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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时期的墓葬：以在当时都城洛阳附近发现的最重要，分布于当时的城东和城西一带。城东已发掘的有城东枕头山墓地、峻阳陵墓地等多处。峻阳陵墓地的23座有长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均为南北向，且排列有序。最东的1号墓墓道长36米，墓室长5.5米、宽3米，规模最大。城西地区的西晋墓，较大型的都有宽大的砖筑墓室和长墓道，墓道长度一般在25米以上，如元康九年（299）徐美人墓的墓道长度超过37米。墓室四壁砌成外凸的弧线状，四隅砌出角柱，有的在甬道处还设有石门。墓中常置大型碑式石墓志。出土遗物中常有贵重的金饰和大量陶质明器。陶质明器有镇墓兽、牛车、鞍马及庖厨、家畜、家禽等，陶俑中有高鼻深目的西北少数民族形象，还出现具有时代特征的方形多子槅、翻口罐等器物。一些极简陋的浅葬土坑竖穴墓，墓内仅随葬一两件陶罐。郑州、南阳等地及北京地区的西晋墓，与洛阳地区的相近似。江苏宜兴西晋周氏墓地的墓葬形制与遗物既有西晋的时代特征，又具地方特色。湖南长沙西晋墓出土大量青瓷仪卫俑，地方特色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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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时期的墓葬：由于当时战乱频繁，民族关系复杂，因此缺乏像西晋时期那种统一的墓葬形制。西安草厂坡1号墓结构与出土器物还保留西晋的特点，但俑群中，除男女侍俑和女坐乐俑外，出现了战争气氛极浓的出行仪仗俑群，有武士、鼓吹和牛车，其中的人、马都披有铠甲。辽宁的北燕冯素弗夫妇墓，是同坟异穴的石椁墓。椁内壁绘壁画，设漆棺。椁内殉犬，椁外小龛中有牛、鸡、鱼骨，是较为特殊的葬俗。随葬品中还有印章、文具、漆餐具、金饰和玻璃器，以及大量铁兵器、甲胄、马具等。辽宁朝阳的后燕墓也为土坑石椁，椁内置木棺，椁室以上埋石刻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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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前期的墓葬：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的墓葬，其特点是从保留较多的鲜卑习俗，逐渐向接受中原旧制转化。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现的北魏初期墓葬，虽系砖室、木棺和有较多的随葬陶器，但木棺保留着前宽后窄的形制，还出土带草原民族风格的高足双耳铜、铜羊距骨、兽饰金指环、兽纹铜牌饰等，并有北魏铸造的铜虎符。这一阶段的晚期，中原因素明显增强。如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北魏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冀州刺史琅琊王司马金龙夫妇墓，为砖砌多室墓，由墓道、前后室、耳室及连接各室的甬道所组成。墓室总长17.5米，墓道长28.1米，全长45.6米。墓砖呈青灰色，砖侧模印“琅琊王司马金龙墓寿砖”10个字。主室西侧置石雕棺床，上置漆棺。墓葬早年被盗，但仍遗存367件陶俑。陶俑大都是侍从俑、仪仗俑，身披铠甲的步兵俑和骑兵俑。还有与陶俑相配合的驮粮马和大小马匹、骆驼等30多件。此外，有太和八年（484）司马金龙墓表和墓志各一方，延兴四年（474）姬辰墓志一方，安插在四个石础上的漆屏风一座。石础雕刻精美。屏风仅存彩画屏板。屏板上彩绘历史人物故事，各有题榜，堪称为罕见的北朝书画和石雕艺术珍品。(13)从墓室结构到随葬器物组合，特别是绘有列女故事的漆屏风等，都显示出中原的影响。但在墓内随葬大量披铠的步兵和骑兵俑，还有驮粮马、骆驼等牲畜模型，一些陶俑的面相还具有胡人特征，又显示了与鲜卑原来的民族经济、文化有关的特点。大同方山永固陵墓室前设墓道、甬道，后砌前后两方形墓室，四壁微向外凸呈弧形。墓中出土与佛教有关的石雕以及墓地与佛寺建筑结合，又显示了富有佛教色彩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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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后期的墓葬：自北魏迁洛到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墓葬形制在恢复中原旧制基础上又受到南朝影响。这时的墓葬多为方形单室砖墓，前有甬道和墓道，有前、后两室的只是少数特殊的例子。单室墓大多是青砖砌筑，少数是土洞墓，仅临淄崔氏墓为石砌单室墓。单室墓皆由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3个部分组成。墓室平面以方形居多，四壁稍稍向外弧出，一般为穹窿顶，少数作四角攒尖顶。砖砌棺床置墓室西壁或北壁下。棺床前陈列陶俑及其他随葬品。勋戚大臣的方形单室墓，往往加长墓道，扩大墓室，在甬道内加砌砖墙，设石门，并在甬道上方砖砌门墙或作仿木构的门脸。山西寿阳库狄回洛墓和山西太原娄叡墓内均增设帷帐，这可能与他们官阶最高有关。世家大族墓，墓内大都彩绘壁画，随葬成群的陶俑、动物模型和精美的瓷器。特别是北齐墓中较多地出现白瓷器，更是值得注意的新变化。另外，还常出土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的遗物，如波斯萨珊朝的银币、拜占庭帝国的金币，以及一些玻璃器皿和贵重金属制造的装饰品等。河北赞皇的东魏李希宗墓是具有前、后两室的大墓，这种前、后室墓在北朝后期是很少见的。娄叡墓壁画达240多平方米，画面主要是表现墓主生前生活的显赫场面和死后灵魂飞升的虚幻境界。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北朝壁画出现了受南朝风格影响的画面。例如济南东八里洼等地发掘的墓葬，墓中都绘有屏风。屏风内绘“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的图像。(14)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南北朝时期并不因政治上的对峙而影响南北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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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晋南朝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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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晋南朝墓葬是指分布在长江中下游、闽广和川滇等地区的吴蜀、两晋、宋、齐、梁、陈时期的墓葬。这一时期墓葬的发现地点较为普遍，但因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传统差异大，所以地方特点比中原地区突出，依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不同，可分长江中下游、闽广和川滇三个区域。其中长江中下游一直是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墓葬资料多，系统清楚，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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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墓葬：这一地区的墓葬可分为四期，第一期为东汉末至吴初（即3世纪初至3世纪中）；第二期为吴中期至东晋初（即3世纪中至4世纪初）；第三期为东晋至刘宋（即4世纪初至5世纪中）；第四期为齐、梁、陈3朝（即5世纪中至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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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大型墓中，后室分左右两室、前室附有耳室的券顶砖墓较多。已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孙吴墓是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墓。朱然墓发现于安徽马鞍山，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后室所组成。前室平面近方形，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后室平面长方形，双层拱形券顶。墓葬早年被盗，残存遗物140多件，包括漆器、木器、青瓷器、陶器、铜器和大量的铜钱。漆器数量最多，有10多个品种共60多件，器形多数是汉代常见的耳杯、盘、案、盒、壶、樽、奁等。(15)中型墓前设甬道的长方形券顶砖墓较多，随葬品多陶器，也有少量青瓷器、漆器、铜器、铁兵器等，还多随葬地券和五铢铜钱。小型墓有长方形砖室和土坑两种，随葬品只有陶器和少量五铢钱。这一期墓葬与当地东汉晚期墓葬差别不大，表明孙吴初期东汉旧制还没有较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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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墓葬的地方特征显著。大型墓多前附甬道的前后室砖墓。中型墓多前附甬道的长方形单室砖墓。大、中型墓室顶出现四隅券进式的穹窿顶，有的墓室两壁向外砌出弧线，墓壁有的设有灯台或砌出灯龛，墓室出现了排水沟、砖棺床和砖榻。随葬器物中青瓷器的数量、种类增多，釉色复杂化。出现褐色斑饰、褐色彩绘，甚至还出现褐色釉。新出现的器形有一盘二耳杯的组合、扁壶、多子槅、三熊足砚、动物形插器、唾盂和较多的模型明器；流行堆塑阙楼人物的谷仓罐、球形熏和附有兽足的蚕形虎子。较晚又出现了鸡首壶和球形虎子，还出现了陶牛车、陶马和陶俑。此外，棺内多葬金银饰品，有的出土玉佩珠饰，表明墓主人原是衣朝服入殓的。大、中型墓最具典型性的是江苏宜兴西晋周氏墓群。小型墓较前阶段变化不大，出现了甬道偏置一侧的作法，随葬品中也有了少量瓷器，如罐、碗之类。湖南长沙发现的西晋晚期的中型墓多随葬陶俑，有侍俑、属吏俑，更多的是武装仪仗俑，这大约是当时地方豪强势力强大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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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南京发现多处南迁大族的墓群，如南京北郊象山、郭家山王氏墓地、南郊戚家山谢鲲墓等。这类大族墓葬多为大中型墓。墓的形制有如前阶段的前后室砖墓；也有新流行的接近方形的单室砖墓和长甬道的单室砖墓；还有甬道前端做出类似小室的所谓“吕”字形砖墓。墓壁有的除砌灯龛外，还砌出棂窗。壁砖多有纪年铭，纹饰逐渐复杂。大约在这阶段的晚期，墓壁出现拼砌较大面积的七贤、荣启期人物画像砖。随葬瓷器减少，罐壶瓶类向瘦高发展，以凭几为中心的榻上用具逐渐成组。鸡首壶流行，耳杯两端上翘，槅多作圆形。新出现碗托、三足炉和六蹄足砚。器物上流行用莲花纹饰。墓志数量增多。较晚墓中出现了宋铸的四铢铜钱。南京发现的大、中型东晋墓中，有多座出土了推测为罗马制造的玻璃器，其中一座出土1枚嵌有金刚石的金指环和2只玻璃杯。(16)这类西方高级品的出土，为东晋时期海上交通的发展提供了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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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在丹阳胡桥和南京甘家巷、西善桥等地发现的墓，为墓壁砌出弧线的长方形单室、前设长甬道的大型砖墓，大约是齐梁时期的皇室陵墓。这种墓的墓室前方一般砌有较长的排水沟通向水塘，地面上一般都布置石兽、石柱、石碑等石刻。这种大型墓可分为两类：一类墓室全长在13米以上，长甬道内设石门两重，如被推定为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的一座和被推测为陈宣帝陈顼显宁陵的一座。另一类墓室全长在9米以上，设一重石门，如甘家巷梁桂阳王萧融墓。这种墓的墓壁，较早地流行较大面积的拼砌画像砖，题材除竹林七贤、荣启期外，还有羽人、龙、虎和鼓吹骑从的内容，如胡桥诸齐陵；较晚的则仅用莲花忍冬花纹砖，如甘家巷萧融等墓。使用莲花忍冬花纹砖的墓，有的还在甬道壁面拼砌出蹲狮形象，如前述陈顼的显宁陵。常州戚家村发现的画像砖墓，也应属于这阶段晚期的遗迹。这种大型墓都遭到严重的破坏，随葬品残存较多的是石制器物，有石榻、帷帐石趺、石凭几、石俑等，也有少量的陶俑、漆器、陶瓷器和玉佩玉玦等。中型墓则无石门，全长皆在6米以下，墓室多长方形和“吕”字形，砖多素面无纹饰，但随葬品一般保存较好。瓷器如罐、壶、瓶、唾盂等都更向修长发展，新出现的器物有装饰繁缛的莲花尊，一盒五盏的组合器、粉盒、细颈瓶、高足盘和啼形足砚。晚期的墓葬中出现陈铸的太货六铢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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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广墓葬：福建两广地理毗邻，各方面的联系密切，吴晋南朝墓葬的情况也较接近。两地发现较早的六朝墓多属西晋晚期；东晋以后的墓葬数量多，分布的区域逐渐扩大。本地区的两晋墓，较多沿袭东汉以来的多室墓制，南朝墓则以单室砖墓为主。墓道在墓室前端的正中或一侧，但东汉多室墓制仍有遗存。例如福建建瓯穆墩发现的梁天监五年（506）墓，墓葬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两耳室所组成，后室两侧壁和后壁又砌出25个小龛。广西融安4号墓，由前、中、后3室组成，3室间的两壁和后室后壁均砌砖柱。广东始兴赤南发现双棺室和3棺室合葬墓，棺室隔壁上增砌通气的小门或壁窗。福建六朝墓的墓室，都用花纹砖砌筑。砖面为绳纹或布纹，向墓室内的侧面大多模印钱纹、人字纹、菱形纹、米字纹、团花、十字纹、蕉叶纹等，也有少数饰以龙凤、飞天、菩萨、卷草纹的。随葬品主要是青瓷器。器形有罐、壶、碗、钵、孟、盘、碟、豆、杯、耳杯、五盅盘、多子槅和博山炉、灯、斗、三足盘、唾盂、虎子、水注、灶、仓等模型器。这些青瓷器，除了一部分专为随葬而烧制的明器外，绝大部分是当时的实用器。广州晋墓的纪年砖文，常见“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一类吉语铭文(17)，随葬器物与东汉墓截然不同，尤其是陶器，器形、釉色、胎质、纹饰都不一样。东汉墓常见的鼎、盒、壶、瓶、案等饮食器和屋、仓、井等模型器完全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四耳罐、碗、盆、碟、鸡首壶、虎子、三足砚等青瓷器。南朝盛行长方形的中小型砖室墓，随葬品与晋墓类同，但器类较少，造型趋向单调。此外，英德、曲江的齐墓中，发现波斯萨珊朝卑路斯所铸的银币，反映出5世纪后期经南海溯北江北上的这条交通路线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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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黔滇墓葬：四川、贵州、云南发现的蜀晋南朝墓葬的地点颇为分散，较重要的有自四川成都附近南迄西昌一带的砖室墓、广元绵阳的崖墓、忠县涂井崖墓，贵州清镇、平坝的石板墓，云南姚安砖石合砌墓、昭通的石室墓等。四川蜀汉两晋南朝墓分砖室墓和崖洞墓两个大类。砖室墓主要流行于成都平原，崖洞墓遍布四川山地和云贵北部山区。过去对蜀汉墓了解很少，经过发掘忠县涂井崖墓、崇庆五道梁砖墓和双流黄佛崖墓，才得到确认。蜀汉砖墓大多作长方形单室券顶，随葬蜀汉政权铸造的五铢、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铢是其特点。崖墓分单室、双室、多室（双后室）3种，形制与东汉崖墓相同，但墓室较低，墓门略呈方形。出土陶模型器，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青瓷器渐多，其基本组合为带系罐、盘口壶、碗，另有唾壶、水盂、坛、碟等。随葬汉五铢、王莽钱和蜀汉钱，也是特点之一。两晋之际，李特、李雄在四川建立成汉政权。随后，四川经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社会动荡，墓葬分布范围大大缩小，主要发现于四川盆地西北一带。砖墓和崖墓规模都趋向简陋窄小，均为单室，东北，葬具仅有木棺或无葬具，随葬陶瓷器。器形以带系罐、盘口壶、唾盂、鸡首壶、虎子等为主，制作粗糙。贵州清镇、平坝多小型石板墓，蜀汉西晋墓的随葬品与四川接近；东晋以后的随葬器物多与两广近似。云南地区的六朝墓大多发现于滇东、滇尤以昭通、鲁甸、曲靖、陆良、昆明、呈贡、晋宁为最多，不下数百座，俗称“梁堆”。梁堆采取聚族而葬的葬式，三五成群，分布在小丘陵或平原上。有坟丘，坟丘下墓室，多数是长方形单室砖墓，券顶。少数有前后室，前面有短墓道。也有砖石混合砌筑。晚期多作方形单室砖墓，两侧壁外弧，四面起券，形似覆斗。墓壁石砌，墓底、墓道用花砖铺砌。墓室顶部盖石上浮雕莲花形图案或日月三足乌，有的四角还雕出龙形。梁堆多数被盗。遗存下来的随葬器物很少，主要有铜制的容器、饮食器、摇钱树、铜铁兵器、陶模型器、金银饰物和汉五铢、王莽钱、蜀汉五铢，与内地同期墓的随葬品基本相同，属于汉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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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隋唐五代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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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581—960）墓葬发掘甚多，出土了大量的遗物。隋唐时期，国家较长期保持统一，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因此，在全国范围内隋唐五代墓葬呈现出大体一致的基本面貌。因受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各地墓葬也呈现出一些地区性的特征，南方地区更为突出。根据各地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的差异，可分为两京地区、北方地区、朝阳地区、敦煌吐鲁番地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赣江流域、福建地区、岭南地区等若干个区域。按各地区差异的大小，总体上以淮河流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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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方地区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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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两京”地区是指隋唐的长安和洛阳，为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地区发现的墓葬最多，也最具隋唐文化的代表性。与其邻近的陕西、河南、山西、甘肃以至新疆吐鲁番等地发现的隋唐墓，虽也各有一些地方性特点，但从全貌看，都与两京地区十分相近。两京隋唐墓可以分为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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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从6世纪晚期至7世纪晚期。墓葬沿袭北期时期的传统，流行方形或长方形单室土洞墓和砖室墓，大墓则盛行带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小龛的形制。随葬陶俑一部分是表现家内生活的仆侍俑，另一部分为表现墓主人出行的仪仗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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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从7世纪晚期至8世纪中。墓葬中刀形墓室盛行，墓道开始缩短，天井和小龛数量减少，而对墓室构筑却更加重视。墓内多随葬僮仆俑和园宅、假山、建筑模型，突出炫耀其豪华优裕的家庭生活。西安、洛阳的此期唐墓中，随葬较多的唐三彩器物和俑。太原唐墓壁画多绘制大幅的树下老人图。属此期的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等，除具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小龛外，还有前、后二墓室，墓内随葬品丰富，墓壁绘制大型出行图、狩猎图和击球图等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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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从8世纪中至10世纪初。墓葬中斜坡墓道更短，竖井式墓道流行，天井变少，小龛移至墓室四周。厚葬之风甚盛，多以金银锦绣为饰。元和（806—820）以后陶俑减少，经常使用装饰华丽的绢衣木身俑。表现墓主生前室内陈设的条幅式立鹤屏风画成了墓室壁画常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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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期相对应，各期的壁画风格，陶俑的类型和形象，陶瓷器、铜镜、墓志等随葬品的形制和花纹，也都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另外，从西安地区一些大型唐墓看，墓葬中石质棺椁的使用、壁画里仪仗队伍的构成、门前列戟的数目，大都同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相称，基本符合《大唐六典》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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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地区已知的多为开元、天宝以前的唐墓，主要有张秀墓、中山营子唐墓、八里堡唐墓、韩贞墓、左才墓等。此区唐墓的最大特点，是墓室通常作圆形或半圆形，大墓墓室往往以砖墙隔成若干小室。如中山营子唐墓直径12.88米，带石墓门，墓内又分隔出五个小室。墓葬有的在墓门外砌“翼墙”，有的墓内也砌出放随葬品的平台。朝阳地区以及内蒙古东南部至河北北部一带，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与两京地区基本相同，但也出现一些如人首鸟身、人首鱼身、双人头蛇身和其他怪兽等特殊的随葬品。人物俑类在朝阳地区已知的均为未经焙烧的彩绘泥俑，有的墓还用家畜、家禽实物随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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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自20世纪50年代起，先后进行了10多次考古发掘，其中包括了许多麹氏高昌和唐代的墓葬，并出土大量的遗物。麹氏高昌时期的墓葬，主要流行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室的四壁微向外弧出，墓顶平圆。埋葬方式多是在墓室内作放尸台，台上铺苇席，陈尸其上。随葬品以黑陶器为特点，这种黑陶器的表面多带彩绘，典型纹样是以红、白、绿三色绘出圆点、弦纹、莲瓣。墓中较多地出现砖墓志，也有土坯、木板和砂石做成的。有的墓中还发现绘有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唐代的墓葬主要是贞观至大历年间，即唐设西州时期的。与麹氏高昌时期相比，墓葬的规模增大，墓室四壁明显外弧。出现了双室墓、带甬道的墓和刀形墓，有的墓道上凿天井。墓顶有圆形、纵券、横券和平顶。尸体仍采用筑台陈放的方式。死者口中常含钱币。随葬品中的黑陶器减少，火候较低及未经烧制的器物增多。较多地出现武士、文吏、女侍、镇墓兽等俑类。墓内较普遍地出土绘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个别墓中还出有屏风绢画，内容为舞乐、牧马、贵妇弈棋等。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和丧葬习俗，使墓葬中大量的文书和织物得以完好保存，从而成为这一地区墓葬出土遗物的重要特点。尤其是保存下来的文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麹氏高昌和唐代的文书达2400余件，其中有契约、籍账、官府文书、私人信件、经籍写本、随葬衣物疏等。内容极为丰富，广泛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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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方地区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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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墓葬较多，为南方隋唐墓的中心区域。此外福建、广东等地区也有不少墓葬发现，并具有一定的区地方特色。