似小室的所谓“吕”字形砖墓。墓壁有的除砌灯龛外，还砌出棂窗。壁砖多有纪年铭，纹饰逐渐复杂。大约在这阶段的晚期，墓壁出现拼砌较大面积的七贤、荣启期人物画像砖。随葬瓷器减少，罐壶瓶类向瘦高发展，以凭几为中心的榻上用具逐渐成组。鸡首壶流行，耳杯两端上翘，槅多作圆形。新出现碗托、三足炉和六蹄足砚。器物上流行用莲花纹饰。墓志数量增多。较晚墓中出现了宋铸的四铢铜钱。南京发现的大、中型东晋墓中，有多座出土了推测为罗马制造的玻璃器，其中一座出土1枚嵌有金刚石的金指环和2只玻璃杯。(16)这类西方高级品的出土，为东晋时期海上交通的发展提供了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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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在丹阳胡桥和南京甘家巷、西善桥等地发现的墓，为墓壁砌出弧线的长方形单室、前设长甬道的大型砖墓，大约是齐梁时期的皇室陵墓。这种墓的墓室前方一般砌有较长的排水沟通向水塘，地面上一般都布置石兽、石柱、石碑等石刻。这种大型墓可分为两类：一类墓室全长在13米以上，长甬道内设石门两重，如被推定为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的一座和被推测为陈宣帝陈顼显宁陵的一座。另一类墓室全长在9米以上，设一重石门，如甘家巷梁桂阳王萧融墓。这种墓的墓壁，较早地流行较大面积的拼砌画像砖，题材除竹林七贤、荣启期外，还有羽人、龙、虎和鼓吹骑从的内容，如胡桥诸齐陵；较晚的则仅用莲花忍冬花纹砖，如甘家巷萧融等墓。使用莲花忍冬花纹砖的墓，有的还在甬道壁面拼砌出蹲狮形象，如前述陈顼的显宁陵。常州戚家村发现的画像砖墓，也应属于这阶段晚期的遗迹。这种大型墓都遭到严重的破坏，随葬品残存较多的是石制器物，有石榻、帷帐石趺、石凭几、石俑等，也有少量的陶俑、漆器、陶瓷器和玉佩玉玦等。中型墓则无石门，全长皆在6米以下，墓室多长方形和“吕”字形，砖多素面无纹饰，但随葬品一般保存较好。瓷器如罐、壶、瓶、唾盂等都更向修长发展，新出现的器物有装饰繁缛的莲花尊，一盒五盏的组合器、粉盒、细颈瓶、高足盘和啼形足砚。晚期的墓葬中出现陈铸的太货六铢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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